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许鹿希：提到钱三强先生，您的感情是否非常复杂？
许鹿希说：“非常感谢他，感谢他选择了邓稼先。只有这样，邓稼先才能实现他的报国之志。”
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小时候，钱秉穹家住北京琉璃厂，在父亲钱玄同任教的孔德学校就读。钱玄同是“五四”反帝、爱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由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当时在北京很有名气，最早实行10年一贯制教育。在学校学习期间钱秉穹体格健壮，被送外号“三强”。后来“三强”这个名字被他的父亲钱玄同知道了，他突发奇想：既然我们提倡新文化，反对复古，主张中国文字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为何在为孩子起名的问题上看重形式？于是，钱玄同当即决定，给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
钱三强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他考取了清华物理系。看到自己儿子的成长，高兴之余，钱玄同专门为儿子题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他解释说，一来希望钱三强能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来希望他能在学习上不断进步，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这幅字钱三强走哪儿带哪儿，相伴了他整整60年。
在现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钱三强的名字是非常响亮的。他以执着求索的一生，成为中华民族的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并以自己的智慧为党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先生是第二代居里即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约里奥·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也就是这一年，法国科学院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 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3）
1948年夏天，35岁的钱三强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南京方面就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1949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请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钱三强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我国核力量后，钱三强又成为规划的制订人。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
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钱三强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1958年，钱三强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邓稼先就是他推荐到研制核武器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在钱三强先生的推荐下，邓稼先被调往二机部九所，担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来的九院），研究所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那么，邓稼先便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就任九所理论部主任后，邓稼先带领着他挑选来的一批大学生，白手起家，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在北京郊外平地而起。
不久，核武器研究所迁到了荒僻的青海省北藏族自治州和新疆的大戈壁。再后来，壮大的核武器研究院又迁往四川一个更为隐秘的地方。其间，一些人中途退却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家庭不能团聚，不许与亲友通信，也没有生活乐趣”。 许鹿希跟我谈到这里时，我们彼此都很沉默。
那个时候，邓稼先他们办公的地方虽然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窝。紧接着，就开始准备相关的俄文资料和容纳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后因苏联毁约，教学模型没有运来，这个大厅后来成了车库。苏联专家撤走后，曾留下一个核爆炸时的参数。邓稼先和周光召他们一道，通过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一道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评价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 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4）
周总理说：你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
28年间邓稼先回来过几次，主要是跟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汇报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情况。他那几次回来许鹿希虽然没有更多地和他在一起，但还是见了面的。许鹿希说：“那几次见面也叫人难忘。他去向总理汇报，我就在家等他。”
说起周恩来总理，许鹿希说邓稼先曾经给她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次核试验前，邓稼先去向周总理汇报。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有点儿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儿哆嗦。周总理笑了，他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松了。
因为总理都是晚上听汇报、办公，邓稼先晚上9点钟从家里开车到中南海西花厅，汇报到晚上12点的时候，总理那儿有夜宵，一般都是吃两个水煮的荷包蛋，还有四个小包子，然后再继续汇报。邓稼先他们汇报得很详细，要把整个的设计过程和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制造过程中间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要突出，都要向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听得非常仔细，因为总理办公的桌子不够大，他们讨论时就把设计图纸铺在地上，总理蹲着仔细研究图纸，邓稼先他们也蹲着，差不多天亮以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才回来。
……您还记得28年间邓稼先这样向总理汇报的情况有几次吗？
共有五六次吧。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主攻“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有与周总理在一起的难忘故事。他们对周总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难以尽述。他们之所以千百次地从心里呼喊“周总理”，不仅仅因为周总理珍爱科学家超过珍爱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呕心沥血致力于“两弹一星”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实现国家的富强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美苏要联手炸掉中国的核基地
