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的沃尔夫引用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如下报告：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以每年个单位的比率持续上升。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排放的增长率比过去40年的平均增长率快了30％；如果排放率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35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可能是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将可能导致气温升高3摄氏度，超过摄氏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环境组织、传统的左翼政治家和政治团体的警醒，并都采取了实际行动。另外，也引出了以反对不受欢迎的气候变化为目标的国际协议，尽管结果至今并不乐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京都议定书》，这个协定在1997年开始谈判，随后有超过175个国家加入，那些签字国承诺减少它们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只被要求监测并报告它们的排放情况。
公正地说，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质疑人类活动是否会引起全球变暖。然而，尽管他们声称证据不清楚、数据不完善、模型不可靠，还有像太阳的变化会影响地球等其他因素，按照BBC新闻理查德·布莱克的说法，2007年来自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一份划时代的报告声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确实影响着气候变化。通过引用那些支持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设立的政府间组织做出评估的科学家的说法，英国新闻机构声称“自1900年以来气温上升了摄氏度，而超过一半的上升出现在1979年之后”。
2008年3月，一份由两名区域性资深外交政策官员所起草的欧洲联盟的研究报告说得更严重，这份报告认为：“气候变化的危险已经从威胁转变成了现实的冲突——达尔富尔的纷争、来自流血冲突的孟加拉的移民，以及对中东地区局势造成的不稳定。”法新社在一篇题为“气候变化：全球竞争的新因素”的文章中报道：“从非洲到亚洲，从南极到北极，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威胁放大器，它加剧了现有的趋势、紧张和不稳定’。这些威胁包括可耕地的减少、大范围的水荒、越来越少的食物和鱼类存量、洪灾的增加以及干旱期的延长。”
能源问题（1）
事实上，尽管与能源有关的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以来就已经引起了持续的关注，但这种托马斯·马尔萨斯早已识别出来的资源受限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还是凸显出来。在2008年3月的文章《我们已经经历着骚乱、囤积和恐慌：大难将临的标志出现了吗？》，《时报》（伦敦）的卡尔·莫提歇德报道说：“食物短缺的恐慌已经在全球撒下了阴影，在非洲引发了骚乱，在欧洲出现了消费者抗议，食品进口国也陷入了恐慌。”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基本食物的获取方面。“这个星球上半数的人依赖大米，”他说，“而当孟加拉遭受可怕的饥荒的时候，大米的存量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今年大米的生产将低于全球消费量亿吨的水平。”
造成最近出现的供需缺口的有很多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和主要产粮区出现的干旱。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催生了对各种副食品需求的增长，包括蛋白质，比如鱼和肉。在托马斯·霍默·迪克森的一次访谈中，特伦斯·麦克奈利说：“自1950年以来，在世界各大洋的产业化捕鱼活动使大鱼总数量减少了90％。”在2007年12月《经济学人》的一篇《便宜食品时代的终结》的报道中说，不断上涨的食物价格“得到了随着新兴经济体财富的增长而出现的饮食习惯的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在1985年人均吃20公斤肉（44磅），而今年的消费量将轻松超过50公斤。这反过来推高了对谷物的需求：生产1公斤牛肉需要消耗8公斤的谷物”。
更为严重的是，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现代的食物生产已经成为高耗能的产业。“从农场到餐桌，”地球政策研究会（Earth Policy Institute）的丹尼尔·梅瑞在2005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现代的食品体系严重依赖便宜的石油。对我们石油供应的威胁也同样是对我们食品供应的威胁。由于食品需要经过更多道的加工程序，而且运输的路途也更长，食品系统每年消耗的能源更多。”按照梅瑞的说法：“美国的食品系统每年使用了1018个英国热量单位的能量，与法国总的年度能源消耗一样多。其中，食物的生长所需的能源只占这个数字的1/5。其他的4/5用于食物离开农场后的运送、加工、包装、销售和储存。”
