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指导，也感谢他们在处理重振全球治理的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毅力和旺盛精神。
一些组织和个人为“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方面的资助。他们是这一项目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支持使得我们能够完成这一项目。这些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约翰·D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联合国基金会（UN foundation）。项目的全球咨询工作还得到以下机构在资金和物资方面的资助，他们是贝特尔斯曼基金会（Bertel*ann Stiftung）、迪奇雷基金会（Ditchley Foundation）、芬兰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Finland）、挪威皇家外交部（Roy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Norway）、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此外，项目还得到一些个人捐赠者的资助。我们向他们致谢。
除上述咨询委员会成员外，还有许多重要人士参加了项目的诸多研讨会以及其他共同活动，其中包括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弗朗西斯·登（Francis Deng）、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her）、查克·哈格林（Chuck Hagel）、潘基文（Ban Ki…moon） 、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所有参与并提出批评和建议的人士，再次感谢各位的理解和宽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权力和责任》 致谢（2）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借鉴了一些个案研究的成果，这些个案研究都是由在某地区或某领域处于重要地位的专家所做，他们评估了国际机制在极其棘手的案例中的实施情况。这些专家包括乔恩·B。奥尔特曼（Jon B。 Alterman）、沙迦·巴哈（Sarjoh Bah）、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罗伯特·卡林（Robert Carlin）、亚历克斯·埃文斯（Alex Evans）、安·弗洛里妮（Ann Florini）、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彼得·M。刘易斯（Peter M。 Lewis）、哈立德·穆斯塔法·迈达尼（Khalid Mustafa Medani）、乔治·佩尔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史蒂文·皮弗（Steven Pifer）、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帕维尔·波*戈（P*el Podvig）、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埃里克·罗桑德（Eric Rosand）、巴尼特·R。鲁宾（Barnett R。 Rubin）、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亚当·汤森（Adam Townsend）、克里斯蒂娜·温（Christine Wing）。这些专家的个案研究为本书的政策建议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基础。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或前政府官员也为此项目议程做出了贡献。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捷克、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南非、西班牙和英国的外交部官员，其中包括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司长、政策规划人员、国家安全顾问、大使或使团副团长。我们感谢众多外交使团，特别是驻华盛顿和纽约的外交使团，他们为我们的咨询工作组织了讨论会、午餐会或正式宴会。在美国，我们收到了来自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情报部门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我们向他们致谢。
我们感谢审读书稿的各位专家。其中一些专家通读了全书，一些审读了个别章节。他们不仅纠正了书稿中确实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大量的专业意见，为书中的一些政策建议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些专家包括肯·伯纳德（Ken Bernard）、奇普·布莱克（Chip Blacker）、科林·布拉德福德（Colin Bradford）、塔如恩·恰布拉（Tarun Chhabra）、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琳恩·伊登（Lynn Eden）、乔纳森·埃尔金德（Jonathan Elkind）、安·弗洛里妮（Ann Florini）、谢泼德·福曼（Shepard Forman）、吉姆·戈德盖尔（Jim Goldgeier）、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Hanlon）、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约翰尼斯·林（Johannes Linn）、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莱克斯·瑞费尔（Lex Rieffel）、彼得·A。辛格（Peter A。 Singer）、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阿贝·索法尔（Abe Sofaer）、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阿基利斯·扎卢阿（Achilles Zaluar）。
我们感谢迪克与费丝·莫宁斯塔（Dick and Faith Morningstar）将自己的房子提供出来，供写作人员集体深入思考探讨使用。
项目同美国及其他地区的诸多机构展开合作、进行对话，并共同组织研讨活动，我们从中受益匪浅。这些机构包括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欧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萨尔兹堡全球研讨会（Salzburg Global Seminar）、芬兰国际事务研究中心（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丹麦国际事务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中国外交学院（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清华大学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印度）（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India）、美国－*世界论坛（多哈）（）、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stralia）、国防咨询委员会（印度）（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Board India）、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印度）（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ndia）、公共政策研究研究所（英国）（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布鲁金斯学会的美国、欧洲和萨本中心（Center on the ）、冲突预防项目和全球治理项目（Conflict Prevention Program and Program on Global Governance）、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艾斯潘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加拿大）（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anada）、美国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权力和责任》 致谢（3）
能完成这本书，我们还得到许多人士的不断鞭策和鼓励。我们诚挚地感谢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鲍勃·法贺提（Bob Faherty）、珍妮特·沃克（Janet Walker）、克里丝·卡拉尔（Chris Kelaher），不知疲倦的书稿编辑勒内·霍华德（Rene Howard）和艾琳·休斯（Eileen Hughes），前期编辑史蒂夫·斯特拉瑟（Steve Strasser），感谢他们的耐心和灵活。
