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壁华、方深、王拓、郭同震等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开始了一段在后来的岁月中被历史和他们所共同怀念和记忆的独特旅程。这次旅程跨越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长达两万多里。历时一年多的演剧生活，他们举行了上百场演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积极宣传抗日，这群少男少女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毅然用稚嫩的嗓音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书中有放声歌唱的激情岁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更有血与火洗礼下的时代印迹，大时代变动中的人心沉浮，以及那本发黄了的日记本上留下的那些饱含着泪与痛、笑与美的青春记忆。
谨以此书献给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团员们，
以及那些在战争年代把自己的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中华民族的人，
他们将永远被铭记！
一群北平大学生的故事
写这部书的动议，是从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团体日记开始的。
几年前的一个夏日，当我在张昕老师家看到那部保存完好的60多年前的珍贵日记时，那黑色的半软半硬的封面，那一张张泛黄的纸页、纸页上那些由十几个人用各自不同的笔迹写下的或工整或潦草，或清晰或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的笔迹，都让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和一种最近距离地面对历史的震撼。我很难抗拒这种力量对我的吸引，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决定要把日记整理出来。
那个夏天的很多个夜晚，我是读着这些日记度过的。
这是一群北平大学生的故事。
那时他们年轻，年轻的生命充满着激情和浪漫。他们做着那个年龄的人爱做的梦，发表着那个年龄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种种评判，他们青春的脸庞活泼的身影，闪现在古老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学里：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1937年，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依靠，生死相联。
在相隔1937年60多年后的一个日子里，应我的请求，他们之中还健在的几位老人坐到了一起，回首往事，93岁的荣高棠老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头头，感慨万分，他说：
“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过。”
我注意到他用了“最值得记忆”这样的语言，并且强调“以后再也没有过”，这让我感到意外。荣高棠曾经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他经历的沧桑和辉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提醒他，这一年其实既不是你一生最有成就的一年，也不是影响你仕途的关键时刻，甚至不是你生命中最惊险最艰难的阶段，即便如此，你也真的这样评价吗？
“是的，就是这一年，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参透人生种种的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他甚至用着半开玩笑的武断口气对我说：“你用不着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我们也用不着对口供了，我完全可以代表大家，尽管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展，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永远是这一年！”
那是怎样的一年！那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些充满个性的鲜活青春记忆又有多少存留在他们的心里，鼓舞着他们走过漫长的人生路途？
一个个问题在我面前展现，可惜，日记并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它只记载了1938年2月到10月这段时间里的部分事情，而且，从表面上看它还是琐碎的。于是，我开始探访那些健在的老人们，并对昔日仅存的历史资料一一进行艰苦的查询。
有人说，历史学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擅长把支离零碎、断裂残破的史料点化成为让人兴味盎然的完整叙述，使人们对往事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是历史学家，但这种说法却鼓舞我不断地通过“发现”、“鉴别”，抽出种种细小的线头，小心编织，把埋藏在岁月尘埃中的故事呈现出来。
就这样，在整理日记之余，我终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下来，并希望通过这些对昔日历史的片段回溯，展示那个大时代，展示年轻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所走过的艰难的历程，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处于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交流和思考……
一个伟大的女性
……故事真的是很老了，那是1929年初，一位坚强的女性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带着六个孩子从老家回到北平，买下了这座大院子。这里曾经是梅兰芳的房产，三进套，前后有五个院子，大小十八间。一进院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带栅栏的大车门，水泥甬道，是用来走车的，两旁的空地上有竹子、杏树、和三棵高大的老槐树，一路走进去就让人感到幽静和舒适。二进门是北平传统的四合院大门，圆形的门洞，旁边是门房，门洞后是环着院子的房屋，多是用来放东西和住佣人的。三进门里才是主人们住的地方，迎面一排宽大的北房三大两小，隔开一段是东西厢房，从侧面绕过去是通往后面的两个小跨院。房子是父亲的结拜兄弟帮着看的，母亲所以选中了这里，更多的是看中了这里的幽静，它们宽大空旷，可以让她有施展的余地，她的孩子们也需要这些空地，她想要他们在这里有自由的空间，过一种淳朴的田园般的生活。
这所院落里没有父亲的身影，只有父亲的灵堂。灵堂设在后面的跨院，是用原来的一个花房改造的。灵堂很大，长条供桌上摆放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下是放大成照片的父亲亲笔遗嘱，遗像前供奉着每日与家人一样的食物水果，还有开在不同时节里的鲜花。灵堂门口一边一棵梨树，开花时满院花朵满院飘香。母亲让孩子们常常到那里去玩，那里一尘不染，充满生气，孩子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一丝阴森冷落的气息。
父亲张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曾经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任教，北伐时曾出任第一集团军炮兵总指挥。他军人的辉煌生涯似乎和孩子们关系不大，他魁梧的身材却让孩子们记忆深刻：一米八五的个头，方正的脸膛——大眼、高鼻、阔嘴，永远腰板笔挺，孩子们要把头使劲地向后扬起，才能把父亲看全，在孩子们心里他真是一个很帅的父亲。
