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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主流意识已不存在约束文化创造和创新的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在文化上一贯善于创造、善于创新，并且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一下子成了最大的文化消费者？正如学者所说：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别人使用，我们这个发明者反而要向使用者缴纳版税，简直不可思议！难道是中国人傻了，大脑退化了？那么，我们傻在什么地方？又是在什么时候退化的？
众所周知，文化创造与创新最需要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人的想象力和知识素养。什么是想象力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凭空想象出来的。想象力，不过是记忆力高度爆发的结晶而已；在个体人身上，创作的灵感以大脑深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知识及个人的经验为资源，或是浅度记忆，或是深度记忆也即潜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又是什么呢？记忆就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然而，我们在近半个世纪即两代人这样长时间所受的教育，是阻断民族记忆的教育。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由政治需要进行解释和选择。在遍及城乡的一次次“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改造中，传统文化的各种载体和传统的民风民俗被清扫殆尽。我这样年近古稀的人也成了“一代新人”，何况现在的中青年。我们对我们祖先，对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没有多少认识。再加上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让我们高兴的事就记得住，让我们不高兴的事就忘掉算了。我们喜欢炫耀“过五关斩六将”，而不喜欢提“走麦城”。请看，现在热播的电视剧都取材于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是汉唐盛世就是康乾盛世；即使官方文件谈到改革开放后才实行的符合潮流、符合人心世道的政策时，也是这样表述的：“自建国以来，我们一贯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一贯的方针政策”等等，一下子就把肆虐了20多年的“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轻轻抹去了，“反右”和“文革”似乎没有发生过，致使今天的年轻人以为我们从来就是这样享有一定自由度并且市场上什么东西都不缺的，以致怀疑起何必搞什么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道德败坏，贪污腐化，问题成堆，远远没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政治清明，人人都是雷锋；对待我们过去曾和某一个邻国进行的长期悲壮的战争，也是随着形势有时淡化宣传，有时强化宣传。弄得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最糊涂，最没有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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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概谈（8）
而且，我们多年来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接受的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唯物主义教育”，以领导人的思想为思想，独立思考几乎是一种引火烧身的犯罪行为。这种文化生态养成了我们的思想方法是线性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好即坏……线性思维只会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只会顺着一条线往前想，逆向思维的能力很差；我们的思维模式呢？又是方形的！像一个盒子似的是有边界的，过去强加给我们的条条框框松动以后，我们自己大脑里的条条框框还一时不能破除。现在是上层领导人不断号召我们“解放思想”，而我们自己反倒常常举步不前，并不因为我们害怕什么，而是线性的思想方法和方形的思维模式早就成了我们的思想习惯。我们脑子里的政治细胞挤压了艺术细胞，政治敏感性太强而艺术直觉太弱。中老年人是这样，改革开放后才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又如何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虽不像中老年人那样被强制接受单一的思想教育，却是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开放以后大量西方的和古代的文化精品涌入人们的视野，但应试教育下的大、中、小学生被考试压的喘不过气来，他们只喜欢让人轻松快乐的“快餐文化”。“任其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尔！”不管你有多少富含营养的好汤，他们只爱喝甜水。搞的###门没办法，为了吸引学生读课本，一个拥有巨大文化财富的国家竟然把流行歌星浅薄的唱词编入教科书，真是天大的荒唐！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下，很多青年人除了考试，别的什么都不会，“高分低能”是普遍现象。所以，现在受过教育的老、中、青三代人包括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有些人或许在专业上很精通，但知识面普遍狭窄。
缺乏历史感，缺乏历史知识，人文素质较差，个性得不到张扬的人，怎能有广阔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脑海中就没有多少精神资源。为什么一年生产的几万集的电视剧多半取材于古今小说或者是传奇？就因为那东西不需要投入多少想象。故事是现成的了，人物是现成的，再东一把，西一把，杂七杂八抓些小作料，让演员穿上古人衣服搔首弄姿一番就大功告成。反正现在观众的水平也不高，只要他们看着热闹就行。你让创作者去写一部像《大长今》那样古代厨娘成为“成功人士”的故事，他必须从头开始搜集大量历史素材，对古代人物从头开始熟悉。因为他脑海中除了古代四大美女之外，就没有古代一般妇女生活的影子。很少人会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中盛行“炒作风”，有人很反感，我却认为是很自然。我们有13亿人口，肯定有天赋异禀的男人和天生丽质的女人，其绝对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即使人们的历史感弱，文化素养差，知识不够全面都没有关系，总会有佼佼者不断涌现出来，投入附加值最高的、最赚钱的行当——文化产业。但是，正因为他们靠的是天赋异禀和天生丽质，所谓“天生丽质自难弃”，可是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所有的“星”自身都缺乏创作能力，更缺乏原创性。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部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必须“炒作”，必须“包装”，他们不敢、也不能“素面朝天”，只能以绚丽夺目的外表来弥补内在的苍白。让人们眼花缭乱才能将自己卖出去，目前的文化产业充分体现出是一种“眼球经济”。他们没有在思想话语上、在生活哲理上、在情感追求上引领社会潮流的能力，只能在外表上引领时尚潮流。目前的文化产业圈子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热闹；我们现在还不能制作出有深厚文化底蕴、代表中国特色、独具个人魅力的文化商品，以内在文化含量去打动观众，就必须策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掀起“集体性狂欢”。正好，缺乏历史感、知识素养也不高的群众也不愿意作什么深度思考，需要的就是你逗我乐，叫我高兴。这也表现在我们目前向国外引进的演出业中，组织演出也是一门文化产业。请到维也纳和柏林这些音乐之乡去看看，那里经常打出这样的广告：“你想到中国去免费旅游吗？只要你会一种乐器，请来报名吧！”，经过简单挑选就组成一个乐团，到了中国却成了知名大乐团，一张门票上千元，并且保证卖得出去。所以我说中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正好适合中国目前的受众，可以说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处在“泡沫繁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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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概谈（9）
