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当然要搞产品，要经营资产，要涉及金融，要打造品牌，但这一切，在陶总的头脑里，都在资本运营这个总的理念下进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接着，艾丰根据春兰的具体实践，概括出了资本运营的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叫产品经营。企业不是为了搞产品而搞产品，搞产品是为了赚钱。第二种形态叫做资产经营。企业不仅要经营产品，还要把资产当做产品来经营。上面说的建第二个空调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资产经营的成功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快的发展。第三种形态叫做房地产经营。地方支持春兰的发展，批给它很多的地。这个地随着发展就增值了，地产增值就等于资本增值，之后再和人家合作，就有了更多的资本。第四种形态叫做金融经营。金融经营包括在金融机构中投资，还有股票、期权、债券等。第五种形态叫做无形资产经营。无形资产包括商誉、网络、专利、品牌等。
研讨会结束以后，艾丰把春兰的经验以资本运营为主题写成了新闻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2）
文章发表之后，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总觉得这件事不能到此为止，“资本运营”既然作为一个理论性的概念提出来，就需要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于是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轨迹作了分析。这个轨迹大概是：从产品生产到产品经营—从产品经营到资产经营—从资产经营到资本运营。既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核心，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有可能抓住企业管理的核心。说穿了，企业是资本运营的主体，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管理的提升方向，其实都是为了企业更好地运营资本，抓住了资本运营才算抓住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牛鼻子。基于这样的考虑，艾丰又提笔写了题为《谈企业管理的改革和提升》的理论文章，作为内参发表。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的注意。他在文章上做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建议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公开发表。很快这篇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
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好，好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艾丰同志你还有这方面的专著吗？你的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太简单了，我们企业觉得很重要，所以想多了解一些。”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党委书记看了以后自认为没完全看明白，就专门拿着这篇稿子坐飞机到了北京找艾丰探讨。
1997年，艾丰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又组织了武汉运用资本运营搞活国有企业经验的系列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又从宏观和中观层面阐述了资本运营的内涵。
现在，资本运营已经成了经济学中一个使用很普遍的词汇了，后来又写进了中央文件。其实，在艾丰那里，诸如“资本运营”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他在1993年最早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他在1995年全面阐述了“农业产业化”；他从1993年开始，始终坚持不懈地阐述和宣传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和名牌战略的内涵；他根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实践经验，提出要建立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在法律上解决“上溯一级责任”的问题；他提出“特色经济”、“中观经济”的概念；提出加快我国城镇化和重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提出用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这些见解不仅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且先后进入了中央决策范畴。
我们要思考的是，身居新闻岗位，并非职业经济学家，艾丰为什么能够首先提出这些前瞻性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的概念呢？
这就要探求他的方法论。艾丰对方法论研究有独特的癖好。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的时候，陶建幸作为十五大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间隙，当时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艾丰在报社宴请陶建幸。席间，艾丰对他说：“现在都认为资本运营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是我从你那里偷来的。”他用一个“偷”字，虽然带有一定的幽默感，但包含着对实践者的尊重。陶建幸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做是我做的，但总结是你总结的，最多是咱们的共同创造。”最后两人对“共同创造”达成了共识。这段对话可以代表艾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艾丰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方面的有分量的新见解和新提法，都是从实践者那里“偷”来的。他更风趣地说，记者就应该当一名“神偷手”，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人家还高兴。艾丰说的“偷”当然是一个幽默的戏说，实际上在他的方法论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实际。他曾经这样告诉别人：无论是研究新闻、经济，还是哲学，他的主要方法都是面向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实际中总结概念，从实际中上升理论，最后理论回过头来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般的理论工作规律，而且在中国就更加应该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不可能有人写出现成的理论给我们拿来就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3）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对此也有一番评论：“艾先生之所以能在经济领域里有所作为，关键是方法论对头，
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到点、到位……”
说到这个问题，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艾丰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们的一段对话：
一次，在四川绵阳召开“长虹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董辅礽、萧灼基、王珏、魏杰等许多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会议期间，在饭桌上，艾丰调侃道：“你们的头衔都是著名经济学家，我混到现在还只是著名记者，出席今天的场合不像你们那么名正言顺。在座都是权威，你们说说艾丰同志是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大家一听都笑了：“你怎么提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是著名经济学家！”这时，魏杰突然站了出来，严肃地说道：“我不同意，我看你不是经济学家。”大家一愣，问道：“那你说是什么？”魏杰哈哈一笑：“要我说啊！我说你是著名的经济哲学家，你是指导我们经济学家研究的。”顿时，整个饭桌笑成一团。
“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
魏杰的话，当然有语出惊人的目的，但也并非全是戏言。艾丰确实喜欢哲学，有比较扎实的哲学根底。1991年艾丰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之后，他的研究生时期的同学李德民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以调侃语气说出的话：“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