因为小，孩子们并不懂得父亲，只记得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每次出门前告别时总要逐个捏鼻子的亲昵动作。直到有一天，这位正直的军人以一种孩子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才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竟是那么宝贵。
长大后，他们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是1928年初，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挂帅第一集团军发动二次北伐，准备统一中国，父亲受命担任炮兵总指挥。5月，父亲率部队向山东进发的途中，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调他到徐州参战。部队尚在行军途中，他只来得及自己赶到徐州，徐州已经失守。事实上，狡猾的上峰事先已打定嫁祸于人的主意。性情刚烈的父亲面对败局痛苦不堪，彻夜难眠，终于留下遗书，饮弹自尽！他本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他是一名军人，认定自己要为整个指挥系统的失误负责。那时候，母亲不到四十岁，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儿子14岁，最小的弟弟只有3岁。
一个美满的家庭顷刻就失去了支柱，母亲痛彻心骨，追悔自己没有在丈夫身边给他最大的安慰。两个月后，北伐战争结束，隆重的悼念仪式，蒋介石亲书挽幛——深蓝色的缎底衬着四个银光熠熠的大字“精神不死”，以及在中山陵安葬的规格都不能抚平失去丈夫的伤痛，母亲谢绝了丈夫生前好友慷慨捐助的好意毅然抚棺回乡。
母亲的性格是温顺的，在乡下，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老人，替丈夫尽作儿女的一份孝道。母亲的性格又是倔犟的，在公公执意要她们留在乡下，考虑给男孩说一门亲事，过两年再给女孩子们说下个婆家的时候，她毫不妥协的坚决反对让老人感到震惊。盛怒中公公抓起了拐杖想要打人，母亲的手立刻就按到了身旁的茶壶上，公公见状只好作罢。最终，母亲不顾公公的反对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北平。
母亲这样做有她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在丈夫的遗像前，母亲一次次地立下誓言，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张家三姐妹
孩子们就这样在母亲的一片天空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父亲的不幸早逝并没有在她们的生活里留下太重的阴影，相反，父亲的正直豪爽，母亲的严谨坚毅，却在他们的性格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1934年，高中毕业的哥哥突然提出要报考黄埔军校读炮科。听到这个决定，一直远离军政界老关系的母亲心头的伤痛好像又被触动了，但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她还是同意了。很快，哥哥就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三姐妹已经长得惹人喜爱。
大女儿张瑞珍（后改名张楠）考上了中国大学国学系。她长得高挑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透露出思索的神情。她的体型像父亲，性格却像母亲，沉稳、独立、反应快，遇事有主见。她喜欢体育，尤其喜爱镖枪运动，经常一早就骑着单车出去，在学校空旷的操场上练习投镖。当镖枪从她挥舞的手臂中高高地飞起，划出一道弧线冲向远处的镖靶时，她的心里就涌动着青春的喜悦和激情。
二女儿张瑞芳正是豆蔻年华，她中等个子，端庄秀美的脸庞，眉宇间透露出青春和灵气。还在北平女一中读书的时候，她就被那里浓厚的演剧气氛所感染。学校逢年过节总要举行演出，参加的不仅是学生，连教师工友都同台演戏，这对天生就喜欢表演的她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成了班上的游艺股长，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到排戏上，田汉的剧本是她们的首选。她多半演女角，在和扮演男角的女生对白的时候，常常要忍不住笑起来……
就在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心病者》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余克稷的北平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这位临时请来的导演，被眼前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吸引了，每周都要给她写一两封信。瑞芳躲在宅院二进门口，抢在第一时间从拉门铃的信差手里接过信来，读着那些热情的话语，她的心里被朦朦胧胧的感情所掀动着，那时候，她还弄不清这是不是爱情，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后来会和他发生那么大的关系。
1935年秋，张瑞芳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没有戏剧系就上了美术系。脱下了蓝短衫和黑裙子，穿上了让体型显得更加秀美的旗袍，再也不用啃那些让她感到头痛的数学了，她的艺术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释放出来。
那时候，三女儿张瑞珊还是一名中学生，她已经把名字改为张昕。和二姐不同她喜欢数学，一向功课全优，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难考的、学费全免的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插班进入女一中，一年后即将报考清华大学。
在张家的女孩中，她显得聪明文静。我见过一张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她身穿白衬衫黑色长裙脚上一双黑皮鞋，骑在一辆自行车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轻轻地飘起，夏天的阳光抚摸着她的脸庞，把她健美的身影留在胡同长长的土路上，在她身后不远处，是四合院的高台阶和厚实的大门。那张照片虽然有些模糊，看了却让人有些爱不释手，老北平古朴宁静的胡同衬托着车上姑娘清纯的笑容，让看过的人不由地有种期盼，希望生活永远像这个夏天一样的单纯宁静阳光明媚。
那时候，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张家的三个女孩，就像是三朵正在绽开的花朵。她们虽然并没有像母亲最初希望的那样学作医生，但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喜好，而且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这足以让作母亲的感到欣慰了。尽管如此，埋藏在母亲内心深处的创痛仍旧长久地没有消失。每当父亲的忌日，或是节日的时候，她总会病卧在床上，独守着那份静静的思念和忧伤，在左邻右舍的一片欢庆声中默默地度过一天。这时候，孩子们就会非常懂事地不再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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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我曾经问过张昕，如果不是抗日，你们家会怎么样，你娘在含辛茹苦地把你们培养成人后会过上安逸的生活吗？你们会安安稳稳地过完小姐的生活，成为医生，或是别的职业女性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家庭和儿女？
张昕笑而未答，假设毕竟是假设，生活中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一切，没有假如可言。
就在那些日子里，张楠开始带人到家里来，最先出现在这个院子里的正是“一二。九”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黄敬（俞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