然而，我还是很乐观的。近年来已经有些不少具有天赋的男女艺人开始用我们通常说的政治用语那样“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了。先以天赋的特质打动人，通过商业炒作进入并占领市场后，最终不满足现有的一闪而逝的光辉，想尽力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开始使自身更加完善，这个过程在目前已经显现出来，并且已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在文化产业中大力吸引民间经济进入，文化市场进一步规范，文化产业取得更多的准入领域，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肯定会努力提高个人的文化水准，深入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从历史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中去吸取精神养料，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文化产品来。因为文化市场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产品的激烈竞争，经济的驱动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强大。父母的严厉苛责，老师吓人的教鞭，领导的指示，政府的命令，统统不如市场竞争来得残酷。市场竞争会迫使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奋起直追。不然，你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在竞争中你就会败下阵来，变成一名失败者。不久的将来，等表面的花样都玩够了，人民群众也逐渐成熟，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再满足于目前这些浅薄的东西的时候，那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艺术品才能占领市场成为商品。那时，你就得拿出真玩意来。
结 语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的文化产业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化运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科技、经济、军事等等方面领先，更通过他们的文化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推行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国家的文化不是以其历史文化的悠久、丰富优于中国，而是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在全世界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其他产业方面，也许我们还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赶上，独有文化这一领域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在出口商品上，本土文化产品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卖点。我们并非要用本土性的文化对抗全球化，而是用本土性文化参与到全球化中使全人类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除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外，文化就是第二生产力，是生产高附加值的最重要的手段，坚定不移地依靠民间力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给民间文化产业以政策支持，全面放开文化市场，充分调动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从事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能比其他产业发展的更为迅速，在更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在我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成为一个有全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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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再说《大风歌》
1956年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势最好的一年，毛泽东用诗人的语言表述了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据内部传达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已开放到了准备出版《蒋介石选集》的地步，可见社会的自由度。那时真正是人人心中舒畅，生活蒸蒸日上，如俗话“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我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在1954年高中即将毕业时受到不公正对待（见拙著小说《青春期》），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移到黄河岸边务农，而也正是在1956年，我却被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似乎家庭出身已不再是求学求职的一大障碍了。总之，我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诚唱出了这首《大风歌》。可是转眼到1957年我却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首先发难的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当时看来如同“圣旨”，这决定了我以后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今天再读这首诗，不能不说我还真有点超前意识，副标题“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吗？并且诗里还预见到了“知识经济”的来临哩。改革开放后，我想我仍保持了那点超前意识，譬如“下海”和在新时期的一系列言论。当然，诗中也预示到“任那戈壁滩上的烈日将我折磨／忍受深山莽林里的饥渴”。《大风歌》简直是谶语。
可是自《大风歌》后我再写不出诗了。诗人必须是将假象当作真象的人。只有假象令人兴奋，令人哀伤，令人快乐，令人愤怒（“愤怒出诗人”）。真象只让人沉思和冷静。自经历了“皮破骨损”“满身伤痕”，尤其是1960—1962年与全民共渡中国可怕的大饥荒，我从劳改队的破停尸房爬出以后（见拙著小说《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使我情感产生波动，在瞬间爆发出灵感的火花了。人一“务实”便无诗可言，我已失去了诗的境界和高度。
此诗写于1957年4月，发表于《延河》文学月刊1957年7月号。那时我是多么热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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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1）
缘 起
2004年11月8日夜10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也就来了精神。她向我约稿，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忘记“文革”是怎么回事了，《收获》策划了一个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她要每个作家朋友都写一篇回忆“文革”的纪实性文章，形式不限，长短不限，还告诉我大冯（骥才）答应写一篇《抄家十日》，述说在“文革”中他家被抄的经过。我说你这是在做功德无量的事。“文革”几乎使我们民族精神致残，现在讳言“文革”以致人们逐渐淡忘“文革”，正是我们大脑神经受损的症状之一，如不治疗，还会干扰我们今后的历史。我一定写，一定写，决不再爽约。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昨晚通话中，听小林叫我写“文革”，开始时我却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