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卫国。但是漕邑不宜建都，公元前658年，齐桓公率诸侯助卫文公迁都于楚丘。
卫文公受命于危难之际，认真地吸取了前辈卫君的教训，转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卫国由此中兴起来，国力日渐强盛。公元前642年，邢与狄还以为卫国一如以往好欺负，勾结合攻卫国，卫文公率兵果敢地击退了敌军，次年又###邢国，以报先前菟圃之役，其国力非昔日的卫国可比。卫文公不乏文治武功，称得上是历史上少见的中兴明君，这一首《定之方中》便是国人追忆文公当年的中兴之举，颂扬这样一个堪为后人师表的中兴之君，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的景仰与尊敬。尽管穿越了三千年的岁月，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
先来解题。“定之方中”的“定”是星宿之名，是营室之星。朱熹说，“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夏正十月，在节气上是农历小雪之时。这时，定星位于正南方，因此，北极星也可明确，南北既明，东西四方也就都可以正了。
“楚宫”即楚丘之宫，在今河南淇县东边。“揆之以日”，“揆”，度也，就是根据日影来确定宫室的走向。这首诗的第一章是说，定星黄昏出现在正南方的时候，文公率领大家营造宫室宗庙，工程计划得很有声色，宗庙宫室建好后建厩库，厩库建好又建居室。一切完成之后，又种上榛、栗、椅、桐、梓、漆，说将来树木长大，可以砍伐做琴瑟！十月后期正值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非常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现代人也有着重要的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了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时人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之辈能比，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能让人久久品嚼。
卫文公的尽人事，敬天命，在三千年前，是典型的效仿文武周公，所以孔子也对他们极尽怀念追思。古代天人合一观念，到了春秋时期，人事与天命已经有了明显的分界，而且人的地位已开始与天并立，甚至还逐渐超越于天。孔子虽然敬天事鬼，但显然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不能事人，焉能事鬼”，这样的思想表明春秋时期人文精神的跃动，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卫文公的做法，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搁现在，我们也不得不予以肯定。
定之方中：从现在起，脱胎换骨（2）
你看文公，“升彼虚矣，以望楚矣”，亲自登高望远，勘察地形，考察蚕桑。一系列的身体力行果然不负所望。在接下来的占卜中，连神都给予了首肯，先人事，后天命。天命也给予了这位尽人事的明君以丰衣足食的预兆。
接下来，诗的第二章便着重写卫文公的躬劝农桑。夜里春雨绵绵，黎明时分天刚转晴，文公便侵晨起身，披星戴月，赶往桑田，观察蚕桑的长势……这样一幅具体的历史细节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德配天地，恩及国人，不辞劳苦，用心周全，力图复兴的明主风范。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可想而知。
苍天不负有心人。卫国的崛起有史可鉴。《左传·闵公三年》载：“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卫国转眼间从一个灭亡之国成为中兴之国。又说：“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才几年时间，卫国在文公的管理下，仅军事实力就增强了十倍，有兵车三百乘了。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的。大国才千乘，而一个小小的卫国，转眼间就有了三百乘，可以想见文公的中兴之效。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也这样高度评价了文公治卫，他说，“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先后在各国奔走十四年，历国十二，分别是周、齐、卫、匡、蒲、曹、宋、陈、蔡、晋、叶、楚。其中，周、齐、楚居停时间都不长；曹、宋、叶路过而已，基本上没有故事；去晋国仅仅隔河而止；蒲、匡亦路过之国，而且皆曾被围困；陈、蔡倒是各居三年，却也被围困过，以致曾绝粮。其他时间大都在卫国度过了，每次遇困而归，都不曾回鲁反而之卫。由此可见孔子对卫国的好感和亲近。
