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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淘汰掉一大批人后，还可用‘才性’继续裁员。前者因为是对付普通劳动群众，读书人哪儿有不齐心的，所以一下就搞定了。作为民间精神体现的《诗经》遂成绝响。后来历代的竹枝词，也就相当于小摊上的灌肠爆肚，有钱人偶尔会来碗解闷。下一步在知识阶级内部搞利益集中，便没那么容易了。历史上‘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此兴彼替，这边几尊‘诗伯’，那边几位‘诗怪’，谁也不肯让谁。‘才性’的标准着实凶险：曹植马不停蹄走了七步，诗竟做好了；贾岛为炼一字，居然围水塘绕了三年。这样高的要求不仅一般人达不到，而且读多少书也是白搭。因此才子诗的轻薄流利，和学者诗的沉郁涩滞，孰是孰非一直没有定论。不过，这两种标准倒是有斗争也有妥协。记得多年前在一个画展上，京城某名流扫了一眼外省某后进画家的诗作说道：“诗不是不可以做，但得先弄明白诗是怎么回事。”旁边一位‘大诗人’忙打圆场说，“诗可以不合仄，但要有奇句。”写现代诗的，虽然最近也发生了‘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争抢摊位的事，‘才’‘学’合流却是趋势。那些离了《新约全书》﹑存在主义就不会说话的‘诗人’，才性上常有非常之举。他们心照不宣地为这个小集体塑造着一种随时会出事儿的人格形象。在这方面，‘诗人’确比艺术家来得实在：后者的遗世独立相只表现在头发裤子上，即便裸奔，也奔不出资产阶级艺术的雕花镜框——所以穿不穿裤子都是精英。‘诗人’则据说自海子卧轨以来，已有数百人先后赴了黄泉，留下一所诗的凶宅让外人站在远处疑神疑鬼，圈内的未亡人其乐也陶陶：好歹这也是处‘房地产’呀。 。。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3）
二
诗之成为一种竞技，还有更深远的人类竞争文化的背景。
人生需要一些滋味，那便是“意义”。进化了这么久的人，数来数去，意义也就那么几种。像满汉全席这样的口腹之乐，花前月下这样的男女之欢，我们祖先上树前就已领略，版本低些罢了。不过在这些意义当中，有一种人与人较量中出来的妙趣，像‘金榜题名’‘技压群芳’之类，确是了不起的发明。这意义，虽然猴山上下依稀也能看到，却是黄土抟人以来才蔚为大观，它使人类的竞争不再同于动物的竞争，使人迅速膨胀为地球的主子，万类的领袖。
这种意义，一面成全了人类的喜剧，一面也造就人生的悲剧。竞争恶性膨胀的结果，社会的每个部门都有它插手，生活的每个环节都有它参股－－时常还要控股，结果搞得处处是拳坛，人人像泰森，凡事非要决出个高低，动不动便咬耳朵。年轻夫妇补了锌又补钙，发誓要怀个攻无不克的孩子，人生没开始就起了狼烟；后来孩子老了，坐在太阳底下的小板凳上，与隔壁老太太比试谁家的儿孙更有出息，漏风的口角依然刀光剑影。人这辈子，入不入伍，‘战士’算是当定了。百年匆匆而过，除了喊杀声，我们还听到过多少别的？除了挥拳扫腿，我们还见到过多少别的？除了兵书阵法，我们还想了解多少别的？钻研多少别的？
诗很早便成为承载此类意义的一条船，桨声帆影的走了千年，把一拨拨的‘西湖十才子’‘未名湖四杰’从籍籍无闻的此岸运到声名赫赫的彼岸。应该说，在提倡‘感物咏志’的古代，这类货色大概还只装了半舱。那时候，“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确包含‘比较级’在里面；“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表圣），说得更明白；国家则努力把诗变为社会阶梯，科举考试便设有赋诗一项；民间也按照社会等级的思路，从诗人中选拔‘诗圣’‘诗仙’‘诗鬼’之类－－民国初年还有人把同光朝诗人照水浒的天罡地煞排列了坐次。但在很大程度上，那时的诗歌仍是仁人载道说教的去所，常人吟风怀远的地方。这也正是为什么那时的诗歌能为几乎整个士大夫阶级所阅读和写作。