我们特别感谢项目团队的核心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的霍莉·本纳（Holly Benner）、杰茜·邓肯（Jessie Duncan）和凯茜·维波拉科（Kathy Wyporek），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凯瑟琳·贝拉米（Catherine Bellamy） 和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以及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的凯特·查德威克（Kate Chadwick）。我们还要感谢萨拉·巴特蒙利希（Sara Batmanglich）、亚历克莎·范·布伦特（Alexa Van Brunt）、米里娅姆·埃斯特林（Miriam Estrin）、保罗·弗拉赫（Paul Flach）、安德鲁·哈特（Andrew Hart）、尼克·马韦尔（Nick Marwell）、亚当·彼尼亚克（Adam Pienciak）、米歇尔·夏皮罗（Michele Shapiro）、艾萨·西迪基（Aiza Siddiqui）、德沃夏克·韦斯特（Devorah West），他们为研究工作及活动组织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们感谢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组的行政、财务及交流部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出色的工作，就没有项目的成功。这些工作人员是阿德里娜·安萨内罗（Adrenne Anzanello）、夏洛特·鲍德温（Charlotte Baldwin）、朱利娅·凯茨（Julia Cates）、盖尔·查利夫（Gail Chalef）、佩姬·克努森（Peggy Knudson）。
最后，感谢我们深爱着的家人，他们容忍了我们在写作期间长时间的分离和时而表现出来的急躁情绪。
按照惯例，作者会声明：本书写作过程中收到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但书中如出现任何错谬、失当或粗疏浅陋之处，作者将负全部责任。然而，这一次我们是三位作者共同撰写，所以每人都有逃避责任的法宝：书中若有不妥之处，自有另外两位作者担负全部文责。
主权的最后良机（1）
全球安全遭受威胁的警钟已经长鸣。跨国犯罪分子将尖端核武器非法运送到世界上冲突四起的地区一些不稳定政权的手里；在企图制造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恐怖主义集团那里发现了如何使用生物武器的培训手册。海平面上升；旱灾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暴风雨更加频繁。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粮食价格飞涨，在一些贫穷国家引发了骚乱，预示着饥荒的爆发。经济动荡和不安全状态使得世界上许多地方储蓄告罄，就业艰难。致命性病毒跨越国界，在各大洲和不同物种之间传播。
这就是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界。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人民和政府的行为，或是无为，都会影响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其他人民。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相互依赖，主权国家采取单方行动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国民。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却毫无准备。
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特点：美国的领导地位根基不深，有时还会导致失误，但同时又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必须达成一致，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中进行合作，支持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新的责任标准。只有这样，它们的人民才能够安全繁荣。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相互依赖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深刻事实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高度相互依赖，已经不能分割。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即便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国，大多数人会同意，下列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国家安全：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新型致命性疾病的蔓延、全球变暖、经济不稳定和经济危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威胁同样也会威胁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
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威胁也不是孤立的。贫穷、内战、地区冲突等问题与美国面临的威胁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跨国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无人治理的地域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招募人员、聚敛财源、扩充武器。他们利用了由于长期内战和地区冲突导致的不满情绪。气候变化加剧了人们对土地和水源的争夺，使贫困人口的负担更加沉重。贫穷不仅加大了内战和国家失败的危险，还助长了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
这些威胁汇集起来，加之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对国家保护主权的能力形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国内贫穷、内战、疾病、环境恶化等问题都说明了一点：要与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要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则。遵守规则或是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削弱主权。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维护主权。1即便是强大的国家，为了保护主权，也必须与国际组织合作，抗击诸如致命性传染病及核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是无法应对这类威胁的。
美国对外政策至今仍然没有抓住安全相互依赖的意义。尤其是在过去七年里，华盛顿强调了一种威胁，即跨国恐怖主义，将其置于全球变暖、贫穷、致命性疾病以及其他威胁之上。这就忽视了一个事实：恐怖主义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非严重威胁，并且这些跨国威胁大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美国没有理智地将自己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置于全球框架中加以审视。由于忽视了这个事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威胁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事实是很简单的：你必须与别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换得别人与你的合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主权的最后良机（2）
后冷战时期出现的真空
我们在2008年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后冷战时期已经进入了第17个年头，后“9·11”时代也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有些专家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后后‘9·11’对外政策”，但也没有清楚地解释这样的对外政策有哪些内涵。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由于缺乏远见而出现了一个真空。我们深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的制度、政策和领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世界的变化有多么深刻。
现有的国际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合作、实现和平与繁荣。这些组织建立的时代与现在不同，当时的威胁和权力结构也与现在迥异。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