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小一些。中国的出口中40％左右是对美国的，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就大。中国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实体经济的危机，从而出口大大减少。美国经济危机通过“溢出效应”影响了中国。但中国经济这种溢出效应所引起的“回波效应”对美国影响并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目前有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还能在中国增加政府支出4万亿刺激经济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进口吗？尽管我们不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主动增加对国外的采购，但增加的也非常有限。一来我们这次增加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改善居民住房、教育卫生等保民生的项目。这些项目所用的物资基本是在国内购买，用于增加内需的，进口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二来发达国家对我们实际上仍然有禁运，涉及国防、高科技的产品与技术，即使他们再困难，也不会卖给我们。我们并不是不想进口，但我们想进口的东西，他们不卖给我们。这也是形成外汇储备巨大的重要原因。我们无法大量进口，即使我们外汇储备再多，国内增加的支出更多，也无法对他们产生有效的“溢出效应”，我们能拉动世界经济吗？至于当世界的救世主云云更是匪夷所思，痴人说梦了。
这次中国的经济困难，根源还在于没有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前些年经济过热，但诱因还是美国经济危机引起的全球衰退和进口减少。所以，最先受到冲击，而且受冲击最大的还是出口加工行业，由出口加工行业又波及其他行业。其他国家没有摆脱危机，增加进口，我们就难以走出衰退。所以，先于其他国家复苏，率先走出衰退云云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短期内我们还无法摆脱对国外高达60％的依赖率，我们的走出衰退还要寄希望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当然，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什么也不做，坐等世界经济的复苏，我们仍要作出自己的努力，但想真正使经济再度高速增长，光凭自己的努力还是不够的。
我之所以不敢苟同中国经济会对世界的作用有50％，就在于这种说法背后反映了一种不应有的心态。一是对世界经济衰退给中国带来冲击的严重性仍然缺乏认识。过分轻视困难，一味说好听的话，绝不是鼓信心。克服困难，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困难，把困难看得严重点，才能更好地战胜困难，“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要重视困难。
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浮躁、狂妄的心态。我们能对世界经济有多大作用？这篇文章除了谈到中国的4万亿支出能带来中国贸易与投资的更大机会以外，还说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市场避免动荡”，“给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国际银行业和企业界带来新的希望。”这话又有点夜郎自大了。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去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的，以及买了美国国债的，还能剩下多少？就算两万亿美元全在，这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能占多大比例？以杯水想去救车薪，用两万亿美元想去救世界金融市场，岂不是太可笑了？何况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对国外开放，如何去救国外流动性短缺的银行？自以为有两万亿美元就了不起，正像一则笑话中讲的拿10元钱向售票员说“见过吗？”的人。国际金融界的危机这次相当深，我们救不了，也无法救。还是老老实实地用这点钱做点有益于国内经济的好事吧！
记得*同志教导我们要“韬光养晦”，就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不要整天想什么拯救全世界。自己尚且一穷二白，如何能救全世界。*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不要想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有什么全球意义，而首先要想一想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
克服经济困难还要许多事情要做。不讲如何去做，大讲做好的全球意义，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
把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好不好（1）
去欧洲，到了一个不出名的小国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过去和捷克在一起，称为“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咱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东欧剧变之后，捷克嫌斯洛伐克穷，于是就变成了两个国家。
在斯洛伐克，的确感到了它的落后，不用说与德国、法国这些西欧国家比，就是与过去同属一个大家庭的捷克、匈牙利相比，也相当落后。斯洛伐克的人均收入在400—600欧元，在欧洲也属于较低的。但走在斯洛伐克街上却感到，这个经济上并不发达的小国却相当和谐。大街上，汽车也不少，但很少看到奔驰、宝马之类名车，在号称富人区的地方也看不到什么豪宅。斯洛伐克没有严重的两极分化，人们对这种虽不富裕，但相对平均的小康生活颇为满意，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意思。
走在斯洛伐克首都的大街上，我反复想一个问题：是拼命追求GDP高增长好呢，还是像斯洛伐克这样，增长率并不高，但整个社会和谐好呢？
从本质上说，高增长与和谐并不矛盾。我们所理想的和谐是共同富裕的和谐，是建立在强大物质财富基础上的和谐，而不是以共同贫穷为特征的和谐。这种和谐要依靠高增长来实现。我所见到的斯洛伐克的和谐也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我们说斯洛伐克穷只是相对于欧洲的发达国家而言的，而且指的是经济总量小，但它的人口少，人均GDP并不低。斯洛伐克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在东欧剧变与捷克分开之后，也引进了不少外资。目前，德国及其他一些欧盟国家在这里都有投资，建立了一些汽车零部件厂及其他工厂。斯洛伐克的增长率没有达到我们这样令人吃惊的10％上，但也一直在增长。尤其是作为一个小国，在公共设施、国防等方面的开支并不大。而且，没有过快的增长就没有污染、两极分化等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有不少人经常批评“小富即安”的思想，其实我觉得“小富即安”与传统的中庸之道有一致之处。一个国家，“小富不安”，总想成为超级大国，并非幸事。苏联的道路失败了，美国也不见得有多成功，因为有不少美国人并不觉得自己幸福。当超级大国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其领袖也许风光得很，但其国民并不一定幸福。一个人“小富不安”，总是要追求更富，以比尔？盖茨为目标，其结果也许大富了，但付出的太多，当总结这一生时，也不见其会有幸福感。我看斯洛伐克的人民，脸上洋溢出一种幸福的满足感，其幸福指数并不比一个亿万富翁差。当我看斯洛伐克人开着两厢的“斯克达”，喝着当地产的啤酒时，我经常想，他们也许比开着奔驰，喝着1000欧元一瓶的红酒的人还要开心。幸福是一种心态，它的分母是欲望，分子是收入，无论分子有多大，如果分母太大，岂不永远不会幸福？到了斯洛伐克，我突然领悟到了“小富即安”的可贵之处。“小富即安”并不是要人懒，而是要人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和谐社会重要的心理基础。
我之所以在斯洛伐克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总觉得这些年我们增长太快了，能不能把增长率降下来，让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平稳一些？
