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企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个高压的领导下，员工的活力会逐渐萎缩。老板总是骂人，制定各种纪律，这个干得不对，那个干得不对，今天加班，明天加班什么的，员工担惊受怕，怀揣怨言而不敢发，这样的公司是很负面的。即使老板很有才能，他的自我也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就像个皇帝一样，但员工的积极性和才能没有发挥到公司事务里面去，只是战战兢兢地执行。实际上这样的老板是很累的，迟早会崩溃。因为员工不舒服，可以跳槽，老板却没办法跳槽。你骂走了一批人，招来新员工接着骂。员工一茬一茬地走，你能坚持多久呢？骂人是很累的。无为而治的原理，也可以将老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无为而治（2）
无为而治，本质上是取消来自上面的高压，催生自下而上的力量，爆发公司全面的活力。有一些领导者最怕说到自下而上的力量，害怕这股力量将自己推翻，那是因为他还是老旧的独裁管理。你事无巨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领域都要去干涉，过滥的权力是一种破坏性的权力。你破坏了生活中善的秩序、公平的原则，当然要被推翻。就企业而言，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老板不会被推翻，但是要把公司办好，就需要所有员工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无为而治的原理，依然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为公司提供活力，这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唯一道路，这就需要老板做一个空心的人。
好多公司常常把领导人的讲话贴到墙上，员工穿同样的衣服，按时上班，打卡，如果不打卡还会被处罚。注重这种表面上的东西，最容易流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前面说过，无为而治要依据生活本身的力量，实施者其实也不轻松，须得随时保持着警觉，非常灵活地调整企业顺应主流，以打破随时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一个讲究无为而治的公司里，对员工的要求也非常高，尤其要求其具有自律性、创造性。但我们不能仅仅是单方面向员工提出要求，必须努力形成公司良好的环境，有一个主题鲜明、细节丰富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应激发他们追求精神的东西，学习、上进，激发他们建立良好的磋商型人际关系。
有人问过我，你现在公司这么大了，还像当初那样奉行无为而治吗？我想的是，我的公司有多大呢？没有国家大吧。老子还说过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我的公司或许现在做大了，作为我，依然坚持无为而治。当然我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干，当翘脚老板。我依然要做事，但只做一件事情，做船上的舵手，专注于及时、灵活地调整方向，不要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撞到冰山上，也不要搁浅。一定要顺势而为，抓住市场和经营最本质的东西。作为商人，最本质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缺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所以大公司前面就要有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就是：市场需求。老板应该专心研究市场需求。
我们公司目前业绩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决策。那时候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时间，开发商不断建房子，注意力和资金全都集中在住宅的开发上，基本上一提开发商就是做住宅的，却忽略了商业办公楼。据统计，开发商中开发商业地产的连5％都不到。这里面有个巨大的供应缺口，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把公司方向调整过来，瞄准即将出现的商业地产需求。当我们调整过来后，整个住宅产业就变成一个浅滩了，首先有“90平米70％”的限制，今年政府出让的地块有超过80％的地是廉租屋、经济适用房，同样地段的商品房不可能去跟成本很低的经济适用房竞争。而我们的调整保证了良好的业绩，而这个好的业绩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市场上需要它。
市场中表现出来的需求就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需求，其中有巨大的、遵循自身规律的生活的力量，所以市场管理尤其是需要无为而治的。经济学里面讲到“无形的手”，其实就是指市场本身的规律。这无形的手为什么被经济学家发现而不是科学家、政治家们发现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市场中间，生活的力量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现在你看看，我们的生活，没有通过市场的原理和方法去应用的已经非常少了。
船锚要起作用，就必须埋没自己
在我们开发建设现代城的时候，曾到哈佛去参观，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一本《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不光让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有服务不好的地方也应该投诉。
当时我们公司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种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由此看来，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也就构成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相互服务，还没有被一些人意识到这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核心。服务于他人，成为没有面子的事，他们所谓的服务是令他人为自己服务。
我一再强调，房地产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注重产品质量，更要注重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为人民服务”。我觉得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服务于他人是一个很值得说一说的话题。人的美德有许多，比如团结、勇敢、诚实、创造力、同情等等。但我想，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服务精神”。服务于他人的精神是当今社会中任何人都应该具有的基本品德。
过去我们公司衡量一个人，常常是按能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低去评判他，去给他安排职务和工作。但到了今天，我们意识到，服务精神是一个前提，有没有服务精神和服务质量高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能力和智商。因为，如果没有服务精神，你的能力和智力就得不到发挥，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破坏作用。
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过去更多的是强调为客户提供服务。但社会发展到今天，仅为客户提供服务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不能够只为付钱的人提供服务，而在花我们钱的人面前；做大爷，做“甲方”；不能只是级别低的员工为级别高的员工服务，级别高的员工做大爷，发号施令。这都是违背服务的基本精神的。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公司不仅要为客户提供服务，还要为我们的材料供应商、施工单位、设备供应商、设计单位等提供优质的服务。为此，我们专门研究设计了两套意见征求表格：一套是征求我们客户的意见，比如购买了我们的房子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客户服务部门、租务部门、市场部门可以随时给他们提供服务；另一套是我们作为甲方为我们的“乙方”设计的意见表格，让“乙方”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意见。两方面的意见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我们周围客户和所有厂家的反馈，不断提高公司每一个员工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这样才能让公司整体的素质提高。