《经济学人》也强调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在将食品价格指数推高至其自1845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点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美国草率的乙醇补贴”。生物能源占用了美国2007年有记录的谷物产量的1/3，而且“3 000万吨额外变成了乙醇的粮食（该年的合计数）达到了世界总的谷物存量下降数的一半”，该杂志的报道中这样说。2008年7月，《卫报》的阿迪提亚·查科拉波迪详细披露了一份世界银行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发现生物燃料“迫使全球的食品价格上涨了75％”。按照CNN的一篇题为“由于食品价格飙升导致骚乱、动荡蔓延”的文章中说，联合国粮食特别大会报告起草人杰恩·捷格勒 “称使用食用粮食生产乙醇的行为为‘反人类罪’”。对可耕地需求的急剧上升——同时还有对建筑和生产木制品所需的木材需求的上升——导致了毁林开荒的行为，使南美、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大片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和雨林被毁，加深了气候灾难的程度。 txt小说上传分享
能源问题（2）
按照类似的思路，瑞士消费品巨头雀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警告食品产业可能需要起来反对生物燃料产业，保护可耕地，因为世界正在闹水荒”，《金融时报》的珍妮·威金斯在《雀巢领导人警示土地资源冲突》一文中这样报道。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对洁净的饮用水的需求和供应之间，一个更为可怕的缺口已经打开。这种令人尴尬的经济增长、没有限制的工业化、考虑不周的现代化计划、处理设施的不足、宽松的环境标准以及导向错误的政府补贴——再加上已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浪费巨大的*现象，导致了这种被称为“生命基本元素”的资源在世界上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表明，世界人口中的20％缺乏取得这种最基本资源的途径。按照杰雷德·戴梦德的说法：“世界上有70％的淡水基本上已经被使用过了。”在《奥运会调水计划威胁百万人》一文中，《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里尼引用一名官员的话说，他“警告一个已经迫近的由于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灾难”。2008年3月路透社一篇由吉拉德·威恩所做的报道详细介绍了位于苏黎世的可持续资产管理组织的研究，该组织认为“水资源短缺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包括西班牙南部、马格里布、中东、中亚、巴基斯坦、印度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在美洲，美国中西部、墨西哥和安第斯地区是最为严重的区域。东澳大利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专家同时也指出了一个相关的很可能是最大的潜在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大约有26亿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包括简单的公共厕所。每年有超过200万儿童死于痢疾，而那些生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半数遭受着同样的折磨或者是其他疾病（比如霍乱、伤寒、沙眼以及寄生虫病）的折磨。彭博社的安迪·穆克尔基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认为，水的问题而不是油的问题，才是对亚洲长期繁荣的最大威胁。他强调：“亚洲那些淡水资源将要枯竭的城市似乎不太可能引起这个地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为被废水淹没的危险似乎要更大。”
然而，与资源有关的一长串问题并没有就此打住的迹象。其他重要商品的市场也已经在供需的动态转换中被反向的转化弄了个天翻地覆，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在2006年12月《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尼尔·弗格森描述了出现在亚洲的繁荣怎样影响各种工业用金属的需求，“2002~2005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中国占有了全球锌和铅消费增长的绝大部分，而在锡和镍的消费增长中占了80％”。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刺激了对稀有金属兴趣的增长——作为珠宝首饰、对通货膨胀的对冲以及财富的储存和传承。
与此同时，供应则受到了多种障碍的限制，包括像弗格森说指出的，“缺乏投资和政治风险增加”。加拿大《金融邮报》的彼得·霍德森在2008年2月一篇题为“全球金属短缺现象迫近”的文章中报道说，成本失控、融资困难、对环境更关注，甚至连大自然母亲都在阻碍扩产计划，推迟新的采矿项目的启动，确保在未来仍可以获取铜、锌、铅这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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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替代品