孔子第一次去卫国，是在他56岁时。那是他刚刚辞去鲁国的司法部长一职，跑到子路妻兄家暂住。此时是卫耿公主政，他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就是说你鲁国给你多少俸禄，我卫国也给你多少。这种魄力和手段，现代人也还用之呢。孔子第三次去卫国，卫灵公得知后，“喜，郊迎”。高兴得不得了，到郊区远远地迎接孔子。而卫灵公还算不上有道明君，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的就是卫灵公。到了孔子晚年，史载，孔子弟子多仕于卫。
卫国与孔子的缘分，若非卫文公的中兴之力，恐怕是不敢想像的。《定之方中》便直接告诉人们：要想一洗耻辱，光有一种理想，光是口里说是没用的。从现在起，脱胎换骨吧。
危X：古人不见今时月（1）
危X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啵纭の＇蝀
若要评选春秋时期十大明君，我总以为，“五霸”都不足以与卫文公相比。春秋时代是一个出英雄的时代，可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征服沙场，而在于征服人心。故武王开国，即命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为了他们少数几个人的享受。他们的礼乐不是后世那种“舞低楼心杨柳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而是为了更多的人受到礼乐的洗礼，文明起来。是故《汉书·艺文志》引“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以想知，那些人们的能力和水平确实有限，亟待教化提升。
这首《危X》便是卫文公中兴之时，目睹卫国遗风尚存，故而命作诗以止过去之淫奔之风。什么是“诗教”？这就是诗教。
恋爱自由很有可能是自古至今处于青春期的男女们共同的向往，没有自由，就有挣脱束缚以求取自由的冲动。然而，我倒以为，正是这种不自由产生了爱情的神圣性，自由就是这样一种悖论、吊诡。太自由了，爱情得来也就没有什么付出了；太自由了，爱情的魅力也就容易在自由中消融。就好比，一朵温带的花，如果放到热带去，一会儿就会死去。爱情是需要恒温的。恒温中的点点细节，往往胜过热烈中的一时激情。
三千年前的礼制，原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它渗透着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如处世的困惑、家庭的生活、父子之礼、夫妇之情、兄弟之义、教子之方、交友之道等等。三千年前的礼制，原也最平易，最切近人生，上参天地，下应夫妇，中及君臣，都是在礼制的包容之中，呵护之中。
不必想像古人是多么愚钝，也不必设想古人是如何封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群先进的思想者，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求索，他们在实践。正是他们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文明的展开、文化的创新。“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今异时，思想悬殊。然而，人性中永存的共性是不会逐水而逝的。
任何时候都有另类，都有反叛者。固然主流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如长江干道中的流水，不也夹带着污浊，但也不要以为反叛就是革命，就是勇敢。
通过反面说教，以规范当时的礼仪制度，这就是诗人的命意。
为什么把现代人喜爱的彩虹称作“危X”呢？“危X”这个词，一看就像是两条虫，不是什么好的寓意。
其实，彩虹的正名就是虹蜺，也是两条虫。《音义》云：“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闇者为雌，雌曰蜺。”
在后人眼里，彩虹是美的象征。不仅入诗入画，而且还把地上那连接彼岸的桥都称之为长虹卧波。如唐人董思恭还写过一首咏虹的诗：
春暮萍生早，日落雨飞余。横彩分长汉，倒色媚清渠。
梁前朝影出，桥上晚光舒。愿逐旌旗转，飘飘侍直庐。
为什么在古人眼里，虹倒成了有阴有阳的东西？这就不得不牵涉到古人的阴阳观。正常的天是蓝色的，而虹则呈现出七彩光环，这在古人看来是反常的，反常的东西是不吉的。古人便以为虹的产生是阴阳不和的结果，而对应人事，就是婚姻错乱，因而将它视作淫邪之气。如刘熙云：“淫风流行，男美于女，女美于男，互相奔随之时，则此气盛。”彩虹尤其常在东边出现，而东边是日出的地方，这在古人看来更是令人忌讳的，所以诗中说“莫之敢指”。郑玄也曰：“霓，邪气也。阴无德，以好色得亲幸于阳也。”《春秋演孔图》则曰：“霓者，斗之乱精也。失度投霓见。”宋均还引申道：“虹蜺，阴气也。阴气贯之，君惑于妻党之象也。于中孚经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