我们的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合适呢？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要看它的潜在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潜在GDP又称充分就业的GDP，指一个国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GDP，是一个国家的潜力。实际GDP指一个国家实际上生产出的GDP。潜在GDP与实际GDP相等时，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是一种最理想的宏观经济状态。如果潜在GDP大于实际GDP，说明这个国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经济过冷，或处于紧缩状态。如果潜在GDP小于实际GDP，说明这个国家资源超充分作用，处于经济过热或膨胀状态。
把增长速度放慢一点好不好（2）
经济过冷还是过热，还要看潜在GDP的情况。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多少呢？自从2003年以来，*总理在每年的“两会”上提出的增长率指标都没有超过8％。我想，他提出的指标，当然是要实现稳定的充分就业增长，这就是中国的潜在GDP。但实际上，我们每年的增长率都突破了10％，2007年达到，超过潜在GDP将近50％，这恐怕不能不说是经济过热了。而且，2007年房价和股市的暴涨，通货膨胀加剧，都是典型的经济过热的表现。*在2008年年初的“两会”上指出：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种“最困难”就是多年来经济增长过快所引起的。尽管华尔街风波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大国，经济出问题的主要根源还在国内。
这种高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呢？这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没有持续下去的能力，另一个是应不应该持续下去。这些年我们的增长基本是投入型的，即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的高增长，并没有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高增长。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投入不断增长最终会引起边际收益递减。这种投入型增长没有持续的能力。在我们的增长方式没有完成转型之前，想要保持这种高增长显然是困难的。
即使这种高增长可以持续下去，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增长过热会引起各种问题，或者说只追求增长使我们忽略了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加剧会引发社会不和谐。与斯洛伐克这样增长率并不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不拿数字说话，就从社会现象来看，斯洛伐克没有我们这样的富人区，没有满街的奔驰、宝马，但也没有乞丐，没有生活难以为继的穷人。而我们一方面是富人的奢华，另一方面是许多尚为生计发愁的人。再从环境来看，斯洛伐克并不大，所到之处都可以说是山清水秀，而我们的环境破坏之严重恐怕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一种经济都不能不增长，但在增长与代价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而且，增长的代价是递增的。
斯洛伐克是小国，而且有宗教信仰，并不想在世界上争强，进入第几名，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心态都较为平和。我们是大国，当然不能运用他们的模式，但成为强国的理想太强烈了，也不见其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当强国，但不必要求在短期内实现，“大跃进”心态是有害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增长速度放慢，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以快为目标，而以和谐为目标。当增长快引起各种矛盾时就把速度放慢一些。“欲速则不达”，或者说即使“速能达”，代价太高也不值得。
记得有一个诗人说过，“我们走得太远，太远，忘记了出发时的目标”。用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增长得太快，忘记了增长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增长并不是目标，而仅仅是手段。如果把手段当作目标，那最终就是一场悲剧。漫步在宁静的斯洛伐克，我悟出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忘记了目标是什么。现在该是清醒过来，反思一下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的时候了。
重温经济独立（1）
美国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由于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曾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关于无限劳动供给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已广为人知，他提出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无限供给、低工资不变，到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要上升的转折点）今天仍被我们经常引用。但他的另一个基本模式观点，即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观点，却被遗忘了。
这种遗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拉美的一些“左”翼经济学家把刘易斯的观点发展到极致。他们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把中心（发达国家）与外围（发展中国家）对立起来，提出了内向性发展经济的“进口替代”战略，即只进口生产资料以最终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力争融入世界，以“出口替代”发展经济的亚洲“四小龙”成功了，而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国家却失败了。以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还是大于弊的。刘易斯和中心…外围论就被遗忘了。
“*”前的中国并不知道刘易斯，决策者也不懂中心…外围论。但总体方针是对外封闭。经济发展的方针是“独立自由，自力更生”。这话本来不错，但演变为政策就成了盲目排外。结果经济落后，沦落到被开除“球籍”的地步。改革其实是以开放为先导的。对外开放才有了这三十年巨大的飞跃。于是“自力更生”云云也被遗忘了。
过去把经济独立理解为封闭是一种误解，放弃这种观念，融入世界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利有弊的。当然，利是大于弊的，所以，我们坚持开放的大方向。但对于弊亦不能等闲视之。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重温经济独立，就要考虑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避免不利的国际冲击，保持本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保持经济独立就必须降低对外依附程度。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对外依赖率（出口＋进口／GDP）最高的也不过25％，但中国的这一比例高达60％，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达35％。要保持经济独立必须把这一比例降至20％左右。这就是说，不仅在现在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要强调拉动内需，而且要把内需为主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与那些小国不同。那些小国可以更多地依赖世界，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小国开放模型”。但我们是大国，更为适用的是“大国开放模型”，发展更要立足于国内。把发展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动摇。我们应该以这样一个总方针来制定发展战略。
小国以世界为基础发展经济，不必求全责备，可以以某些产业为重点，片面发展。比如瑞士就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它可以没有钢铁这些重、化工业，而以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