到了近现代，诗歌像许多事情一样，大大地行业化了。关于这个行业化过程，自有名牌的说法可资讽诵，如‘第X次浪潮’之类。但据我浙江村的理解，那其中也未尝不包含这样一种可能：在结果不平等的前提下，手段的趋于平等，使得竞争越发扩大越发激烈，原来有数的几块金银铜牌已经打发不了黑压压的健儿，迫切需要增加赛场赛项，多分些65、66公斤级组，这样众李逵就可以在较固定的小圈子内运斤成风，而不必一齐杀奔东京。结果，诗歌便被正式征作这样一方制度化的比武场。诗人来这儿不为别的，只为爬社会阶梯，为人生‘一搏’出人头地。他和那些开公司的、抢银行的、走官路的、读博士的、办绿卡的其实是一回事。
竞争造就了行业，行业意味着利益，利益趋向于集中，而集中的结果，就是大家常议论的‘小圈子’。大众有时远远望着小圈子纳闷：就那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折腾什么劲儿呀？但对里边的人来说，只要名位、钞票、等级制度、出国访问等等应有尽有，圈子的半径倒是越短小越好。一出实验戏剧，那台下坐的本来也是台上演的或台后忙的。演员有时脱离剧情朝观众席里抛句黑话，飞回媚眼，‘受众’一方自然明白怎么回事的多，以为又在闹‘先锋’的少。七八位现代诗人围成一桌，聊过美妞的动向，传达了海外珍闻，便可筹划中国诗歌明年向何处去了，因为，按他们的统计，“人都到齐了”。倒是这些年市场经济着实难为了小圈子一回。早已自绝于普通群众的诗人艺术家们遭遇自负盈亏，陷入前无市场后无靠山的境地，慌得他们忙将刊物按菜市场的办法划摊位出租，还忍痛脱下精英的外套赤着脚向资本家化缘。资本家看到昔日的阳春白雪如今化作糖精蜜饯而来，惬意之余拨款的事时有发生。 。。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4）
诗坛成为行内比武场，直接受到伤害的还是诗本身，是诗历来的感物咏志功能。竞争要求言人所未言，能人所未能。而‘诗人’跟你我一样五谷杂粮出身，哪儿去找那许多新颖别致的感受而且纯天然？为了入围，只得抱定“画鬼容易”的决心胡编乱造。居然也春季推出新款，夏季掀起新潮。那些皇帝的新装，老实人见了大眼瞪小眼，又怕是自己水平低，只好认定‘诗人’过于‘个性化‘了，太不注意‘普及’了。殊不知‘诗人’虽不归工商部门统辖，写‘诗’却断然是做生意，云山雾罩的背后是对手段的精打细算，对利益的终极关怀。要不他们返璞归真也不会专挑人均GNP高的国度。他们炮制了不含成语的诗作，类似环保食品，据说受到欧美客户的欢迎。他们打出广告，说发明了新潮古体，预计人均年产四百首，超过正常出恭。他们*’长‘*’短的，仿佛内分泌出了乱子，其实他们*哪儿就真的大到随处发作的地步，不过是被竞争被声名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向犄角旮旯讨生活罢了，这和从前荒年闯关东走西口是一个意思。他们还互相吹捧，说某某的诗作高妙得让人边读边*。他们的诗我是一读三叹，觉得焚书坑儒实在应该辩证地评价。有回我姐姐从书架上取了本诸如此类的诗集，打算拿回去给孩子看，被我及时制止－－我怀疑他们的诗是否让自己直系亲属靠近。指望子弟读他们的作品陶冶性情，那不是向寿衣店订制婚纱么？
恶性竞争不仅造就虚矫伪诈的诗作，而且特别容易网罗品格低下的诗人。中国对诗人的品格境界历来有所要求，孔子诗教即主张做诗与做人的统一。圣徒不必，赤子之心总是要有的。当今却是‘本事’‘能耐’的一统天下，只问手段高下，才能有无，至于为人的善恶忠奸，一概不管。‘奸’只要大，‘盗’但凡巨，便有鲜花环绕，便有掌声包围，他们的犯罪记录便能写成故事，印成书籍，作青少年的人生指南，中老年想补课也可以参考。顾城砍杀妻子，往好里说也是丧心病狂，可到了一些人的嘴里，就仿佛那是修成正果似的，就因他“人才难得”。虽说诗坛不是神坛，但那儿的蝇蝇苟苟形迹、神神鬼鬼勾当，已然不是寻常早市的气象，而是西直门立交桥下的黑市光景了。‘诗人‘们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社会正义豪无承担，实在看不出他们同屈原杜甫辛弃疾有任何血缘联系，倒是和地下过街道里卖*的像走散了的亲兄弟。他们开口‘艾略特’闭口‘魏尔伦’，一听就是倒外币的角色。那边一象征，他们旋即堕入五里雾中；那边一颓废，他们乳房屁股争相入诗；那边一‘现代性焦虑’，他们便宣传起自杀。这些人不少兼着‘自由主义精英’和‘清醒的少数’，属于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一族。