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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农民、公民权与国家
作者：张英洪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法学博士。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尊严和社会正义。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内容简介：
本书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湘西农村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作者提出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份经历了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和公民化四次重大变迁，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作为第一部以公民权为视角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书摘正文：
第一章导论第一章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我之涉足并倾情于农民问题研究，缘起于个人多年来对农民命运与国家治理的历史沉思、现实困惑、未来憧憬和理论追寻。
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个学者都跋涉于人类思想的山川间。人类的历史知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的头脑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确证实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参见MR科翰：《人类史的意义》（TheMeaningofHumanHistory），（拉撒尔）欧潘考特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210页。转引自［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考察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在他先计算出21种文明、后又重新统计出的31种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中，中国文明被列为独立的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5种文明中的一种。参见［英］阿德诺·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汤因比延续了波里比乌斯（Polibius，公元前210—公元前128）的观念，认为〃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均已统一的世界上，对人类事务的研究若想取得成效的话，就必须从广阔的视界入手〃［英］阿德诺·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著名的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的诸因素中，提到了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庞大人口和农业生活方式，他对〃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的典型中国农民形象印象深刻，他认为中国农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同上，第68页……毋庸置疑，农民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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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命运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换言之，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强盛，与农民的生存状况密不可分。历史上，农民在〃太平〃与〃乱世〃之间，选择〃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他们近乎宗教般虔诚地渴望〃太平盛世〃。中国农民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泰民安〃四字高度浓缩了中国人心目中〃国〃与〃民〃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家〃这一概念在中国，至少有三种意涵：一是〃国〃与〃家〃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即所谓〃家国不分〃，〃国〃离不开〃家〃，〃家〃也离不开〃国〃。正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2页。二是〃国〃在〃家〃前，即所谓〃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太平，农民才能安居乐业。换言之，只有把〃国〃治理好了，〃民〃才能安享太平。三是〃国〃的职责在保卫〃家〃，〃国〃的后面有〃家〃作基础、作后盾、作支撑；〃家〃的前面有〃国〃作堡垒、作前锋、作护卫。↖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实质上就是〃国〃与〃家〃或者说是〃国〃与〃民〃关系的历史。中国古代学者荀子（约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对君民关系的见解影响深远：〃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强调君民关系为〃舟〃与〃水〃的关系：〃《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深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从而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民本思想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治一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没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没法跳出；孔子（公元前552—公元前479）叹息过的〃猛于虎〃的〃苛政〃没法根治；〃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种官逼民反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困境没法终止。于是，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却频频发生。自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大旗后，几千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或农民叛乱，充斥着几乎每个朝代，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重要机制。
但令人深思的是，不管农民起义成功与否，农民的悲惨命运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遇乱世，〃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参见《曹操集·蒿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处盛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载《杜诗详注》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0页……斯考切波（ThedaSkocpol，1947—）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发现：〃在整个帝制中国的历史上，正是农民的怨愤点燃了起义——但即使是成功的起义，也只不过是使现存制度获得新生。〃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纵览二十五史，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充斥字里行间，无不令读史之人痛心扼腕；放眼大好河山，中国农民的血泪生活随处可觅，直叫多少仁人志士作〃哀民生多艰〃《楚辞·离骚》。之叹。国家如何跳出〃治乱循环周期率〃，农民如何走出〃兴亡百姓苦怪圈〃，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长久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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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种种困惑又常常迫使我静下心来不断思索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与解决之道。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页。在传统中国，农民被各种压制性力量所束缚。毛泽东（1893…1976）就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传统中国皇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判断：〃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摆脱专制制度下个人受制于共同体支配的过程，也就是近代以来以张扬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确立个人权利为标志的民主化过程。〃人摆脱对共同体的依附成为独立的个人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民主革命的实质，对农民来说，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充分的公民权利，包括公共事务中的民主参与权利与私人领域中的自由权利。〃秦晖：《关于农民问题的历史考察》，载秦晖著：《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平等的公民权利的确立和保障，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普遍取向。∏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和惨绝人寰的内乱。以农民为主体的1949年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新型的农民革命。革命的胜利使农民获得了新的政治解放，农民空前冲破了传统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束缚，历史性地摆脱了传统小共同体的宰割。但与此同时，农民却陷入了高度集权的体制性束缚之中。林尚立指出，1949年后中国的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这样，〃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社会，很快又在体制上被国家所吞食〃。参见林尚立等著：《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新政权在动员农民摆脱传统小共同体束缚的同时，却大大强化了农民对大共同体即对国家的严重依赖。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遭遇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国家权力的强力支配。农民的土地私有产权被废除，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被消解。1950年代，国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和构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在职业上丧失了土地私有产权，在身份上被降为二等公民的地位。亿万农民和整个国家为此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1959…1961年大饥荒所造成的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农民革命的胜利与农民命运的多舛，不禁使人追问：为什么农民革命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为什么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共和国元勋却创设了限制和歧视农民的城乡二元体制？显然，我们丝毫不能假设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基本的农民情怀。恰恰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政权的建立者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对农民的深情关切，给人印象深刻。毛泽东就被认为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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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道，非激情所能为之。《淮南子》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汜论训》。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似过于哲学化了，但他提倡〃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的无为政治思想，则体现了对滥用民力、横征暴敛的国家权力的防范，与西方自由主义防范国家权力的观念是相通的。1950年代中国农村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以及1990年代农村一些地方〃逼民致富〃的举措所酿成的苦果，似乎可以看作是背离〃无为政治〃的典型案例。西汉初期，帝国秉承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实行〃休养生息〃，使民得其利，国亦增其强，开创了颇为史家称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汉文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在位）十二年宣布免收当年田租之半，即实行三十税一；次年6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即全部免征农业税，直至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在位）前元二年才以三十税一复收田租至西汉末。《汉书》。汉文帝和景帝在全国免征农业税持续时间长达10余年，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社会中改善民生的奇迹。
需要申明的是，在现代，〃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在排除国家权力滥用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推卸国家的公共服务之责。对这一点，美国的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注意到了：〃中国有句谚言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当代，如何区分和界定国家权力的〃无为〃与〃有为〃领域，如何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提高国家能力，如何谋求国家专断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均衡，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农民基于饥饿逻辑而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经过多次沉浮终成正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制集体化所造成的粮食短缺与饥饿威胁一举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人们有理由深思：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为何体制不同两重天？1970年代末以来，纠正政府失灵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冲破全能主义对个人身心的重重束缚，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自主和选择自由，蕴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