怎样正确对待有缺点、有错误的改革积极分子？怎样才是真正关心、帮助改革者？怎样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怎样警惕看人问题上的“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怎样防止下面的矛盾到上面找“根子”，上面的矛盾到下面找“靶子”的现象？
艾丰说：“我报道夏任凡这一人物，当时主观上是想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夏任凡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他改革遇到的非难和挫折带有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这也是我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他的根本原因。这篇报道的实质是就事论理，希望通过个别人的遭遇让大家认识上面说的这个道理。”
何以面对
15年后夏任凡的结局，这是事先谁也难以预料的。艾丰知道以后非常痛苦：这个自己当初曾经倾注过心血，费了许多周折而重新站起来的人物，为什么多年后竟得到这样的结局呢？因为此后他再也没有深入了解夏任凡的情况，只是作为老朋友偶尔相遇，他说不出其中深刻的原委，而只是陷入深思之中。
艾丰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闻人物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所以报道也必须以多侧面报道作为指导思想，从夏任凡身上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为夏任凡说话的报道中，我用很大的篇幅写了他的缺点和错误。后来他恢复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嘱咐：‘任何时候，都不要否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对他最担心的，是我在报道中说的那句话：‘他像一个不老练的船工，顺流直下、春风得意之时，忘却了险滩。’”
对夏任凡这个人物的最终下场，我们仍可以用艾丰的一段人生感悟《好人和坏人》去体悟。艾丰是这样说的：
坏人的误区：执迷不悟。
人犯错误，不见得都知道。糊里糊涂犯错误是常见的。
人做坏事，常常是明知故犯。贪污不对，受贿不对，盗窃不对，踩着别人向上爬不对，谁不懂？
有些犯罪的人，你会觉得他很蠢。难道你做这样的坏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会把你抓住吗？有人拼命搞钱，难道你要那么多的钱，不怕一花就露馅吗？
不是他们智力低下，而是“执迷不悟”。“迷”上了某个东西，便连常人的智力也没有了。
迷什么？权、钱、名、色。这四样东西，应该说都是好东西，但就是好东西也不能迷，一迷就完了。
“高官”艾丰：走向总编辑的历程
第一节锤炼“权术”
“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
——陈毅
“权术”这个词汇，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贬义词。说谁搞权术，等同于说谁搞阴谋，这样的人是不可交往的人。艾丰对权术原来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有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权术和学术一样是一个中性词，本身不应该有褒贬。搞学问有学术，学术有高低和对错之分，权术也同样有高低、对错之分。掌权是不容易的，它必然有术可言，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应该对权术——也就是掌权的规律有所了解。
有一次，艾丰与一些省级领导吃饭，他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任何人要掌好权，不讲权术是不行的。一位省级领导说：“这个观点比较新鲜，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一般人可能这样想、这样做，但不会这样说。”
艾丰笑着说：“这是我多年走了不少弯路，有了不少教训，才悟出来的体会，自己做得并不好。”
陈毅的报告
艾丰永远牢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听的一场报告。
当时，按照惯例，每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位中央领导给大家做报告。
1961年给大学毕业生做报告的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坐满了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陈毅元帅，态度诚恳、平易，语音亲切、洪亮，声调时而委婉、时而激昂，讲到激愤之处，击案而起，全场为之震撼、为之折服。
这一期毕业生赶上了好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学校里还有“红专辩论”、“双反——向党交心”等。在这些运动中，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同学们都写了不少所谓的“向党交心”的大字报，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这些材料挖空心思揭露甚至编造自己的问题，并且无限“上纲上线”地进行自我批判。这些材料都存放在每个人的档案中，成为大家心中的一大政治包袱。
记得陈毅老总在台上充满感情地说道：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那里写了不少过头的话，这些东西放在你们的档案里，将来到了社会上，谁还敢用你们？这些材料，要统统烧掉！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落了泪。
后来，艾丰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实事求是，仗义执言’，陈老总的性格，成了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实事求是，是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官之道’成了我的终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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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1）
在中国，有正义感不怕吃亏的人不少，而吃了亏能屡挫屡奋，葆有正义感的人却不多。
为人家说话让自己倒霉，艾丰一生中有过多次。艾丰不以为悔，还总觉得自己比较“皮实”，一生吃亏也很吃得起，吃了亏还能往前走。
1971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艾丰打成反革命，“罪状”很多，列几条看看：
一条主要“罪状”是“炮打江青，死保走资派丁莱夫”，另一条“罪状”是“给叛徒翻案”，还有一条“罪状”是“反林彪”。
在两年多的“审查”中，艾丰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他说：“那个时候，人们想自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这个飞来的灾难、天大的冤枉，艾丰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积极总结：“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原则都是实事求是。”
这些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艾丰的本性。有的人认为艾丰是“傻子”，有的人认为艾丰“聪明”。艾丰宁愿把自己归入“傻子”行列。他告诉别人，如果有一天他写回忆录，定名就叫《我一生做了哪些傻事》，书的序言是《我的墓志铭》，开头第一句话是“在这里埋葬的是一个被大家都认为十分聪明的大傻瓜”。
用人有方
聪明也罢，傻瓜也罢，一转眼，疯狂的年代过去了，青年时期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沉淀，变成了厚重的生命积累。时代在酝酿着下一出戏，在那出戏里，他在自己的领域成了真正的“领导”。
