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来此视察并留下题词的各级领导很多，我最欣赏的是文化部长孙家正的话：“真好玩！”我想，小说的最高境界大概也不过是“真好看”而已吧。
浏览了我的“博客”，看到很多对我的溢美之词，当然很高兴，也很惭愧，今天我只想和与我意见不尽相同的网友聊聊我的看法。一位名为“更生”的网友说，“老张；我知道您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但我对您的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我甚至怀疑；如果没有国民性的根本改变；所谓的体制改革，所谓的高速发展，所谓的法治建设人才辈出，都是虚假的昙花一现的；就像汉唐盛世的昙花一现一样；您对国民的态度显然与鲁迅、孙中山的不同……”。我要申明，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和几个精英就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可能我在个别场合评论个别人物时说过类似“捧场”的话，但将这种观点推而论之显然是有害的。中国人经常被迫让“一个和几个精英”作为其代表的时候太多，有的还跟着“代表”瞎起哄，结果证明“代表们”只代表他们自己；中国人缺住房、缺医疗、缺教育……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更缺衣少食，生活用品极其匮乏，却从来不缺“代表”。
然而，我确实认为“国民素质不是决定因素”。我在1997年出版的20万字的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中，就曾专门针对《国民素质忧患录》写了一章《干部素质忧患录》。值得我们“忧患”的不是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对中国前途起决定性作用的也非国民素质而是干部素质。当然，“忧患”的不是干部本身，而是选拔干部以及提升干部的那套机制。强调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不高”，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才能使民主政治真正得以实现的观点，从孙中山先生开始就深入人心。他老人家曾规定在实施“三民主义”之前必须有个“训政”时期。“训政”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意识，从民国时期一直贯穿至今。请问，老百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选出什么人来代表自己，必须由政府加以训练和指导，这叫什么民主政治？中国人长期遭受被人操纵、被人利用的“民主”之害。还有，试问：由谁来测定国民素质的高低？由谁来评定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已经到了可以由他们自己选代表的时候了？
我的态度（2）
（此处略去4600字）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1）
——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谈话
日本《产经新闻》筹划了个栏目：在世界每个重要国家各请一位人士谈“我所选择的20世纪10大新闻”，从中可以看出各国文化的差异。为此，日本记者山本秀也2000年6月专程来宁夏采访我。我以自己的视点给了他一份个人答卷。随后，他顺理成章地请我谈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我说，我对中国的未来一向是乐观的，自###发表了“###”的重要讲话后就更为乐观了。日本记者当然一时不能理解中国的领导思想对中国现实的支配作用。我只得试图给他解释，说了下面这番话。
首先，###“###”的重要讲话是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既总结了中共的成功经验，又接受了包括“文革”的灾难与苏联东欧解体的历史教训，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正在急剧变化的新世界，给中共制订的新的立党之本。当今世界，科学的新发现及高新技术的发展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从而在很多方面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的观念意识与思维方式。这可以说是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在瞬息万变之中。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局面逐步形成。中国正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力图成为国际社会中负重要责任的一员。“###”的讲话在风起云涌的新旧世纪之交发表是非常明智非常及时的，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形成完整的指导体系的表现，证明了中共的生命力和领导能力得到强大的更新。
过去，由于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过份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将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变革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种错误到“文革”恶性膨胀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面扼杀了社会生产力，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如今，中共致力于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完全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出发来调整生产关系，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才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体现了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可以在国有制经济中产生，更可以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私有制经济中产生。在知识经济时代，智慧、知识、信息、发明发现、观念理念、创意策划乃至品牌名誉都会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量化为资本，社会经济活动中越来越突显出个人创造性的重要，这种新的生产力肯定会形成个人化的生产关系，即使在国有制经济中也不例外。###适应时代本身的要求提出的这第一个“代表”，将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第二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的“先进文化”以什么来界定呢？我认为凡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文化都是“先进”的：对文化的最根本鉴别在于它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制度、体制、机制、组织等等包围着人们的人文生态大环境，即我们通常指的“上层建筑”。过去，我们一提到文化必加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冠词。这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是主观的文化区分极易陷入意识的混乱患上偏执狂，终于非理性地闹出一场以“无产阶级文化”冠名的全民大劫难。实际上，列宁早就说过共产主义必须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今天，###不止是重申了列宁的教导而且对文化的先进与否给予了现实的验证标准。我们都知道生产力的主要要素是人，小而言之，凡是能激发人的创造性、激励人的勇气与改革精神、提高人的知识、志趣和人生境界，以及丰富业余生活的休闲娱乐的文化都是“先进文化”。主流文化从此赋予了空前广阔的包容性。大而言之，就是要不断完善使社会生产力能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文生态大环境，使“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适应并促进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而“先进文化”是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种族，不分中国外国，不分古代现代的。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首次大开放，给我们吸收全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敞开了大门。我相信，###提出的“###”，将大大加快中国成为文化大国的进程。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2）
