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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能使工人阶级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阶级冲突、剥削和战争的根源。用这种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国际工人阶级以及领导他们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能够进行一场政治革命，结束私有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最终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实现持久和平。因此，以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和平要求结束资本主义及其基础——私有制。如果根据意识形态下个定义，所谓“爱好和平的力量”，就是决心通过激烈的革命来摧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政治力量。后来苏联给它贴的就是这种标签。对术语的这种选用当然是一种策略，以便于欺骗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政治上天真幼稚的人们，这些人原以为“爱好和平”完全是另外的意思，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马克思曾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极尽嘲讽之能事。
以末世论为基础的这种战争观所固有的决定论（断言“某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使人觉得“能动性”似乎没有必要，然而列宁却宣称能动性对于革命领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在处于封建社会的俄罗斯帝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让历史按既定规律一步步向前发展呢，还是由他们实施“能动”的领导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呢？对此，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各持一端，这后来又成为人们大书特书的著名话题。但在本书里，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在于它和后来苏联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有关系。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高度的能动性，而他的对手们却认为太多的能动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悖。尽管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并不仅仅是“决定论”与“能动性”之争的结果，但它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17年，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俄罗斯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它首先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他们看来，沙皇政权的垮台乃是相当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列宁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由工人阶级主动实施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来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列宁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能动性。《共产党宣言》就把社会主义革命说成人类的自觉行动，只有当工人阶级对历史发展规律有了科学的理解之后革命才有可能，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随随便便、单靠物质条件来推动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把“共产党人”称作领导者，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中，他再次强调领导的作用，指责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做出错误的抉择。古板的决定论者绝不会这样说，因为它不合逻辑。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对马克思的理解并没有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给人们的能动性在进行革命和阶级斗争中赋予了明确的作用。然而列宁比马克思走得更远，他把这种能动性同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联系起来了。
克劳塞维茨在认识论上把战争看成国家领导人手中的工具。他们有目的地使用它，来实现政治目标，不过往往失败。因此，战争不是什么脱离人而存在的现象（如风暴或疾病那样的灾害，人们只能力图减少它们对自己的危害），它也不是秉承什么神意，把人们引向天堂或乌托邦。战争由人创造，是人的政治工具，战争的目的就是人的政治目的。但是，克劳塞维茨哲学中这一强调能动性的内容并不是可以无限发挥的。领导者可以选择发动战争来达到战略目的，但他们绝对不能完全控制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所有可变因素。战争中难以料定的因素不胜枚举，要想卓有成效地使用这个政治工具实非易事。
第4节。
列宁公开承认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影响很深。他是在1915年旅居瑞士期间拜读《战争论》的，他写在该书上的冗长的赞许性的笔记表明，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抱着认真探索的严肃态度。当时列宁正在参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与黑格尔关系的辩论。他愤怒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站在他们各自政府一边，而不是领导工人反对他们的政府，从而把这场战争转变为阶级之战。在他看来，这已经是阶级之间的战争了。于是，《战争论》中不少内容对他很有吸引力，他也注意到，克劳塞维茨受黑格尔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也像黑格尔那样装腔作势。不过，对列宁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坚信，这场战争从客观上讲就是国际工人阶级同国际资本主义的较量，尽管他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大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即这是一场国家间的冲突。
列宁无条件地同意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的政治工具。虽然他自己表达得没有这样明确，但他实际上采用了克劳塞维茨在论述国家使用战争的主要因素时所概括的“奇怪的三位一体”的观点。克劳塞维茨是这样说的：“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性行为。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换句话说，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包括：①“民族”（19世纪的欧洲人通常这样称呼自己）的民众情绪；②笼罩战场上军队的“战争迷雾”（即偶然性和盖然性，不过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概念更为人所知）；③政府（即他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内阁和总参谋部”）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强行把战争合理化的努力。民族为战斗提供了心理能量；战争是武装冲突的物质环境，它表明战争的能动性，并不为克劳塞维茨在当代的弟子亨利德约米尼试图设计的那些简单的机械性的规律所左右。内阁和总参谋部通过对“以战争达到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指导，并强行赋予民众情绪以目的性与合理性。谈到模糊性，克劳塞维茨用“雾”来比喻。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盖然性理论——而非牛顿的力学定律——是理解指挥员在战场上面临什么情况的一个恰当的概念。克劳塞维茨求助于数学上的盖然性这一概念（“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才使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军事理论家区别开来。像土木工程师那样运用几何学与固体力学定律是不能打胜仗的。打仗需要如预计天气一样预测其对自己所做之事将会有什么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这种情况靠推理可以得到部分解释，也多少受人的判断的影响，但仍充满偶然性和突发性。
