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思路投靠“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到国粹的标本盒里争一席之地。如今中国国势一路走高，孔子学院都在进军世界，下一步就该文老这样的大师到五洲四海广收男女弟子，桃红李白，莺啼燕啭，让地球沿着“正清和”的“东方大道”自转完了公转。而区区“国学”，就像我们单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国医院”，哪儿有这样的宏图或愿景呢？
不过换个角度看，“国学”这几年在国内的确又形势大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众对传统文化开始另眼相看。而且这次没等外国观众带头鼓掌，自己就冲上去又搂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对子，唱起昆曲。两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边的广场上见一圈人长衫广袖，还以为拍古装电视剧呢，过去一问原来是当地的“汉服运动”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动人多了。再一打听他们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以中青年白领为主，其中还有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似的的高楼大厦，也为“国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多少白墙需要行草章草来装点，多少书架需要今典旧典去充实啊。26有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跟书打过交道的熟人搬进豪宅，环顾左右觉得少点什么，于是指着一面墙：“这儿，全他妈码书——就照着毛儿席当年的书房码，码丫线装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划的《四部文明》这样交一次钱就能管半面墙的各类文史套书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会流动以及资金流动的不少关卡，也可以见到“国学”奋勇“攻关”的身影：许多官员已由收受钱财改为收藏书画了，这不但让书家画家受益匪浅，而且连带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国学“的好光景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官方就再没有过货真价实的官方意识形态，硕果仅存的实用主义根本经不住西方“普世价值”的穷追猛打。民间积极投标的“主义”倒是有不少，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来扒拉去，就属“国学”、“新儒家”看着贤惠，虽然不一定能帮多大忙，起码不会添多大乱。于是诵诗、读经、祭孔子、祭黄帝的活动在各级政府的赞许和赞助下红红火火地展开。小沈阳给赵本山磕头这种早该绝迹的举措，官方电视台也当传统美德播放。再有，伴随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剧变，让无数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滚过山车，无论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般、假的一样。无数流浪猫似的心灵需要到《论语》《老子》《心经》的树荫下歇歇脚，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还说不准的，就更需要了解阴阳术数、《周易》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处黎家寨子里被个道士模样的川人缠住看手相，他说我有财气却不很爱钱，有官运却清高的狠，艳福不错要多加小心——总之都是些模棱两可的“反正”话。我付款时问他这些算是哪路学问，他愣了一下，然后豪迈地说：“国——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怀老及五种人（7）
今天的“国学”在社会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时代的“绝学”了，它以乱哄哄的内容为这个乱嘈嘈的时代下载了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各种“补丁”。非要拿“青灯黄卷”“故纸堆”来想象人家，非要用“陈寅恪”“饶宗颐”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无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强大的社会需求已经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资能力及利益回报的“国学产业”。据《长江商报》消息，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班”开班，由特聘教授讲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年的课程只有24天；收费28000元，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高层管理。27“百家大讲坛”的易中天、于丹等“国学明星”也眼看着就要被人民币深埋了——相形之下，给*基金会打工的同胞，他们挣到的美元就很可怜了，即便按前几年的汇率换成本币，估计也埋不过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的神情气度，“大亨”、“大鳄”、CEO、CFO这些词单独哪一个都描绘不出，得一拥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观光，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计算器在跟客户洽谈业务，头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声巨响，南方某省佛协负责人被这个职位的竞争者炸死在豪华轿车里，给“人间佛法”大壮声威。我认识的某君近几年跟了“国学大师”写字作画之乎者也，阔得也让人不敢相认。有朋友见他在豪华派对上时而袈裟时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属哪个教——反正都是“国学”的人。从这样一缸“国学”里生起文老这样一位“大师”，论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老人
李辉文章出来不久，文老即对凤凰台记者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声明劈头便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此时的他，终于想起来自己已是位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此时的他，一个箭步从妖精似的“49公岁”回归了传统的老年价值和老年规范。文老的拥趸们，也都突然记起“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传统社会在几千年中沿着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其间春时秋序、花开花谢，老的该说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装了一个程序。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订增损、与时俱进。例如旧时代有“父母在，不远游”一说，而20世纪初叶岂止热血青年要远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脚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吴稚辉洋插队时也是偌大一把年纪。还有断指血书的徐特立，记得多年前读斯诺《西行漫记》，其中提到老先生见革命洪流滚滚，心中闷闷不乐：没人拉他去冲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来大革命退潮，共产党邀他入伙，“老匪大乐”（我记得斯诺就是这么写的），打起背包便去落了草。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个民族在长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会打破成格、开放角色，进行死地求生的全民总动员。放牛娃王二小为其年龄所不须为，赵一曼、成本华做其性别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躯当角铁、工字钢用了。28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晒太阳看版画、却跟着青年人攻城劫寨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时代大背景。
文怀老及五种人（8）
在近代大危机的总形势下，身份/角色的变更自然要助于危机化解的社会动员。传统婚姻中富裕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则还是地主娶小那一套不足以凝聚人心，号召人民。关于文老年龄中那下落不明的十岁，不妨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据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说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29其实不改两人也只差十岁，比起前些时杨、翁的“时差”根本不算个数。但当时解放区想必是新社会新风尚，30两口子差个十岁虽不至让人疑心那是黄世仁在拐骗喜儿，但如果一岁不差，岂不就更像同班同学，一同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主义论》，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这当然纯属猜测——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谁也不敢打包票。