一想到自己脚下是黄土身边有黎民，他们就气得摇身变作‘黑马’‘狂犬’，对穷苦父母以至周遭环境连踢带咬：恨只恨昆仑山唐古拉山呆的不是地方－－长城尤其可恶，否则中国老早就把买卖做遍五洲四海了；恨只恨汉武帝没能独尊墨家，为木匠弓匠泥瓦匠设个工程院什么的，不然中国飞机大炮火车还不是样样第一，哪儿至于要到别处打工刷盘子；恨只恨那义和团刁民就会犯混，害得列强一点也不看好这里的殖民环境，要不中国就跟香港新加坡一拨起飞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东方”到底还有些魅力，单眼皮黑辫子硬是顺西方的灰兰眼，有朝一日妹妹过去和了亲，自己探了亲，中国就是淹成一片汪洋又有啥？人民改当基围虾大闸蟹不就得了。这大概是为什么他们要全力拥戴‘文学主体’，极力鼓吹‘唯美’‘技巧’的缘故。那种小头锐目﹑势力心性若不蒙上点东西，光着上场连自己也不好意思。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5）
三
竞争固然在人类生活中已根深蒂固，不是三五次社会革命社会实验所能撼动的。但人既然号称自己的主人，口口声声创造未来，就不应认贼作父，把实然当必然而屈膝缴械，把必然当应然而为虎作伥。倒是应该目光放长远些，从点滴入手，为人类的生存寻找新的基础，为未来的发展设计个好点儿的方向。精英朋友读到此，‘乌托邦’三字一定到了嗓子眼儿，我建议还是暂且咽回肚里。既然大家都心有余悸，那么就先避开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这些大的方面，而把手术刀对准体育、音乐、诗歌这些小的部门。比如说，国家体委只保留一个‘群众体育司’，竞技体育让位给全民健身－－马俊仁金志扬索性调到国防部去。与其腱子肉集中堆在个别条腿上，不如让它均匀长在每个人身上。又比如说，再不用贝多芬莫扎特干扰胎儿的正常休息了，再不用皮鞭搓板培育音乐神童了，也不买飞机票送他们东征西讨，挣一堆金杯银碗回来空摆着，而是提倡音乐的民间化大众化，让广大群众不是专会竖耳朵，而是都来动手掌握一两样乐器，都有机会把不正的五音练正。这样，当春天的太阳升起来，大家便脱了羽绒服跑进运动场，跳远，踢球，长振出浪。当春天的月亮升起来，大家来到窗前把微醉的心绪付与键盘，或站在树影里用根笛子或埙之类追忆从前。
诗也是一样，先把‘专卖店’‘驻中国支部’‘常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统统取下，再把围墙推倒，山头铲平，让清溪流过，野花开遍，让诗成为每个人言志言情的场所，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所在：大家到此松开板儿带，把横眉立目黑煞掌权且收起，去感受一回明月倚窗、风行水上、婴儿啼哭、万籁俱寂。诗从此跳出三百六十行，与等级、市场一刀两断。‘诗人’则悉数遣散还原为普通人，往后有真情才赋诗，无便意则不如厕。写诗将只是为情为义所迫，而不是为利为名所驱。其实从来写下动人诗章的，多不以‘诗人’自视，更不会考虑这首诗将在《98诗歌年鉴》上占一席之地还是一角之地。他们做诗的时候，只是仁人烈士，只是痴男痴女，只是有判断有激情有想象有正义感的人，只觉得心底有种无名的冲动，哭不足以尽兴，笑不足以尽兴，舞之蹈之不足以尽兴，月下徘徊不足以尽兴，风中狂走不足以尽兴，歌以咏之是唯一出路。这就是屈子行吟泽畔，这就是文天祥感叹零汀，这就是何塞？马蒂、毛泽东、格瓦拉吟哦烽火征程，这就是蓝天下大地上数不清的游吟诗人、民间歌手那曾经像风像水流传的诗篇，这就是古往今来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在田间灶旁人海中孤灯前那自斟自饮未曾留下的诗酿。
废除‘诗人’，能为诗开生路，为人添生趣，说不定，还能对改良社会小有建议。这样面面俱到的好事情，试试又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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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1 《南方周末》1995…11…13日陈开民的文章云，“今年3月，文老跟我说到他坐牢的事”。又据大连《半岛晨报》2009…2…23电子版（），“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