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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中，父亲的日记和信件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他的材料
在大跃进期间，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谈到了浮夸风的问题。他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能，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儿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产量。”散会之后，他的司机对他说：“这么大一个会你这样说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但是父亲说：“我只能实事求是。”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批判和斗争。在他受审查期间，机关造反派要他写交待材料。现在我们还保存着三份他所写的所谓交待材料。其中有两篇写于1968年12月14日，写的是关于他在国新社工作的情况，另外一篇写于1969年1月。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说就要挨批斗，遭受人身侮辱甚至挨打，但是在这些东西里面，父亲依然保持了他实事求是的本色。
父亲当时在思想上很困惑，为了帮助当时的组织了解情况，他上交了自己几十年的日记以及信件，希望能够用自己坦白的胸怀换来组织的信任。但是在那个年代中这些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父亲的材料。1970年，父亲在河南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当时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突然。我和大弟范东生到了河南给父亲处理后事。找到父亲的遗体之后，在许昌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了北京。
父亲去世两年之后，对于他的问题仍然没有任何结论。1972年，我妈妈和我们兄弟几个觉得对于父亲的问题应该据理力争，10月12号，母亲、我还有老三范小军在家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希望主席能够过问父亲的问题。信写完之后，我和小军骑着自行车到了中南海西门，把信交给传达室。后来我们得知，在这之后的第四天，那天正好是我父亲的生日，主席看到了我们的信并在信上批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个消息被机关造反派封锁，我们很久之后才知道。
问题解决之后，我调回北京，三弟小军参军和四弟小建上大学也才有了可能，之前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父亲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是又经历了许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12月，给父亲正式平反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召开，父亲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这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