艾丰在这个角色上演得十分出彩，让观众受到感染，为之赞叹。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和工商部合并组合成经济部，艾丰出任主任。刚上任，他就发表了本书前面章节引用过的那篇就职演说，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对中国经济全局有总体把握，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他只具备半个条件，但他表示要尽快具备这三个条件。其实，除了研究经济问题和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艾丰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探求领导艺术——“权术”。
艾丰几乎日夜都待在办公室，白天完成公务，晚上写作看书、找人谈话。
这时的经济部，是由50多个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艾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一份全体员工名单，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晚上研究这份名单。他点着烟，眉头微皱，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做些记号，然后再誊写在自己特意准备的小本子上。他在研究什么？他在研究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的需求和每个人的发展前景。目的是什么？他认为，当部主任不仅是让人家干活，更要关心人，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他们的发展铺路。这就是艾丰独特而绝密的“人事档案”。
艾丰认为，任何领导者，在做事情之前，都要理顺思路。领导别人，要他们去卖力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只让别人干活。作为领导者，必须同时考虑下级的发展，必须及时调整他们的位置。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是双向负责的关系。不然的话，这种领导者是十分自私的，他们也不会被下属从内心里真正敬重。
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人的不同素质和发展前景，艾丰在工作中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
一部分人适合当领导，艾丰就为他们创造当领导的锻炼机会和提升台阶。
“反革命”（2）
当时部下面没有组，这么多的人都是由主任、副主任直接指挥。这既使主任们疲于奔命，又不能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他在部内首先推行了“土政策”——建立组一级的编制。三个组——工交、农村、财贸三个组，每组两个组长。报社不任命组长，艾丰就搞了“地方粮票”，自己任命。
给了组长职位，又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各方面的报道，由组长在第一线组织和指挥；以前，夜班是由主任或副主任带班，艾丰改了章程，夜班由组长轮流当主编带班，主任和副主任完成签发手续。艾丰给主编的权力很大，“我批了可用的，你们认为不可用，可以先不用”……
由于部内提供了舞台，这些组长本身素质也很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后来大都成长为报社或其他岗位的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副总编江绍高，1986年是一个普通编辑，艾丰发现他兢兢业业，一心扑在版面上，先是任命其为工交组副组长，后来成为组长，再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以后他调到总编室当了副主任、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副总编。《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皮树义，艾丰发现他工作踏实、思维敏捷，首先“破格”提拔其为财贸组组长，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主任。农村组组长吴长生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网络部主任。担任过农村组组长的何加正，后来当了副主任、网络中心主任。农村组蒋亚平后来当了人民网的创始人。工交组莫辛元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所属《经济导报》总编辑。工交组记者王清宪后来当了国家体改委《中国改革报》常务副总编和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总编辑、社长，再以后还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后来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经济部主任助理戴正庆后来当了《市场报》副总编、《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总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一把手。若干年来，从经济部成长起来的副局以上干部有将近十五六人之多。报社人事部门同志曾经跟艾丰开玩笑说：“你们经济部都快成了党校了。”艾丰也不谦虚，说：“应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在部下面设组一级，这个经验早就在报社推广了。
一部分人的追求是业务上的承认，各种原因使他们并不想“当官”，或者不适合“当官”，他们的需求是获得相应的职称。中级职称部内就可以评定，高级职称要到报社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
有些老同志目标是高级记者（教授级），从发稿的总量上是足够了，但需要增加拔尖作品的数量，这样评起来会更有把握，所以必须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条件。
有一天，艾丰路过建国门，看见荣毅仁新起的“巧克力大厦”，这是邓小平点名让他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应当说是改革开放的代表作。艾丰觉察到“巧克力大厦”是一个好题目，于是，他建议部内分工跑这个口的老记者计弘赓去写，而且建议报道题目就叫《巧克力大厦》。计弘赓是一位很有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记者，立即认识到这个题目的“含金量”，很认真地进行采访，初稿写出来之后，又同艾丰商量，艾丰也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这篇稿子在《人民日报》一版“断版”发表了，一炮打响，成为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这个最新的成果帮助她申请高级职称获得顺利通过。
对于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如果业务突出，在职称评定上，艾丰又总是努力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破格晋升”。有一年，全报社破格晋升了两位高级记者和两位主任记者，四个名额，经济部占了两个：一位高级记者，一位主任记者。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经济部的职称评定是《人民日报》各部门中评得最满意的部门之一，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艾丰敢于在报社职称评定会上为本部门的同志去争，主要是靠平时对编辑、记者在业务水平提高上下扎实功夫。经济部有一个始终坚持的会议，那就是每星期一下午的部例会。这个例会不仅研究和布置当前的报道精神和报道任务，而且总是以各种形式进行新闻业务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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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3）
对于年轻的同志他曾专门举办一个名叫“拿出合格品”的研讨班。当时在年轻同志中间存在一个问题：稿件写好了，匆匆忙忙就“交卷”，然后催促发稿见报。由于稿件写得很粗糙，编辑要花很多时间加工，组长和主任们也要花很多时间修改。虽然修改很多，但发表之后，这些年轻同志都不再研究为什么这样修改，而是见报大吉。这不仅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量，更妨碍了这些同志的进步。艾丰在研讨班上先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