新中国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一头飞雪走出监狱大门，第一脚踏进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脚就是改革开放的十里春风了。在这醉人的春风中，老翁老妪们晒太阳的晒太阳，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应该说，他们属于近代以来最幸福的一代老人。31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战乱*；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式大好；当年播种了多子（女），如今收获多福；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双保险；中青年虽然别的都不尊，但都还尊自己父母；房地产业尚未大发展，“常回家看看”还不成问题，几代人想不欢聚一堂都办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说他比养鹩哥、扭秧歌的大爷大妈更快乐，但相对于他所属的那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他肯定是最快乐的了。
知识分子群体在*后比在*中当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开心的事情，头一桩不舒心就是学术等级体制的卷土重来。整个社会等级体制当然还是开心的，由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政策和风气，知识分子乘直梯一下就重返了社会的顶层，比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还略高些。32但在知识分子内部重划阶级，搞教授、副教授、硕导 博导那些劳什子，和刚刚取缔的“阶级斗争”差不太多。这回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伴随着武斗抄家大字报，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楼的、抑郁的、瞪着眼睛睡觉的。读书人本来把面子当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脸跟职称评委死磨硬泡，到学报编辑部伸头探脑，形象还不如范进高大呢。就这样跑疯了不算工伤、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会让读书人打内心深处不再高瞧自己。为近代大危机所一再宣传表彰的那位“仁人”，从此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价值认同。前来接班的是“犬儒”，“犬儒”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识分子的再洗脑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桩不舒心是离退休。离退休意味着离开单位，单位那时对“单位人”意味着几乎全部公共生活，离开单位就等于告别公共生活。一个人在五六十岁做这样的诀别，后果会十分严重。女性知识分子问题要小很多，因为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们本来就不是挑大梁的，没了单位生活她们还有家庭生活，指挥锅碗瓢盆，协调油盐酱醋，为女儿海选佳婿，为装修筹集资金，工作量比国家总理小不了多少。菠菜从四毛三涨到五毛四，猪肉从三块二降到两块八，都足以牵动她们的喜怒哀乐，维持她们的人生意义。相比之下，男性知识分子离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没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别人插不上手；到马路边的棋盘上跟退休工人互动吧，又与自己身份不符；至于养鱼养花摄影书法，平时没养成那闲情逸致，临阵磨抢的效果不会太好。总之，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通过退休从“外”到“内”，经历了从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倒是为老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挥余热提供了一些适合他们的渠道和空间，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文怀老及五种人（9）
文老回归社会，估计最多也就是到原单位人事处办个离退休手续，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单位人离开单位时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属于文老，因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市场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变城堡为森林，让家猫当野猫。而文老的经历，无论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还是解放后的劳改农场，都相当于社会的房檐地洞，本来就是野猫出没的地方。文老坐牢时都能背个药箱“上窜下跳”，置身“社会主义商品社会”，那就更所谓“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了。前引从维熙文章记初识文老，缘于后者托人带话给他，说自己有一批日本的优质纸张，愿意奉送给他这样的好汉拿去印书。这里面所透露出的非文非学气息，在改革初期的书呆子那里是绝对闻不到的——今天不稀奇了，党校教授兼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体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儿，而文老的身板儿在同龄人中岂止万里挑一！另外像文老这种总爱出格跑调的文人气质，我不知道国家单位是否比劳改农场稍宽容些，但肯定远不如市场社会宽容。文老那些会惹得单位班子紧急碰头的奇谈怪论，书报市场的娱记们听了只会喜出望外，连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国大危机导致传统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开放和变易。改革开放同样以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改变着社会的老年观。公平地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老的“为老不尊”并非毫无正面价值。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理应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随着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许多六七十岁的初期老年人，特别脑力劳动者，有些油箱都还满满的，刀法剑道也刚入佳境，这时不分青红皂白让他门都去含饴弄孙或闭目养神，这无疑对社会是损失，对个人是损害。其中的痛苦在整个社会的苦难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数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静静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间讨论会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风雨无阻，而且发言属他们调门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当然是拳拳忧国之心，但通过舞刀弄剑参与社会、表现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恋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对过时的老年规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无论是众里“赫赫”，还是花间“嘻嘻”，都不无矫枉过正的功用。
在这个被孙立平先生命名为“社会断裂”的剧变时期，社会的老年观跟青年观、妇女观、男人观一样，处在一种纷然错杂的城乡结合部状态，老人该什么样，不该什么样，实在是形形色色，没什么统一的尺度。大约十年前读报，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没多深，一百多人岸边围观，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开外的老汉下水捞人——此事我曾写入戏剧《切·格瓦拉》。还有回读报，某医院病房住着位八十多岁老头，跟邻床的家属吵架，从枕头下摸出水果刀，一举把人家结果了，送隔壁抢救都来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见一骑车老汉为了赶绿灯，叫着“X你妈X你妈X你妈”，像警车一样呼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