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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中，统治阶层不断变化，局外人和局内人的意识也随之产生变化。鲜明的局内人的意识没有形成，纯粹的局外意识也没有形成，但是对中央权威的距离感和随之产生的安全感和不安感却得到了发展。在人们的意识中以远离自身所属集团接近中央的做法也不见得安全，反而会产生背井离乡的不安。但是与之相反，与自身集团的密切关系也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它也不能给所属成员以充分的保护。个人成员半所属与半独立的问题也突出出来。
日本社会的中央集权的集权方，中央也就是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层。日本天皇不仅是政治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在日本大家族这个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心理领域，天皇也拥有“中央”的属性。
日本的国民将天皇视为拥有无限权威与权力的绝对君主，是统治阶层公认的立宪君主，是国家政治上的最高机关。日本的小学教育和军队中，这种观念已经得到了彻底的灌输，直到大学入学考试和高等文官考试阶段，日本国民才弄清楚了“公认”的天皇，弄清日本天皇制其实也是双重结构。
从社会结构的内部情况看，社会心理细化在个人意识中的现象也不容忽视。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天皇是一种神圣的存在，日本人民对天皇的信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天皇就像是精神上的骨肉亲人，并被象征性地看成是“神”，进而提升到宗教领域，成为绝对价值的存在实体，永远不可磨灭。二战后，既是神又是政治权力操作对象的天皇，成为一种无力的纯洁的存在。在这个领域的个人意识中，天皇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国民的工具。但在另一个领域中，天皇又被放在了人以外的另一个位置上，从东京审判中从未追究日本天皇的责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由于阶级地位不同，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对天皇是统治工具并不太感兴趣，他们关心更多的是由于天皇的工具性而遭到了排斥的人性的一面。但是无论是哪一方面，没有权力、没有权威的天皇形象一直存在于人们心中。对天皇形象做一个细致的分析，正是无力的个人形象，才让国民对他产生了亲近感。
如果明治以后这样说，一定会被其他人定为“不敬罪”，因为当时的大部分国民似乎没有感觉到天皇事实上是一个“神圣的无力者”，而且当时在国民心中越是被流放或被幽禁的天皇就越受欢迎。这个神圣的无力者是人也是神的矛盾事实，让人们不得不进行自我欺骗。知识分子的自我欺骗是以意识化了的虚构形式存在的，但是无论是否被意识化，已经成为试图通过全面从属于日本社会以寻求安全感的人的必然选择。其实，与天皇有关的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必然都是自我欺骗的，可以以大正天皇为例说明这一点。
大正天皇自幼多病，曾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40岁时又患脑血栓，转为精神病，这是日本国民都知道的事实。大正天皇在病情发作时，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一些可笑的举止。平井启之的叔父曾经是海军军人，曾经亲眼目睹在海军大学毕业典礼上，大正天皇突然把应授予学生的毕业证书当作望远镜，并向四周观望，但是这些疯狂的举止并没有妨碍日本国民对后代“忠君爱国”的教育。
作为神的天皇，与凌驾在社会其他集团的统治阶层的取向态度是相适应的。中央在日本国民的心中是遥远的，但是天皇因为其神性成为人们亲近中央的媒介。人们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以及对皇室的好奇在战后大众传媒的发展之下，也逐渐淡化。国民与天皇的距离逐渐缩短，但是即使在战前，国民与天皇的距离也只是表面上的疏远，心理上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例如，战前人们普遍认为枪支是天皇的私有财产，天皇把枪支借给士兵，是一种私人的借贷关系。正因为对天皇的崇拜转嫁到对兵器的尊敬，形成了兵器崇拜的法西斯主义，国损坏兵就等于损伤了天皇的精神。这种精神信仰的产生也是人们感觉到天皇离自己并不远造成的。如果天皇完全被表面化，成为一种遥远的存在，那么这种理论就不可能支配人们的行为。
只有在人格之间紧密结合的封闭集团中，祖先、天皇才能成为肉体上的真实存在。这样看来，生活在集团中的日本国民，一定会将天皇人格化。同时，人们对半从属于相对无力集团的不安定状态，也致使人们希望从属于更强大的集团，进而将天皇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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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1）
