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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军队在天津受到中国当局的热情款待。当地的法军指挥官泰奥洛格中校已经将营地收拾得井井有条。那里有柯利诺大街，本茨曼宝塔，布尔布隆大桥，杜比河滨大道，大地广场，达马斯街……由于众多外国人的到来，这座城市已经欧洲化了。
孟托邦将军立即着手整修柯利诺将军过冬的营地，这位“聪明能干的将军”将率他的旅留驻天津。至于“可亲而又勇敢”的冉曼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少将，孟托邦还提议授予他荣誉军团二级勋位。他将抢在直隶湾封冻之前立即动身前往上海。
几天以后的11月10日，被任命为驻天津部队最高司令官的柯利诺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要在极度严寒的地区度过整个冬天。我的任务非常艰巨。天津有大约八十万居民，它的重要性以及他邻近北京的地理位置，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只要中国当局试图采取什么敌对的行动，天津必然要加以配合。身处从此众多的居民之中，又是在如此庞大帝国的首都大门口承担前沿哨兵的角色，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我们返回法国之日，我们将自豪地想到，我们对国家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将军根本没有想到的是……
11月7、8、9日
轮到英国军队离开北京了。罗伯特·拿皮耳的师11月7日第一个动身。米启尔将军的师原定第二天出发，但弗里德里克·布鲁斯的到来使他们推迟了一天。他实际上是11月7日抵达北京的，他的兄弟额尔金一直在等着他。他马上被介绍给恭亲王，并在额尔金的主持下就任英国女王陛下派驻北京公使一职。这一职位高于所有其它英国人士，包括额尔金本人。巴夏礼在仪式上担任翻译。葛罗以同样的方式使布尔布隆就任法国公使职务。
至此，再也没有任何事务把额尔金和剩下的英国部队继续挽留在北京了。格兰特将军11月9日与米启尔的师离开北京，葛罗同日离京。格兰特认为，中国民众舍不得联军离去……布鲁斯和布尔布隆也与他们一起动身。最终协商的结果是，两位新任驻北京公使和使馆人员都到天津过冬。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他们留在北京对中国的主战派形成刺激。主战派的确可能借机扳倒恭亲王，从而使整个局势发生逆转。于是，两位公使要等到来年春天才正式上任常驻。不过英国人留下了一位密使在北京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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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4）
实际上，布鲁斯由于1859年9月25日下令攻打大沽炮台，此次险些被中国当局拒之门外。葛罗三番五次地提醒额尔金说，在中国政府眼中，布鲁斯的所作所为是中国最近所遭受一系列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为了让他的兄弟能与中国的高官们建立联系，也许应该尽早为他打通各种关节。
向恭亲王辞行之后，葛罗率领使团人员离开了北京。亲王和特使见了最后一面，最后用拥抱礼相互致意。克鲁凯男爵以抒情的笔调写道：“别了，北京！别了，中国的都城！既然你已经向我敞开了化为废墟的奇迹，昔日辉煌的遗存，宽阔的护城河，众多的人口和厚重的城墙……别了，北京！”
使团的行进队伍由八十四辆大车组成，尉为壮观……他们从那十几座砖窑的前面经过，穿过八里桥镇，走过那座从此承担着历史重负的石桥，向9月21日的战场投下最后一瞥，然后在通州停了下来。“他们回想起伤心的往事，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史上，通州的名字将永远是满清王朝政治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一个无法磨灭的烙印”（凯鲁莱语）。全体使团人员在这里登上二十多只小船，船队指挥是特里科海军少校。
巴夏礼是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比其他人晚了几个小时。他后来写道：“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进北京时我也是第一个，那是在我终生难忘的9月18日，我与罗亨利一起被捆住手脚，用马车押送进入北京城。此刻从同一座城门走出北京，真是感慨万千”。
经过三天的行军，英国部队到达天津。额尔金、布鲁斯以及格兰特则乘船沿白河顺流而下，抵达天津。过后不久，河水就封冻了。
11月9日