根据列宁的观点，一切政治都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大战场。这种战争十分混乱，往往难以预料，还会出现挫折，但它是在可为人们理解的科学程序指导下运转的。这种程序不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定律或是牛顿的力学定律那样简单，它更类似于一大堆看上去杂乱无章，但依靠统计学基本可为人所理解的事件，人们依靠科学理论与分析，通过合理的行为去左右它们。
列宁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发现一种把领导的作用同政治斗争的众多难以驾驭的力量相结合的理论。这些力量有其内在的逻辑，马克思对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揭示了这种逻辑，但它不是工程原理那样简单的力学定律，它还包含着杂乱的可变因素以及人的抉择。然而，人们如果掌握了这些力量的一般规律，就可以采取合理的行动，取得预想的效果。列宁认识到，克劳塞维茨尽管没有马克思的科学洞察力，但他有丰富的经验，有冷静的观察，再加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因此他的理论仍然颇有建树。
对克劳塞维茨的“三位一体”论稍加改动就能适用于列宁关于战争和政治的理论。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同克劳塞维茨关于合理使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提法不谋而合。革命政党对工人阶级运动实施明智的领导，这种领导的基础是它对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理解，是对政治上自由意志的机敏运用。马克思预见到，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打赢一场消灭一切战争的战争），就必须拥有这种意志。当然，列宁对政治的看法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迷雾”（“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的认识相吻合。克劳塞维茨曾含蓄地批评了约米尼和其他一些同时代军事理论家思想中强烈的机械论色彩，而列宁在发表于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对纯粹以机械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尖锐批评。“三位一体”中最令人质疑的看来是“人民”，因为克劳塞维茨没有把人民分成阶级。但这没有难倒列宁。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形式正在欧洲成熟，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交战双方是国家，不能指望他认识到阶级间进行的“超国家”的战争很快将超越国家之间进行的“国际”战争。列宁只是把“人民”换成“阶级”，把“政府”换成“政党”，就把“三位一体”论套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依此不难解释列宁在取得俄国政权后采取的行动——他也提出了“三位一体”：①宣传鼓动国际工人阶级（相当于克劳塞维茨的“原有的暴烈性、仇恨感和敌忾心”）；②承认阶级冲突的风云变幻（相当于“偶然性和盖然性的活动”）；在全世界建立在莫斯科领导下的共产党，以便领导国际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相当于“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
鉴于战争的理论与革命的理论如此绝妙的重合，苏联军事理论界神化克劳塞维茨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神化是有条件的，作为苏联军官思想教育的一本基本教材对此说得很清楚：关于战争，列宁写道，辩证法的主要论点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这是论述战争史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给战争所下的定义也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战争都是有关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我们看到，在阐述战争的本质时，列宁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这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及其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是对那个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认识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也是莫大的误解。两者之间在对政治、对战争的阶级性质等方面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随着苏军进入它生存的最后六年，其领导层仍沉湎于这种战争观，满脑子的战争末世论和战争工具论。当然，他们也偷偷接受了一些与此相矛盾的思想观点。正如迈克尔霍华德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总是在互不相容的战争观中间左右为难，与其更不相容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的战争观。从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直到如今，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都把战争看成罪恶，是应该通过和平主义运动、军控或靠人的良知消灭的东西。但有时自由主义者也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诉诸战争，此时他们就会给这种战争披上为崇高道德而进行圣战的外衣。西方对苏联军事政策的分析大都不承认苏联战争观中有末世论的成分，认为苏联的将军们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套看法。可以说西方军界领导也如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战争是政治工具的说法恨之入骨，他们的将军们就相信吗？或许很多人不相信，但这种思想已占统治地位，西方民主国家在制定军事政策时也依其为指导。从实际需要出发，从西方将军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确实信奉自由主义者的战争观，尽管他们并未有意识地对此进行过哲学思考。应该说苏军领导人也是这样。在笔者采访的若干人士中，大部分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的理论说不太清楚，但少数人能够说清楚，尤其是在总部工作的军官。在这种问题上，政治干部当然最清楚。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官方的思想观点在苏联军官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尽管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要解释为什么苏联建立起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什么苏联制订了那样的战争计划，就不能回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西方学者常常否认或者忽略这一点。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苏军总参谋部很容易识别何处存在“威胁”，并依此制订战争计划。“可能的敌人”包括所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