俪傥醇┦穑桓嬷凳┟罨剐杈罡咚瘴５耐狻�9月中旬，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总统法令，禁止任何党派或团体在国防部、克格勃和内务部从事政治活动，他还在国防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清理剩余的未改组的政治机关——当时已被改为正式的“国家组织”。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亚历山大列别德中将把委员会的工作描述得一塌糊涂，他只参加了三次会议后，就拒绝继续参加。洛帕京少校在会议结束后还与国防部副部长科切托夫将军辩论，而委员会主席沃罗比约夫上将则始终受到一个名叫杜布罗夫斯基的上校的冒犯，后者要求将“近98000名”政治军官召集到莫斯科来进行信任审查。列别德认为该委员会的这种粗俗和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荒谬至极，所以退出了委员会。列别德自己对此事情的描述不免掺有感情成分，但他提供的年轻改革派与将军们斗争的情况却是可信的，该委员会最后一事无成。
就在新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全力推动戈尔巴乔夫期待已久的改革进程时，推进改革的组织机构暴露出了自己软弱、涣散、难以胜任的问题，沙波什尼科夫发现短时间内遣散数以万计的政治军官并非易事。1992年夏天，因为政治机关作为国家机构保留了下来，大部分政治军官都陆续地转移到刚刚组建的俄罗斯军队中去了。
沙波什尼科夫对党和军队的看法对于揭示党…军关系的性质是大有帮助的。他在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年轻时深受党的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深深地意识到，要在军营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加入党组织，因为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然而，当他成为一名高级军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虚伪的气氛笼罩着党的统治集团，高级军官在党的权威面前卑躬屈膝。人们对此现状只能顺从，别无选择。“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对所有师以上高级军官的任命拥有最终决定权。沙波什尼科夫举例说，他同他的副手们、集团军司令和空军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任命某军官为师长，并亲自找此军官谈话，指出了他的任何一点小毛病后，各级党组织还要按其规定的程序自下而上逐级审查他。有时，沙波什尼科夫会接到某个在行政机关部工作的政治军官的电话，这个人会说：“叶夫盖尼伊万诺维奇，这个人选不合适。”然后再没有任何解释，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每当这种时候，沙波什尼科夫都会将心中的怒火强忍下去，但对此种情况，他永难忘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改革政策，使广大军官对改变党的虚伪做法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实际情况却将他们的希望击得粉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退党行为对沙波什尼科夫和大批军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军官退党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洪流。
笔者在一次采访中直截了当地问沙波什尼科夫，他首先是一位元帅，还是首先是一位共产党员。沙波什尼科夫意识到其中的含义后笑了，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说他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只能讲述他在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感受。年轻时他义无反顾地献身共产主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做一名飞行员对他变得越来越重要。飞行时，他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远离了这个世界，他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烦恼，然而，离开党组织又意味着他全部事业的终结。最后，沙波什尼科夫认为，不同的军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技术密集型军种，如空军、海军和战略火箭军中，更多的军官并未将入党看作他们的主要理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自身发展所必需。而在地面部队，情况就不同了，许多军官将成为共产党员和事业上的发展这两件事看得同等重要。
当然，亚佐夫元帅和莫伊谢夫将军都是陆军军官，传统上军队最高指挥层是由所谓的来自陆军的合成部队的军官把持着。沙波什尼科夫是空军元帅，而不是合成部队军官，这意味着他永远都不能指挥某个方面军或高层次的战区部队，也不能当总参谋长，只能指挥空军部队。按照他的说法，“八月事件”期间，他认为海军和空军的军官对此次危机事件表示的异议比陆军军官要更放得开一些，这正是因为地面部队军官的党性更强。沙波什尼科夫的话和一些校级军官的类似说法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苏军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中，党及其意识形态对军官的控制要弱得多。然而，在主要指挥系统和整个地面部队中，军事职业和对党的忠诚依然结合得非常紧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第11节。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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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有关苏军总政治部的许多问题以及军队在政治上的表现都被西方曲解了，部分原因是西方普遍接受的关于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既不能预测未来，也不能解释现实。这些理论可能看上去深奥，但有两点例外。它们的理性基础简单易懂，是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信条：军官必然对民选政府构成威胁，民选统治者必然厌恶军官掌权，因而更有可能喜欢民主；高级军官和文职政治家必然发生冲突，即便不是公开的，也是潜在的，控制军队是任何政权面临的根本问题。当然，控制暴力手段对大部分国家而言是普遍的和根本的问题，但什么是“军”，什么是“民”，在政治意义上，这两者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是不同的。苏联的制度有几个鲜明的特征，即作为战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战斗的政治组织”（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的称谓）的革命党以及战争动员经济。这使苏联制度下“民”与“军”在政治上的界限与西方有所不同。
一些学者在解释苏联的情况时，认为军人的职业化要求和损害这种职业化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军事军官们要从党那里争取更大的自由。另一些学者认为文职统治者让总政治部扮演支持军事指挥官的角色，帮助指挥官训练部队和整肃纪律，防止军民关系严重对立的潜在危险出现。党与军队的关系之所以不紧张，是因为党多多少少满足了军队的要求。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要面对军队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干预政治的危险。第三种解释不像前面两种那样广为人知，其解释的情况也与前面两种不一样，它强调的是列宁主义的党（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纪律严明的组织）和职业军官队伍（由“驾驭暴力的专家”组成的纪律严明的组织）两者不仅在组织形式上惊人地相似，而且两者都要求其成员为完成指派的“任务”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解释还提出了党和军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的几个理由。党致力于革命，革命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而红军是至少在一国范围内最终保证革命顺利进行的工具，要深入推动革命的进程，就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两者的这种密切关系表明，在苏联的制度下，军队与党的冲突并不是导致政策分歧的主要原因。苏联军事决策上的分歧是始终存在的，但对立双方的成员中都既有不穿军装的党的领导人，也有军官，而且这些军官也是党员。因此，军事政策上的分歧是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军民对立，或更准确地说不是军队与党对立的结果。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分别被称为“冲突论”“控制论”和“一致论”，分别由罗曼科尔科维兹、蒂莫西科尔顿和笔者本人提出。这三种理论尽管还有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但事实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第三种理论。其他许多学者提出的理论大致上是这三种理论的变种。