我在翻看许鹿希和邓稼先的资料时，看到张爱萍将军1988年4月8日给许鹿希的亲笔信，探讨的是有关核武器的事，我感到奇怪，就好奇地向许鹿希询问：张将军为什么跟您探讨核武器的事？
许鹿希听我问这个问题，解释说：“我向他询问在60年代中国知不知道美苏要联手炸我们的核武器基地？”
……在1988年的时候，张爱萍将军给您写了一封信是吗？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信上最主要的就是要核实一个事情：在1964年10月16号报出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就是在这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在1964年9月，美国的卫星在我们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老转悠，一天到晚地转。邓稼先有病住院时我曾经问过他，问他是不是有卫星在基地转悠，他说是有。他们在那儿都看得见的。
“后来我从美国解密的文件上才知道，就是在1964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已经探测出来中国马上就要爆炸原子弹了，那时候美国的总统是约翰逊。约翰逊总统派人去找苏联驻美国的多波雷宁大使，跟多波雷宁说，你去联系，我们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做外科手术，把中国整个的新疆核武器基地给炸掉。结果当时赫鲁晓夫说了一句‘没有我们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干不出原子弹来，你们放心’。就这样，他没炸，我们就成功了。我就给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信，我问张将军，我们中国知不知道美苏要联手轰炸？”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 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5）
……您当时咨询他这个事，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
“咨询这个事的时候，是因为好奇，觉得这个工作一定很有吸引力，要不怎么让那么多的外国人注意呢？另外还想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到底人家卫星在我们天上能看见什么东西，有人说，在那上面看得可清楚了，能分辨到巴掌大，就是说底下是一个烫头发的女人还是一个梳分头的男人，都看得很清楚。当然，现在的卫星分辨率就更厉害了。”
……您就是为这个问张爱萍将军？
“对，我把那个解密的英文材料翻成中文，寄给了张爱萍将军。我说人家解密的材料是这样的情况，说明在1964年9月的时候，美苏要联手用导弹炸掉我们新疆罗布泊等处的核武器基地，我们中国当时知不知道这事。知道的话是怎样对付的？张爱萍将军就回我那封信，而且同意我在《邓稼先传》里把我们的通信刊印出来。这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光是用铅字印下来的话，人家可能会不相信，我有张爱萍将军亲笔回信的手迹，信上说明，中国当时知道，周总理当时也知道，而且有两个对付的方案。一个是拆掉，一个是赶快弄出来，即使要炸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你可以看这个信上写得很清楚。”
……您跟张将军来核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包括在您采访那100个人里？
“对，我给张将军写信，也到张将军家里去过。他就住在地安门靠近什刹海的边上，现在他们家还住在那儿。”
张将军1988年4月8日给许鹿希的信：
鹿希同志：
来函所询之事，简告如下：记得是1962年…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当时中央研究对策时，有两种意见：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意见（是直接主管者们）是加速兰州厂建设（当时快建成了），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同时在西南择地另建一扩散厂，力争美未破坏前能拿到手铀235，到那时即使炸毁了，我已得到足够的核燃料。同时，如敌先在我生产燃料前炸毁，我还有新建厂可再生产，只不过延缓我试验时间而已。中央采取了后一意见。以后肯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坏的消息。至于美是否与苏合谋过，我不得而知。其次，在兰州和221尽可能加强防空力量。同时，试验场区则采取大分散基区布置，而核装置要到临试验前而不过早运至试验场区，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主要核装置）。
在1964年八 九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常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直到试验的现场一切情况，都是如此。这是一开始研制和试验前总理规定的。总理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亲自直接主持研制与试验工作的，我们的一切事，都是直接报告总理的。这一点，你的记忆是对的。谨此简告，如还有其他问题，请直接来信，不必客气。
张爱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核弹哪里去了？
在许鹿希讲的故事中，这个故事叫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国在戈壁滩上的一次空投核弹过程中，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出现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核弹本来应该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可是核弹却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虽然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核弹哪里去了？它还可能炸吗？是不是在预定范围内炸？或者已摔碎了；不会再炸？那核弹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个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 。。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 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6）
“*”中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就多次说过，降落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保证降落伞能打开。可是恰巧就这一次，没有打开。
许鹿希说：“因为我在1987年仔细问了当时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所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兰有一个机场，飞机是从马兰飞上去的。这个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飞机飞得非常高。因为那个核弹不能扔在马兰，马兰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没有人住的罗布泊，扔到罗布泊的天上，在罗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后当时算好了蘑菇云应该在哪儿，蘑菇云应该往哪儿飘，要对我们国内没有任何害处。
这里唯一保密的就是飞机的高度到现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