可以肯定，为应对不断严重的资源限制和相关的问题，各国政府都曾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有些可能比较成功。毋庸置疑，举例来说，更高的价格以及与有害的排放和处理副产品废物所带来的成本是很强烈的驱动因素。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关注的重点一直在试图通过教育和说服、提倡和鼓励效率、政府赞助或者其他方式来减少消耗。商业上也对更多地通过降低燃料和其他投入的费用来保证利润空间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比如说一份国际能源局的研究显示，“重工业的能源消耗只是通过采用最好的操作方式以及已有的技术就可以减少18％~26％”，这是《华尔街日报》雷拉·阿布德和约翰·比尔斯关于能源使用的一篇文章中的内容，这篇文章我们已经在前面引用过。
那些对石油和其他竞争性商品具有很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大的胃口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些政府广泛参与到私营领域中的情况下，已经进入了对潜在能源供应源的开发、改进和扩张过程之中，无论这些供应源在什么地方被发现。比如中国和印度已经与广大的能源和商品生产国取得一致并且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大多数长期以来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利益集团充满了敌意。大型的消费型国家也开始在世界上极度偏远的地区寻找资源供应，而且负担修建管道和建立后勤保障能力的费用，让能源可以很好地运到国内市场。
与这些减少对石油及其他碳氢化合物的需求并增加供给的努力同样重要的，还有对替代物和其他可选能源的重点研究。正如早前已经说过的，目前这种高油价模式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用煤炭来代替石油，因为一些地方煤炭资源很充裕，因而忽视了它那破坏性的副作用。但就算是这样，人们对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也逐渐有了更深的认识。在2007年12月一篇题为“中国环境监管力度加大”的文章中，《华尔街日报》的安德鲁·拜承报道说：“长期被批评效率低下的中国环境控制，正在开始拥有真正的经济性手段。”
这样的问题激发了对能够使废物重复利用或者转换成有用的副产品的技术和工艺的研究。2008年1月《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计划“利用甲烷这种煤炭开采过程中的副产品气体，为钢铁厂提供动力、为家庭供暖，并且供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使用”。这个国家的空气质量也得益于减少甲烷的排放，这种气体“包含了比二氧化碳高出21倍的碳”，该杂志这样说。
而且，尽管通过扩大生物能源的使用来达到能源独立和减少排放的努力存在着很多显而易见的后果，然而，某些国家还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06年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戴维·鲁赫瑙撰写的题为“巴西是怎样打破其石油习惯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这个崛起中的拉丁美洲大国努力戒掉它“对进口石油的‘瘾’，方法是采用其他可替代能源”，包括甘蔗——生成乙醇。然而，这份报纸还强调，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取得类似的结果，还需要做出非常困难的政治选择。
然而，问题是生物能源并不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起码来说，2007年下半年期间发生的全球食品市场的突变，会将这种努力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进行重大的调整。取而代之的，应该会有其他更为环保的选择，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按照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的资料，后者已经占了全球发电总量的近1/5。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希望“2030年全国电力的20％由风能提供”，这是来自《夏洛特观察者报》劳伦·巴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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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核能的讽刺
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对形势变化的一种讥讽说法，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家也会把核裂变当成是一种对燃烧化石燃料的清洁的替代方式。一直到最近几年，对源自俄罗斯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1986年事故灾难以及与核废料处置有关的放射性问题而引发的对安全的担心，严重阻碍了这个产业的发展。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对传统能源在未来将面临供应不足的困扰的认识，核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对核能的担心已经逐渐消失。甚至绿色运动也基本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原子能比其他的方式，比如生物能源，更切实可行。
各种各样的报告记录下了各种态度的最新变化，其中一个例子包括2008年1月《商业周刊》上一篇由马克·斯科特写的题为“在欧洲，原子能活动重获新生”的文章，这篇文章报道说英国在主导欧盟“考虑一种可以减少对石油依赖和排放的能源来源”。该杂志补充道：“伦敦并不是反思原子能的唯一首都。考虑到核能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