艾丰有两本“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一本为《中介论——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1993年出版后，首都哲学界和河北（艾丰的家乡）学术界专门开过三次研讨会研讨这本书，大家的评价很高。其中阐述的“一分为三”的观点，已为社会所熟知。魏杰教授当时曾在研讨会上发表《中介论》的读后感，说《中介论》曾经帮助他解决了三个经济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本则是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这本书也被同行称为“新闻哲学”。
◎1991年，艾丰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时光回溯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次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最高“限龄”搭上了这班车，考取了，并且成为研究生考试成绩文科第一名，新华社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说首届研究生招生发现了人才。艾丰对此解嘲地说，40岁当了研究生，还是人才？他的大学同学留校的都带研究生了。
然而艾丰一入学就遇到了烦心事：开学初，教育主管部门认为这些研究生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培养的干部，说干脆就叫干训班算了，到时给个结业证书什么的，不给研究生毕业证书。经过研究生院领导和学生们的争取，总算答应给毕业证书，但不给学位，理由是新闻根本就没有什么学问，还给什么学位？后来又经过反复争取，总算同意给学位了，但是，对新闻学的认识问题在社会上并没有解决。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还比较年轻，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是现实，我承认，但说新闻不可能有学问，我不敢苟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这种看法的‘发愤之作’。”事隔多年，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艾丰仍有不平之气。
的确是“发愤之作”！当年他一边学习研究生课程，一边动笔写作此书。老岳母得重病住院，艾丰要照看她，好多章节都是在病房里头写的。他一边看护岳母，一边写书，幸亏那时还年轻，精力旺盛，这本书从1979年到1981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
一门学科，要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就必须对其特定事物运动的规律进行理性的抽象。而理性抽象的第一步，便是建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谈采访的艺术、采访的体会、采访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什么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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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4）
艾丰提出来了：采访是新闻记者（包括业余报道者）为进行新闻报道所进行的了解客观情况的活动。这个定义纳入了采访活动的三个要点：谁——记者，为了什么——新闻报道，做什么——了解客观情况，三者结合，缺一不可。从这一概念出发，推出了采访的基本任务：迅速地了解到典型的有新闻价值的真实事实。从这一目的出发，又定义了记者采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活动。
就这样，《新闻采访方法论》从采访这个概念出发，沿着采访运动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是沿着理性的逻辑，层层深入，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材料，什么是角度，什么是立场，什么是客观公正，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严谨的定义和深刻的揭示，并且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实用的10种基本采访方法。
《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年一出版，立即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极大欢迎。第一次印刷53万册，两个多月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2万册，一个月内又全部卖完。
1987年底，《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找到艾丰，对他说：“最近在评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吴玉章奖金，里边有新闻这一项。我接到了两本书，要我推荐，我看了看，这两本书都不如你的书。要不把你的书推荐上去，我看还有希望。”艾丰犹豫了一下，说：“也好，试试看吧！”柏生很高兴：“我看肯定能评上。要评上了，艾丰，你可一定得请客。”艾丰嘿嘿一笑，乐了。
评奖结果出来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与郭沫若、吕叔湘等大师的著作为伍，获得当时我国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在新闻界，与艾丰一同得奖的，还有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同这些“学术方家”相比，艾丰这个40多岁的“老记者”在其中却是资格最嫩、年龄最小的，他自己确实有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之感。
至今，《新闻采访方法论》已再版和印刷十余次。其间，艾丰又奉献了这本书的姐妹篇《新闻写作方法论》。有关人士估计，这两本书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以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新闻领域从业的人，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不知道艾丰的这“两论”尤其是《新闻采访方法论》的人是不多的。这本书至今仍为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参考教材，而且是新闻从业者的必读书。换言之，读新闻专业，你就不能不读艾丰，以至于有记者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征教授讨教“怎样提高报道水平”时，得到的竟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艾丰的书好好看看就行，那里面有东西。”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看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的“申报理由”。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因为以前的采访学都是经验总结性的，而鄙人的采访学是把它上升到了学术体系。
第二条，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苏联的采访学我是大学学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我也翻译过，不过如此而已。我的著作采访思想和案例不仅有中国的，而且涵盖了全世界的，而我超出他们的部分是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第三个理由是，本书虽然是新闻学著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就是说提出了新的东西。如本书第一次订正了“第一手资料”的概念，纠正了中国词典的谬误，修正了美国和英国最权威词典的不足。又如我从哲学的角度上对“事实”这一概念，对“现象和本质”这一哲学范畴都做了有自己创见的深入分析。
这三条自我推荐理由，时至今日可能还会让有些人读来极不舒服。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谦虚谨慎才是美德，即使你肚里有十分的货，那你也得称它不足一分的价值。对此，艾丰也是了解的，所以他在“申报理由”中特别补充了这样一句：
各位评委看到我上面的申报理由，可能认为我很不谦虚，但本人对学术领域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地描述事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5）
这也就是他的学术风格。一次，一位新闻界的同行对他说：“我看你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先看的前言，一看里面的口气很大，说看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冲着这几句话我就买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艾丰笑着说：“你中了我的‘计’了。我认为，任何新的东西问世，都首先是自吹自擂，这是规律。因为所谓新东西，就是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告诉大家，我发现了你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