共产党一直是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但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自身才能得到彻底解放，何况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非要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境地。在发达国家，古典式的无产阶级已逐渐萎缩，持有各种股权票证的工人群众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已是社会的主要阶级；不断进步的高新技术使“产品”到“商品”价值中的体力劳动含量微小到几乎可以不计，第三产业的兴起产生出众多的个体劳动者和小业主；知识经济在迅猛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同时，更使工人阶级发生从未有过的转化和分化。这也在我国初见端倪，况且我国国有企业改造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要让工人成为持股人。“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让社会各阶级、阶层获得了平等的经济地位，中国开始向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迈进。所以，不论从基础理论和社会现实上讲，中共都必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不再只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要宏观协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使国家成为全民利益的共同体，才能稳固地保持领导地位。中共在20世纪末顺应世界潮流扩展了自己的代表性，同时也意味着扩展了自身的组成成份和服务对象，党的属性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真正对接，从此，中共的历史翻到了新的篇章。我回答日本记者说，在我所能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不断改变执政党，而是执政党不断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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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1）
从外地回家，翻阅案头邮件，看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寄来的约稿函，方知人民政协已成立55年了。算起来，我从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开始，历经六、七、八、九、十届迄今，连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已有了22年的参政议政的经历。55年的政协史我几乎参与了一半。时间漫长而又觉短暂。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我将来要写回忆录的话，这个过程与这段人生体验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因为其重要而又宝贵，我不愿轻易示人，想留待以后仔细叙述。但既然接到约稿函，又觉得应邀写稿是我的义务，况且来函也说的很清楚，不用长篇大论，只要3千字即可，因而匆匆写下下面的一些文字，以作为人民政协55周年的纪念吧。
1983年我参加第六届人民政协大会时才46岁，刚从劳改农场平反出来不久，当时我们文艺组都是文学艺术界的###大师级人物，很多还是文革前的老政协委员，我既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年轻的一代，又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学生，不敢在小组会上贸然发言，只能聆听老师们高谈阔论。那时，小组会的发言多半是通过对“文革”的控诉来表述对未来改革的期望。我听来，我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比起老人们的苦难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那种对祖国的忠贞和对党的信念，让我深为感动。一天，小组秘书突然通知我到中南海的统战部开座谈会，与会的还有十几位政协委员。初识阎明复同志，谦和直率，有彬彬君子之风，座谈会气氛融洽宽松，我也不揣冒昧地高谈阔论了一番。大意是：中国共产党有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决心和魄力，而要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必须先改造自身。改造自身应首先从改变自身的党员结构开始，现在的中###员，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文化水平相对说来较低的工农群众，几乎百分之六十还是识不了多少字的农民，靠这样的党员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我建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要让知识分子在党员中占多数。这样，中国共产党因党员结构的变化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我谈的大题目是“改造共产党”，很敏感也很吓人。作为一名新的政协委员，可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谈了也就谈了，抱着既然要我说，就一定要说真话的态度。而没有料到的是，不久之后，我们自治区宣传部就找我谈话，说我的发言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注意，还作了批示。转眼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始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了。我就是在当年的“七一”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报刊杂志上掀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文章接二连三，一时间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好象又要搞什么中国人所熟悉而又深受其害的整人“运动”了。国内外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人士无不敏感。这个话题是那年“两会”期间的热点。当时，在文学界中，我是一名最有“争议”的作家，如有“运动”我必首当其冲。大概是考虑到如果由我出面澄清一些疑问，可能对海外媒体有点说服力吧，于是那届政协会就由我与马烽、###才、邓友梅四位作家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接受海内外记者采访。可是这对我们每一人来说都是难题，说赞成“反自由化”是违心之论，说不赞成则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果然，当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问到中国作家对“反自由化”的态度时，我们四人面面相觑，但又不能“无可奉告”，我只得模楞两可地说，“我相信中国作家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在政治上肯定会进一步成熟。”第二天，各报都在头条位置报道出来，朋友们都说我回答的得体。不久，这场风波就烟消云散，中国文坛又复归平静了。
作家参政议政，不像做实际工作的各级官员或科技界、企业界、卫生教育界委员那样常常有具体的建议和提案，说好听点是“宏观”，说不好听其实是坐而论道，务虚多，务实少，所以一般来说采取的是小组发言的形式。这么多年来，我作专项提案较少，但每次大会中的小组会上还算是积极发言者之一。至于大会发言，只有1983年代表文艺组作过一次。而我在每次小组会上的发言也都受到领导人的重视，这是我深以为荣的。譬如“对贫困地区要将输血型救济变为造血型帮扶”的问题，“城市化建设、特别是小城镇建设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条出路”的思路，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这些事情就有过陈述。到90年代，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对“西部大开发”的难点和障碍；对我国目前的教育不适应社会需求的情况；在注意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更要注意改善我国的人文生态环境；要在建设一个经济强国的同时争取将我国建成一个文化大国的问题等等，我在小组会和联组会上也有过发言。最近几年，因为我个人在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上有了一定的经验，所以比较关注文化产业的发展。我曾提出，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第一必有第二，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是第二生产力，我的体会是：文化就是第二生产力，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而且也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作为共享资源、公共产品的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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