孟托邦给朗东元帅写了一封长信。他再次重申对放弃舟山的不满。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恼恨额尔金，从恭亲王手中夺取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仍不满足，还成功地迫使法国人撤出了舟山这个支撑点。他认为舟山对法国的贸易利益至关重要。
孟托邦将军派遣参谋部的康普农少校，把从圆明园得来的艺术品以法军部队的名义晋献给拿破仑三世皇帝，同行的还有将军的一个副官德·皮纳海军上尉，他曾在第一批冲进圆明园的围墙时受了重伤。德·皮纳海军上尉他还受命向陆军大臣呈上一只宝匣，里面装着与中国皇帝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在圆明园发现的一些可能对法国军人和外交人员有用的官方文件。两个人立即登船动身。
11月14日
伊格那替叶福的辛劳终于得到了报偿。虽然极不情愿，恭亲王还是被迫向这位俄国将军以中俄之间长期的传统友谊为名施加的压力做出让步……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了“北京补充条约”，划定了中俄之间的新国界。中国让出了黑龙江和朝鲜之间的沿海地区，以及黑龙江北岸的大片土地。俄国从满洲获得了几百公里通向太平洋的海岸线，法国航海家拉佩鲁兹1787年曾到达这处海岸。中国向俄国出让的大片土地，为俄国的贸易开辟了新的出海口，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俄国人来说，得到了优良的港口，丰富的矿产和珍贵的建筑林木，是一次“丰硕的收获”。俄国人在那里建立了面向日本海的海参葳海军基地。
米特雷西认为，这份条约是俄国外交的一场重大胜利。此次胜利，“因为未花一分一文，不费一枪一弹，而尤其显赫”。伊格那替叶福充分利用了英法联军军事上的胜利，干得漂亮。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已经开始了。
11月15日
格兰特与孟托邦会面，商量两军部队在天津过冬事宜。英法军队共五千余人，分别占据河两岸的各处工事。格兰特指定斯塔维利准将率部留在天津。这个旅由三个欧洲团、一个锡克骑兵分队和两个炮兵连组成。柯利诺率领二千七百人，即102旅和两个炮兵中队（还有四百三十匹马），也将在天津过冬。部队都安顿下来，着手改善居住条件。
大沽炮台交给沙内海军少将，他决定在那里留下四百人。其它海军部队前往广州，然后参加对交趾###的远征。沙内正在筹划此次远征。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5）
在天津期间，孟托邦将军还想到，要设法将死于9月18日战斗的达马兹中尉（死后被追授为上尉）的遗骸运回国内。然而，法国人遇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事件”。使团的一等秘书巴士达伯爵生了重病。他本来在9月18日的“伏击”中安然无恙，但这件事以及在通州被俘的同伴经历的种种遭遇，使他受到很大刺激，此前在锡兰遭遇海难的惊吓也使他深受打击。用他同伴们的话说，他得了大脑炎。也就是说，他疯了。
孟托邦讲到，一天晚上，当他在河边散步时，曾遇到过巴士达，正处在极度亢奋状态，满面通红，脸上还长满了包。两个小时之后，当他与军官们吃晚餐时，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喊声，巴士达先生的“失心疯”正在发作。
天津城里呈现出一付奇怪的面貌，大街被来来往往的车马和英法联军的士兵塞得满满的。店铺里挤满了人，耳边只能听到用法语或英语问价的声音，“这卖多少钱？”（bien？或Howmuch？）。法国军队在天津街头的表现确实不那么光彩。士兵们利用在这座大城市逗留的时机，廉价兜售从圆明园里搜刮来的“纪念品”，还到处寻欢作乐。葛罗目睹了这场卑鄙无耻的闹剧，在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痛心疾首。他预感到此事“将免不了在欧洲造成恶劣的影响”，这是法国军队内部纪律松驰的再度表现，在洗劫圆明园之后，他就将此类行径称之为“道德败坏”：
“一个军人，当他把十个，二十个，五十个直至一百个法郎装到口袋里的时候，他变成什么了？此时此刻，天津正在上演这样怵目惊心的一幕：军人们在街头巷尾向中国人兜售丝绸、皮毛、豪华的服装，玉制的花瓶、景泰蓝”。竟然卖了三千万至四千万法郎。军官们抱怨说手下的人已经不再听从指挥。他还在信中说，糟糕的是，这些情况“已经尽人皆知，我无法视而不见”。
在天津，英国的军官们还遇到了其它麻烦。尽管天寒地冻，但锡克兵坚决拒绝穿上配发给他们的棉衣，宁愿把它们存放在行李包里。吴士礼中校惊讶地看到印度兵光着腿在雪地里跋涉。他们当中有好几个死于肺炎。
11月22日，把指挥权交给柯利诺将军之后，孟托邦将军终于离开了天津。他乘一艘小炮艇沿白河顺流而下。在大沽，驻守炮台的指挥官布热瓦海军上校考虑到海上的气候状况，不想让他走。虽然孟托邦称赞布热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但根本不顾他的阻拦。晚上10点，半身冻僵的孟托邦将军登上了福尔班号军舰，这艘军舰为避开海冰，正泊在锚地里。