公司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个人在公司的价值一样，只有你为社会提供了服务，为社会提供了价值，你的付出才能得到社会和公司的认可。过去，我们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要跑许多政府手续，我们的员工受了不少气，吃了不少苦。现在，政府也在改革，例如土地的“招拍挂”，各政府部门配合把前期一半手续办完了，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服务是一个人的美德，不能因为前一个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对后一个人态度不好，这就是孔子认为最不能原谅的人的缺点：迁怒。只有人人都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把自己定位于服务于他人的角色，我们公司才能健康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地向前运行。
而对于将服务他人当作没有面子、失去“自我”的人来说，我要奉上一句：船锚要起作用，就必须埋没自己。
用股东的钱做慈善，不是企业责任
一个公司目标应该非常单一，那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只有给社会创造价值，才有可能给社会更多的税收。对企业来说，成绩就是利润。如果给一个企业加上过多的东西，我觉得就会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空谈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企业，它的任务就是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要遵守行业的标准。比如它是不是环保，这个当然要看标准：如果是在中国，你就遵循中国的标准；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去，就遵循美国的标准。所以，一个企业遵守法律和规定应该是第一位的。至于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个企业的责任。企业是没有资格做这些事的，因为属于它的钱都是股东的钱，你不可以拿着股东的钱去做自己的慈善事业，一定要尊重股东的意见。企业要保护股东的利益，就要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要企业离开自己的范畴去做另外的一件事。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责任。就像我们说一个人，他自然健康，有爱心地生活着，就有社会价值。但非要把社会异化，把整体放到局部面前来要求局部再想想其他办法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就很荒谬了。这就好像让一只手去对身体负责一样。实际上，一只手能动，能使用，它就已经对身体负责了。
在我看来，首要是建立秩序，而不是高谈道德。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其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健康成长，才是正道。比如我们现在尤其要注意环保，那么就去制定完善的环保法。企业讲环保，并不是特别高调地担当了什么社会责任，而是遵守环保法。
企业的责任其实就是遵纪守法，创造利润。如果我现在拿着公司的钱去做慈善，这就是股民最忌讳的事情，也是股东最忌讳的。如果分红后，用自己的钱去关注教育问题、扶贫问题或艾滋病的防治问题，企业家自己去做，我认为才会有做慈善的真正快乐。
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也一样。你希望做慈善和福利事业，这是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企业的问题。其实做慈善是每个人自己的愿望，应该用自己的钱去做。咱们常常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给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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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顾数钱的人最终无钱可数
就在30年前，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几乎崩溃。突然转到市场经济，要创造财富，就必须依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就涉及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企业家的待遇问题。当时一切都是空白，人们的意识和法律都需要紧张忙碌地转型。因为没有先例，很多制度的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触及并引发的。
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得太形象了，水急，水花四溅，眼睛都睁不开，只能弯着腰，手在水里摸着一块石头算一个依靠，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在海南开砖厂时，只有做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与激情，但还不会做生意，最困难的时候给工人发不起工资，只能每天去买一袋大米交给工人。那时候还能想什么呢，拼命想销售，逮着任何一个人都问你要不要砖头，就这样还被人骂做“推销员”。那时候“推销员”是一个骂人的词，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改变了人们对销售和服务的偏见。我的这个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早期下海的人的微小例子，事实上，当时“下海”的人遇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当时的企业家，他们尚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得相信新的体制，新的价值观，新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因为市场体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而受到制约。他们在朝向创造财富的每一步努力，都冒着触犯原有法律或道德的风险，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家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国家会修订法律适应企业家的行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他们也会跑到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处，那儿只有需求，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很难有什么政策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家，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道德理念来保全自己，其中一点就是克制物欲，绝不个人占有金钱。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大量财富，也绝不多拿一分。这是一种依靠道德力量的超脱。
在第一代企业家中，我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王石。我们当年到深圳的时候，万科已经做得非常大了。现在，万科是全世界第一大房地产公司，从开发房屋的套数来看，万科开发的套数相当于整个香港的开发量。可是王石占的股份只有零点二几。如果是没有从金钱的占有欲面前超脱的话，他也可能会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第二个人是柳传志，联想集团现在做得非常大，把美国的IBM PC业务都收购了。这样的情况下，他在联想中占的股份也非常少。还有像张瑞敏，就是在一个国营企业，自己拿点工资奖金，再有点期权什么的，其他就没了。
时代让这一代的企业家成功，企业家本身却可能没有赚多少钱。他们的私有财产跟后来的像我们这批第二代企业家比，太少了，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奠基人。他们开创了整个市场制度，我们受惠于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兄长。
我们这一辈权益合法化后的企业家，同样需要从金钱的占有欲中超脱出来。说到底从金钱中超脱就是从各种欲望中超脱。你不能因你有钱，任何欲望都去满足，你就放纵自己，或者利用金钱的力量伤害道德。道德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