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治国平天下，可以经世致用的。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你的身心正了，你自己修炼好了，你自己道德完善了，你不发命令，大家都会像你这样做。比如说，校长在这里拖地板了，大家自然就会跟着拖。你自己身心不正，再怎么发命令，大家也正不了。比如说，省长说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闯红灯，可是省长开着车带头横冲直撞，那么谁还遵守交通规则呢？孔子反复谈这个要正人先正己的道理，足见其重要。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周天子建立周王朝以后，分封了七十二个诸侯，其中五十六个诸侯都姓姬，是周天子的弟兄、乡党、族人。鲁国、卫国的祖先都是周天子姬氏家族的弟兄，所以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后，而卫国是周公的兄弟康叔之后，两个国家也是弟兄，是同祖同宗的。孔子在卫国周游时，发现卫国的混乱也跟鲁国差不多了，所以发出深沉的感叹，叹两国曾经都是圣人教化的礼仪之邦，可现在又都衰乱不堪。鲁国是君不君，臣不臣，卫国是父不父，子不子，多么相似，感叹中流露了孔子的无奈与惋惜。也是孔子真实情感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忧道忧国之心。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很善于治理家庭，刚刚有一点财产就说差不多了够了。“苟”表示差不多的意思。“少有”，稍稍富有的时候就说差不多完备了。“富有”，富有的时候就说差不多很完美了。这就是知足常乐。卫公子荆能够知足常乐，所以孔子很称赞，用了个“善”字，说他“善居室”。孔子也是用卫公子荆来对比当时卿大夫的奢侈之风。其实一切物质财产都是身外之物，能知足就能得到快乐，不知足反而心灵被外物所累，物欲反而成为人痛苦的根源。现代人被物质异化，人性泯灭，何谈快乐？如果人人皆能知足常乐，那么国家自然就安定和谐了。如果都说这不够那不够，互相争利，则正如孟子所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大家都争权夺利，天下就危险了。
子路第十三（3）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了卫国，冉有给孔子驾车。“庶”就是众多。孔子叹说，卫国人真多啊！ 冉有说，既然人多了，那该怎么办呢？孔子说，那就让他们致富。冉有又说，如果他们已经富了，又该怎么样呢？孔子说，那就教化他们。这是讲的先王为政之道。古代一个国家的大小跟人口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古人很看重人口，人口多就说明国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老百姓愿意来归顺。但光是人口多还不行，还必须让大家都致富。人多了，富有了，也还只是治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要教化民众，使民众都沐浴文化的光辉、得到礼乐的润泽，这样天下才会真正的安宁祥和，对民众的教化向来是儒家重要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千百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当一年讲。孔子说：如果有要用我的国君，只要一年，我就能使这个国家基本上树立规模，三年我就能使这个国家治理成功，国富民强，教化大行。这是孔子由庶矣、富矣、教矣联想到没人用自己，如果有人用，一定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治国有成。对于治国，孔子是胸有成竹，他既有治国之道又有治国之术，在鲁国执政四年，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足见孔子的才能，也足见孔子此言不虚。但也更叫人感到孔子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哀。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感叹说，古人讲如果用善良的人来治理国家，花上一百年时间也能够教化残暴之人，而不用杀伐之刑，这个话确实说得对呀。“胜残”即战胜残暴，也就是化残暴于无形。“去杀”即去掉杀伐之刑，也就是百姓向善，而刑罚不施。善人是本质善良的人，但还没有自觉的道德学问修养，所以善人治国要相续百年才能有成。这是孔子因天下诸侯纷争，杀伐不断而发出的慨叹。意思是虽然得不到圣人治国，但若有善人治国，使人民能免于水深火热，即使时间久一点也是大好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出现，三十年以后天下必归于仁德。“世”即三十年，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恰好一代人。王者就是有崇高道德，又受天命为人间之王的人。王者治国行教化，施礼乐，一代人为德教所化，仁风遂开，并逐渐推行，最后使天下都达到仁德。与一上句比较，由此也可看出圣王治天下与善人治天下效果的不同。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能使自己的身正起来，去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正，你能正人家吗？老师上课都不专心，一会儿看看飞机，一会儿看看鸟，却对同学们说，你们要专心啊！同学们能专心吗？这还是在讲要正人先正己的道理。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有给季氏做家臣，从季氏的私宅中退出来，孔子就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晏”当“晚”讲。冉有说有政事。孔子就说，你那哪里是政事啊？你那些只是一般事务。如果是政事的话，虽不用我，我也应知道。本来鲁国的朝政应该在鲁国的朝廷上议，季氏不在朝廷上议，却在自己家里议，在自己家议的，自然是家事，不是国政，所以孔子就不承认季氏所议是政事。“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意思是说即使朝廷现在没有让我做事，但我仍是大夫，大夫就有资格知道国政，不管在不在位。“吾以”表示用我，“以”当“用”讲。这段话是孔子对季氏不臣的野心的委婉批评，也是对冉有给季氏做家臣的警示。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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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第十三（4）