格兰特将军想让一部分步兵立即出发前往印度和英国。英国的骑兵部队要在大沽登船，必须在两天之内抵达那里（两地相距三十五英里）。但一场猛烈的暴风雪突然降临，表明天气条件将彻底变坏，迫使他要求军队在一天之内赶到。巴特尔准将担心马匹承受不了这样的强行军。格兰特坚持己见。11月23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所在团分别从驻地出发了，范纳所在团留在天津。龙骑兵团和普罗宾团当晚几乎同时抵达，艰难的雪路行军，让他们吃尽了苦头。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功绩……两天后，英国骑兵登上运输舰。
额尔金和巴夏礼骑马踏雪到达大沽炮台。他们住在已经被冰团团围住的海军旗舰科罗曼德尔号上。
部队上船后，格兰特将军于11月29日离开天津。他看起来很怕冷，双手插在口袋里，缰绳松松地扔在坐骑的脖子上。格兰特夫人从香港赶来，坐着一乘小轿陪在他身边。此时的河水已经几乎完全被冰封住了。格兰特将军乘格拉纳达号军舰前往上海。他的部队则前往香港并于离开大沽的三个星期之后抵达香港。他们在香港做短暂停留，趁这个时间让士兵们把大批从圆明园抢来的东西脱手，倒让买主们占了个大便宜。
然后，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一部分部队包括罗伯特·拿皮耳返回印度，他们于1月底抵达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返回英国的四个团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抵达普茨茅斯。还有一个团直到1862年春才返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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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6）
至于留在天津的人们，1860至1861年间的冬天异常寒冷，气温一直下降到零下20度，让他们吃尽了苦头。按卡斯塔诺医生的说法，“部队穿得好，住得好，吃得好”。士兵们焦急地盼望着信使，希望他能带来回国的命令。总之，在等待登船回国的日子里，生活非常平静。对天津的占领持续了十八个月，一部分队伍直到1864年1月才离开大沽。
孟托邦急于前往日本，因为他很久以来就有这个想法。实际上，8月初刚在中国登陆的时候，法国驻日本首任领事杜舍纳就向他通报说，对中国的征讨一结果，英国人就会派舰队前来伊豆（东京）外的日本沿海以炫耀武力。这个消息后来在天津得到证实，孟托邦得知何柏将军打算往日本沿海派遣数艘战舰。
次日，孟托邦登上旗舰欧仁妮皇后号会见沙内海军少将。他极力说服沙内将军，必须向日本派出一艘战舰，以在那里展示法国的国旗。没有成功！沙内将军正在紧张地准备对交趾###的征讨，不想将舰队的任何部分挪作它用，即使是临时短期的也不行。有一点非常清楚，法国已经完全放弃了任何在中国沿海长期驻扎的想法，准备尽全力征服交趾###。更何况与中国达成和平之后，舰队和一部分远征军部队正处于待命状态。孟托邦将军将瓦索涅上校的海军陆战队步兵团指挥权交给了沙内。应沙内的要求，孟托邦还将一千名步兵、一些大炮、一个工兵排和一个医疗排交给他指挥，因为他正准备对安南的首都顺化采取一次重大的行动。
孟托邦首先在芝罘做了短暂停留，这里一直是他们的后方基地，7月底部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发现这里的各项设施状态良好，留守的部队和各个部门也都不错。不过，医院里的病号数量增加了，表明部队里有些人“可能与当地妇女的关系过于密切”。将军决定把这个营地的人数减少到二百五十人。
孟托邦乘船前往日本。日本海“对远方客人的友好与中国海的敌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此次日本之行，完全是出于好奇，某种程度上他只是一个旅游者，因为他没有率领大批军舰随从。天气晴朗，海景很美，他们只用了四十八个小时就抵达了位于日本南部九洲岛上的长崎，他参观了长崎的港口。当时，有机会来到日本的欧洲人为数很少，他对自己能有此行感到十分高兴。
在1860年12月19日在上海写给陆军大臣的一封长信里，孟托邦报告了他的日本之行。他详细描写了长崎湾和城市的面貌，谈到了日本人的生活和风俗。他介绍了日本唯一一处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出岛和那里的西方机构（规模仍然很小）。他还在信中着重谈了日本妇女的美貌，说她们与特别腼腆羞涩的中国姑娘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