把虹的出现看作是阴气的作用，这自然是古人思维的产物，也是人类认识大自然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阴则对应世间的女性，所以虹又称“美人虹”。古人还认识到“暮虹截雨，朝虹行雨”，也不利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因此，虹在古人心目中总不是吉祥之兆。
危X：古人不见今时月（2）
本诗以虹起兴，虹的过度艳丽就寓意着世间女子失德，以色诱男子。因而，诗中便劝诫这种过礼违礼的女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之事，也是礼制所允许的，但不待父母之命，人皆恶之；无贞信之德，人皆惧之。
这首诗，显示出文公时诗教的温柔敦厚。如果把它理解为是反抗礼教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女性的诗则显然是滑稽的。诗中的彩虹根本就不是我们现代人观念中的彩虹，不是诗人向往歌颂的对象。
古人不见今时月，奉劝现代说诗者，还是多思思古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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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鼠：秦相李斯的“老鼠哲学”（1）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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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首《相鼠》，我首先想到的是秦国的李斯大人。《史记》中记载：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大人年青的时候做小吏，有一次如厕，看到厕中的老鼠吃的是人拉出来的脏物，盘缩成狗那样，怕人，一天之中受人惊吓不知多少次。后来他去仓库，看到仓库中的老鼠，吃的是大米，住的是宽敞的房子，从不怕人。两相对比，李斯大人终于顿悟：做人就和做老鼠一样啊，有没有出息，就看他是生活在茅厕里还是生活在谷仓中。
李斯大人这一悟，如禅宗所说的“醍醐灌顶”那样，悟出了人生哲理，这就是他的著名的“老鼠哲学”。从此，一心向仓中鼠学习，果然成了大器，辅助秦始皇灭了六国的老鼠，一统八荒，官至宰相，爵封列侯。
后人把李斯大人列入“法家”，以为他没有读过《诗经》，也不知《诗经》里面有这首《相鼠》。其实，李斯大人曾拜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为师，和韩非子同过学。毕业后，大概专业不对口，改行了。到了后来六国一统，李斯大人做了宰相，就下令把《诗经》一类书全都烧了。试想，他要没读《诗经》，怎么会对老鼠有那么敏锐的洞察力？后人什么鼠没有见过？可就没有再创造一门子老鼠哲学来，只有李斯能。他要是没读过《相鼠》，怎么会对《诗经》那么痛恨？
李斯应该一方面要感激老鼠，一方面又恨《相鼠》。这种复杂的心态，现代人不也一样？
这首《相鼠》可能是诗经中骂得比较痛快淋漓的一首了。它不同于《硕鼠》。《硕鼠》是言老鼠之贪而又懒，应该是贪官一类；《相鼠》则是斥人而无礼、人而无耻。人无礼仪，无异于鼠。前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后者则纯粹出乎人性。
我很感慨先民对老鼠属性了解得如此之细。老鼠作为人类的天敌，可能是人类最讨厌的动物之一了，正是因为它的破坏力，才使得人们把自己痛恨的对象比作老鼠。但是，三千年来，当人们在唱《相鼠》时，老鼠们总在一旁哈哈直笑。现代的老鼠们不再做李斯那样的蠢事，他们知道书是烧不掉的，还不如自己来编书。
我便想起了200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春季招生考试语文试卷有一道15分的阅读题，我以为，光是这道题的题目就足以显示了命题人的“学问”了。不妨照抄下来：
鼠，特别是家鼠，本是令人痛恨的动物，然而它在十二生肖的乐队中却有拉首席小提琴的荣耀。古人用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对应，“子”位的鼠永远打头。
鼠与人类关系密切，有关鼠的童谣在旧时深受儿童喜爱。流行于京津一带的《小耗子偷油》，今天五十岁左右的人都会有印象；而《猫拿耗子》中“耗子大爷”的形象更带有几分老北京市民的懒散与穷讲究，十分可爱。不过，最为儿童神往的莫过于“老鼠娶亲”的民间传说，几乎流行于全国。春节前后，有关生肖的年画、剪纸，不仅是成年人点缀年节气氛的物品，更是儿童进入童话世界的向导。
在浙江绍兴一带，人们常称年画为花纸。鲁迅《狗·猫·鼠》一文忆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