科尔科维兹“冲突论”的前提是苏军的职业化要求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水火不容。共产党对军队现代化程度的要求越高，它就必须满足军队职业化所需的更高的自主要求，其最终结果是军队日益扩大的职业化自主要求派生出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自主要求，这便是苏联政治体系下制度多元化的萌芽。这种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与研究苏联政治的西方学者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减弱，苏联制度正处在向多元化过渡的初级阶段。科尔科维兹的著作是在1960年代末期完成的，此后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过渡并未发生。不仅如此，此后的20年中，我们很难找到党与军队冲突的证据，在军事政策上党内派系斗争的证据倒是随处可见。
1973年，笔者对科尔科维兹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同苏联军队自己的战争哲学是一致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同苏联现代职业军官队伍的社会精神气质也是一致的。大量证据证明笔者的批评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所有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沙波什尼科夫提供的证据有力地证明，苏军技术密集型军种的职业化要求确实冲淡了党的意识形态对军官的束缚。此外，他还讲述了亲自经历的事例，即从专业要求角度选拔的空军高级指挥官被“中央委员会行政机关部”武断地否决了。这样，笔者不得不承认自己低估了军队职业化要求同军内党的机关之间开始出现的冲突。这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1980年代尤其如此，正像几位苏联军官（例如前面已介绍过的波德泽卢克上校）证实的那样。政治机关确实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组织的活动与军人的职业无关，耗费了官兵们大量的时间。但这种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遭到侵蚀和党内腐败——按照沙波什尼科夫的说法是“虚伪”——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本身所固有的。受到压制的对总政治部和党的敌对情绪固然存在，但对党表示无限忠诚的也大有人在，这在地面部队的军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科尔科维兹关于党与军队冲突的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军队与党在政策上的分歧。科尔科维兹曾预言，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制度上的多元化将很快出现，这一预言在1970年代曾得到一大批学者的支持，但最终并未变成现实。苏联制度并未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是经历了官僚主义的停滞、腐败和蜕化的过程。
科尔顿的“控制论”因为走了一条谨慎的中间道路，可能更符合苏联复杂的政治现实，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科尔顿认为科尔科维兹关于党与军队历来冲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这一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解释。党为了避免与军队的冲突，把最好的资源分配给了军队。按照他的理论逻辑，如果现实不是这样的话，“军民关系”就会出现危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自然使这一假设有了验证的机会。军队虽然不喜欢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但并未像科尔顿预测的那样起来反抗。然而，从1990年开始，塞恩古斯塔夫松认为科尔顿的理论是对苏联“军民”关系最好的解释。
古斯塔夫松的分析和科尔顿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缺陷。首先，问题不在于“军与民”的关系，而在于“党与军”的关系。科尔科维兹的前提或许是错的，但他在这一点上没有搞混。其次，古斯塔夫松认识到科尔顿的理论期待着苏联党与军队之间出现政治危机，但他并未找到明显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苏联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新的机制”，正是这一机制避免了“控制论”逻辑所预言的即将到来的危机。如果他使用“一致论”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缺少这样一种危机的证据了。事实上，一场巨大的危机仅仅在约一年后就出现了，但古斯塔夫松所寻求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危机，即文职领导和军队领导间的“军民危机”，而不是正在出现的党内派系危机。“一致论”本来应该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戈尔巴乔夫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修正上来，因为这预示着党及其政权正面临着一场立法危机。
尽管“一致论”对军队职业化的作用估计不足，但它却很好地解释了党与军队关系的实质。国防部虽然对裁减军队非常不满，但对此做法还是不情愿地认可了，同时在政治上积极同党内保守派领导联合起来反对改革。像党内一样，军队内部也分裂了，一部分军官反对戈尔巴乔夫，另一部分军官则倾向于支持他。
寻找“冲突论”和“控制论”错误根源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查看它们的理论根基。两者的理论根据都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尤其是其军队职业化的理论。“冲突论”和“控制论”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亨廷顿的理论本身造成的，而在于它们不加区别地将这种理论应用于苏联的情况。苏军只是部分适合亨廷顿关于“职业化”的三个标准。正像他指出的那样：“职业作为一种专门的使命具有三个突出特征，即专门技能、责任心和团结性。”苏军的团结性自不待言，其专门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在阿富汗战争中苏军的技能显得要逊色得多。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心则是另一回事。在亨廷顿看来，军队的职业责任心是对国家这一“社会”的，而不是只对某个阶级或只对革命的。对社会来说，“军官只负责军事安全而不考虑其他目标”。
从本质上说苏军显然不符合上述定义。亨廷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他关于军队职业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没有错，但他忽略了列宁和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关于此问题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重要论述。列宁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将国家从克劳塞维茨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中去掉，而代之以国际工人阶级，将战争从国家间的现象变为阶级间的现象。苏军在道德上的责任，就是帮助实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