日本近代社会中的近代自我的形成，并不是在家庭中，而恰恰是反抗家庭或走出家庭后才成长起来的。日本的家庭不像欧洲家庭那样能够隔绝外部世界的渗透力，而是如同日本的房屋那样，很难有效地防止风雨的入侵，社会舆论和权力的支配会毫无阻挡地对家庭成员产生影响。
前面提到，羞耻感的产生是视情况而定的，不同的情况产生的羞耻感也不同，而导致这些不同的社会条件也具有多样性。有学者认为，社会和个人的中间集团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是产生不同情况的原因之一。社会和个人的中间集团有多个层次，从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家庭到大一些的地域社会、自发组织等都属于中间集团的范畴。不论是哪个层次的集团，都没有很强的独立性，没有形成独立于上一级集团并与之抗衡的力量。
社会模式中存在一种比较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以相似性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独立而封闭的体系。在这种社会模式中社会成员功能分化不明显，再加上社会成员的意识完全受集体意识的支配，社会成员的相似性极高，彼此雷同，相互联结，融为一体。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这种类型的社会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即使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这种社会模式也还具有一定的活力。
以独立的地域共同体为特点的日本民俗社会，代代相传的民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社会体制下，人们的生活空间被限制在了狭小的范围内，对外部事物一般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就形成了社会成员间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羞耻感需要有敏感的自我意识和相异的价值观，日本人虽然有敏感、纤细的神经，但是在民俗社会中形成的相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让这些纤细的神经产生的仅仅是一种耻，可见民俗社会中很难产生羞耻之心。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民俗社会的解体，社会的组成要素已经不再是地域共同体或家族，而是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有机的整体社会，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模式中，社会成员的地域移动不断加剧，以地域为约束形成的共同体产生的习惯已经失去了控制人们行为的能力。抽象的规范被人们所接受，社会秩序通过人们对法律法规的自主遵守来维系。
家庭是人类聚合的最小单位，其血缘的联系成为家庭成员间相互交流的基础。家庭教育也许不是最权威的，但是却影响着一个人人格与价值取向的形成。可见家庭是使抽象的社会规范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最强大的机构。
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家庭将抽象的教训灌输给自己的孩子，并帮助下一代树立了独立、完整、自律的人格。父母的权威和经验教训渗透到了孩子的个性形成中，对子女个性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的新教徒，他们强烈的原罪意识也影响了下一代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因此这种原罪意识也是市民社会中罪文化发展的条件之一。
在人们逐渐脱离地域性习惯制约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家庭对自己成员独立性的保护作用凸现出来。除了家庭对成员的保护，西欧的市民社会中还形成了独立性很强的中间集团，这些中间集团大部分是以新教教派为原型的结社。这些结社将成员的要求和意见整理之后，反映给作为上层集团的国家。西欧社会内部，能够出现同国家力量抗衡的各种集团，与西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家与教会势力均衡的情况有很大关系。
西方文化中的罪意识需要有能够承受其重压的强大的自我。心理的安定是形成强大自我的必要因素。市民社会中的家庭和自发结社，通过地域社会和国家来保护自己的成员，给这些成员带来心理上的安定。集团的独立能够给社会成员带来安定的心理，进而产生强大的自我，但是这样的逻辑关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人们心理上的安定，导致羞耻在市民社会中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的有力形式。
在市民社会中，地域社会作为中间集团，其独立性较强。西欧的市民社会因继承了地域社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虽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所损坏，但是通过地方自治制度的保护也得以维持，并且弱化了的独立性也由于独立性较强的结社而得到弥补。由此可见，共同体社会是耻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而市民社会则是罪文化的典型基石。