鲁定公问孔子，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没有这个事情啊？孔子说，话不可以说得这么绝对啊！“几”当“期”讲，意思就是不能对一句话有这样的期望。但是孔子又说，有人说做国君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国君很难，那不就是一句话可以兴邦吗？做国君的人知道做国君很难，他就会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能够事必躬亲、身体力行、细大不捐，那么国家必定会兴盛，这不就是“一言可以兴邦”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乱，有这样的事吗？孔子说，话还是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但是有人说，我做国君没什么快乐的，我最快乐的唯有我说的话别人不违背。孔子说如果做国君做到任何人都不对你说一个“不”字，显然你是暴君。如果你做的每样事，说的每句话都是善的、都是好的，别人不违背你那是好事；如果你做不好的事都没有人来反对你的话，那不就是一句话可以丧邦吗？你说什么别人都不敢反对，那就说明你霸道、专横，像商纣王，那你是死期将近了。孔子这段对答很有味道，确实是治国的大经###，如果能将兴丧两句好好加以体会，则治国不难。当然也不是说这两句话就可以马上兴邦或丧国，但这两句话却是兴邦与丧邦的分水岭。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楚国大夫叶公也问怎样为政。孔子说，能够使近处的人感到喜悦，能够使远处的人纷纷来归顺，这就是为政。为政达到这一步就了不起了。做老师也同样，使听了课的学生感到喜悦，使没听课的学生都想来听，这就叫“近者悦，远者来”。“近者悦，远者来”是为政的效果，但“远者来”必以“近者悦”为前提。我们的大唐盛世不是“近者悦，远者来”吗？百姓和乐，万国来朝，真是孔子理想的实现啊。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了莒父的总管，他也来问政。“莒”读jǔ，“父”读fú，莒父是鲁国的一个地名。孔子就说，不要求快，你越想快越达不到目的。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按规律办事，只为求快，一定办不成。不要贪求小利，贪求小利，则做不成大事。国民党的###于右任先生给蒋经国作了一副对联：“记利当记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就是说为政者不能贪图小利，要为天下人谋利。孔子这段话提出的这两条，不仅为政要注意，做任何事都应注意，不因求快而违背规律，不因追逐小利而影响大道。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个乡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就出来告发。“攘”读rǎng，当“偷”字讲，“证”当告发讲。孔子说：我们乡里跟你们乡风气不同，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和你们所说的正直的人也不同。在我们乡里，父亲要为儿子隐恶，儿子要为父亲隐恶，不会去互相揭发。为什么？因为君子隐恶扬善，更何况父子之间。父子相隐，直自然就在其中了。这怎么讲呢？父亲来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弟弟揭发哥哥，哥哥揭发弟弟，丈夫揭发妻子，妻子揭发丈夫，你想，到了这样一种境地，人人自危，哪里还有什么亲情、友情、正直可言？一切都是混乱的。什么时候出现过这样的状况？“文革”时。父子之间，首先是亲情，即使任何一方有了错误了，也应该是互相批评、劝勉，而不是告发，不劝勉而去告发就是不直。亲人之间都没有信任和安全，那家庭还有什么意义？社会还有什么稳定、和谐？家庭如此，社会亦如此，这种情况下，即使正直也只是幌子，是谋取个人利益的借口。一个连父母都要告发的人，你还希望他对谁真诚？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又来问仁了，这是樊迟第三次问仁。在《雍也》篇里孔子回答仁者“先难后获”，在《颜渊》篇里孔子回答“仁者爱人”，这次孔子回答“居处恭”，你平时生活的时候要恭敬；“执事敬”，做事的时候要有一颗诚敬之心；“与人忠”，对人要竭尽全力。你有这种品格，即使你身在蛮夷之邦，这些品格也不应该被抛弃，这就是仁德。这一句其实是对“先难后获”的“难”的补充，“先难”于什么，就要在这三点上下工夫，将这三点做好了，自然有大收获。这三点也就是对人、对事、对己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要求，对事要有敬业精神，对人要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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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第十三（5）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人呢？孔子说，做人做事要有羞耻心，出使四方诸侯国能够不辜负君主的委托，这就可以称为士了。这是说士人要有德有才，“行己有耻”是德，“使于四方”是才。子贡又问：那次一等的标准是什么呢？孔子说，宗族亲人都称赞你孝顺父母，乡党邻里都称赞你尊敬兄长。这是说士人如果无才也必须有德。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标准是什么？孔子说，说话必定算数，行动一定坚决，像石头一样老老实实的百姓，或许可以说是最次一等的士人了。“硁”读kēng，表示石头坚实的样子。这是说士人如果无自觉的道德修养，那么最起码也要有朴实的品德。这里的“小人”不是指品德有问题，而是指百姓。子贡又问：那当今的为政者怎么样呢？孔子说，哼，这些器量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呢？“斗”，量器，能装十升。“筲”，竹器，装一斗二升，都是容量不大的小器皿，以此指器量狭小。这是孔子对当时那些充满野心、不守礼法的士大夫的描述，其实子贡问这段话的目的就在询问孔子对当时士大夫的看法，但又不好直言，故先问士，然后层层递减，直到最后始得出答案。也就是说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连“言必信，行必果”的小老百姓都不如，也足见春秋末年天下的混乱，斗筲之人当道，孔子这样的圣人当然也就不得其位而不能行其政了。子贡聪颖，所以问问题总是含蓄而巧妙。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不能与得到中道的人交往，那就只有狂狷的人了。“中行”的“行”当“道”讲。中道即不过不及。“狂”和“狷”是孔子讲的两种不能得中道的偏颇之行。狂，就是只知进不知退；狷，则是只知退不知进。一般的人不能得中道，不是狂就是狷，不是过分地骄傲自大就是过分地自暴自弃。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的人曾经说，人没有恒心就不可以做巫医。中国古代巫、医是不分的，巫、医是一家，巫主人之命，医主人之病，命和病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