江户幕府统治体制之后的日本逐渐脱离了共同体社会，但是还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因此社会与个人之间存在的集团的独立性在共同体和结社比较弱的事实，和羞耻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西欧中世纪时期，贵族阶级、各种行会、教会和自治城市等都拥有强大的特权和自治能力。但是日本社会中类似的中间集团的独立性却很弱。集团对自己成员的保护因为中间集团力量的弱小而失去作用。当人们看到欧洲中世纪有被称作“国中之国”的自助团体的历史事实，或看到意大利电影中教会隐藏抵抗运动的斗士，就会发现这些情景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是多么的不同。
社会集团的属性之一就是外部社会的渗透性程度。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分析，欧洲中间集团的渗透性一直都很弱，正是因为这样，各个集团都保持了很强的自治力。
反观日本的中间集团，特别是德川集权统治成立以后的社会中间集团，没有拒绝来自中央和社会的渗透。这些中间集团的成员在集团防护堤内没有充分保护好自己，他们赤裸裸地接受了外来的窥视。
日本的家庭也经历了和社会中间集团相似的经历。日本社会虽然是以家族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家族主义式的结构，但是其家族集团的防卫能力却远远弱于欧洲。在日本，当家族的成员违反了家族以外的社会规矩而受到惩罚时，他的家族并不是伸出手去保护他，拉他一把，而是会因为他丢了家族的脸而同批判他的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予以排斥、孤立。这种社会习惯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处于社会中的家庭独立性较弱的原因。
日本的法西斯和德国的法西斯有很大的不同，而国家权力对待家族的态度就是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之一。纳粹实行的强制性同化政策波及到了受侵害地区的所有社会成员，将黑手伸向了离个人最近的家族集团。
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2）
有“精神分析学之父”之称的西格蒙德·诺伊曼对法西斯独裁的行为评论说：独裁者要攻击人类自由的最后城堡，专制主义是不会放过人类存在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受同化政策的影响，当时在学校或青年组织中的很多青年人，对抱有保守陈旧观念的父母也进行严密的监视，一旦发现有背叛行为，就毫不留情地向法西斯报告。德国的法西斯是十分希望旧式的家族制度解体的，因为只有这样同化政策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
日本则不然。日本的法西斯不但对家族体制十分重视，不希望看到家族制度崩溃，它还相当热衷于家族主义观念的渗透。日本社会家庭对所属成员的保护能力弱，家族成员很容易受到中央权力的侵害。日本家族制度独立性差致使家族成为培养适应外在社会要求的思想的重要场所。今天的日本社会仍然有要求恢复旧家族制度的呼声，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呼声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通过强化国家集权，来实现社会秩序安定。
近代日本文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表现日本社会成员塑造自我过程的作品和学派。从那些作品不同的侧面，可以剖析日本的社会问题，尤其在近代自我的形成方面都表现出同一观点，即近代自我的形成都是在同“家”的对抗中形成的。日本的近代文学也是通过描写那些离家出走或想要出走的人才确立的。
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家庭，是培养近代自我的重要场所。在过去的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没有出现过像资产阶级家庭一样，家庭成员之间相互隔离、彼此尊重对方隐私的家庭。
西方学者认为，家庭是学校、教师和朋友等所有影响儿童性格形成的因素中影响力最大的。在西方社会中，家庭是不对外部开放的密室，在这个密室中，孩子的房间被墙壁隔开，与父母的生活隔绝开来。对孩子来说，父母除了有时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而抽象的管教之外，是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生活的人，对他们的人生也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指导。在父母向孩子们灌输了要正直、勤勉、自我反省等一些脱离社会实际生活的概念之后，孩子就会变得内向和善于思考，近代的自我因此而形成。西欧的资产阶级家庭正是通过将孩子和外部世界隔离才培养了孩子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