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因为他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对老乡有同情心，而且据他自己承认，他失去了一次阻止事态发展的机会。他回忆道，4月7日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形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派出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去处理此事。”可当谢瓦尔德纳泽赶到第比利斯时，被告知形势已得到控制，不再需要他了。这样，政治局委员们，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一个个更关心的是如何开脱责任，而不是如何处理格鲁吉亚政治危机，对此危机他们曾表示过默许甚至可能是纵容的态度。
契尔尼亚耶夫在对4月20日政治局会议的回忆中，描述了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情况，那次会议听取了刚刚从第比利斯返回的谢瓦尔德纳泽的汇报。谢瓦尔德纳泽具体汇报了些什么，契尔尼亚耶夫并没有说，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认为动用武力是不必要的，军队在得到莫斯科国防部的同意后也不应该采取行动。戈尔巴乔夫听取汇报后，说他同意谢瓦尔德纳泽关于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的说法。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事情的责任应归咎于帕季阿什维利和第比利斯党组织领导的软弱涣散，因为他们与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没有共同语言。他坚持说他常常告诫帕季阿什维利，在处理与日益觉醒的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要多用民主的方法。然而，这次事件表明，格鲁吉亚党的干部只知道一种办法，那就是动用武力。戈尔巴乔夫接下来抱怨说没有掌握足够、可靠的关于第比利斯情况的消息，他说苏军情报局、克格勃、内务部和党的机关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之间都有保密线路，但它们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体利益。他说他刚从伦敦回来时，有人告诉他军队已被派往第比利斯，但只是去保卫几处敏感的设施，仅此而已。然后就在第比利斯颁布了戒严令，戈尔巴乔夫称其为“愚蠢的”和“不必要的”行为。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是深入人民群众中间督促他们保持镇静，解释政府采取的行动，而是躲进了地下掩体。同时，莫斯科的政治局获得的情报也是有限的，完全不足以让政治局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时雷日科夫插话问道：“我们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能知道什么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却什么都不知道，我作为政府首脑，开始是从《真理报》上获悉这些情况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情况，政治局又怎么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戈尔巴乔夫本想重新接过话头，但雷日科夫继续说道：“至于说军队他们派部队镇压人民还怎么能说他们好呢？有人从莫斯科向格鲁吉亚军队指挥官发布了命令，但政府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连一个传闻都没有听到。军队指挥官甚至对格鲁吉亚政治局指手画脚，这一点我们也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谢尔盖耶维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竟然不知道此事！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如果军队不向政治局汇报就擅自采取行动，那是非常糟糕的。”
戈尔巴乔夫转向亚佐夫，对他厉声说道：“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永远记住此事。今天就发布一道命令：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禁止参与一切地方事务。”
戈尔巴乔夫在这一刻的表演是拙劣的，明显是为了逃避责任。当然，契尔尼亚耶夫承认他自己倾向于戈尔巴乔夫是无辜的，戈尔巴乔夫尽管没有直接责任，但肯定是他制定了导致格鲁吉亚出现此种状态的政策。他此刻是企图将责任推在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特别是军队的头上。雷日科夫的评述似乎是事先安排好的，不仅为他自己开脱了责任，而且影射莫斯科有人正在篡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利加乔夫主持了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格鲁吉亚共和国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才相信莫斯科已经为他开了绿灯，而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这开绿灯的人极有可能是利加乔夫。此外，罗季奥诺夫将军及其所属部队正是在这一刻支持当地内卫部队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参加4月8日的会议（会议是由切布里科夫主持）深入研究情况，暂缓罗季奥诺夫将军的行动呢？他自己的说法是他4月7日返回莫斯科时才得到关于第比利斯形势的简报，但简报很不完整。事实真是这样吗？也许他知道主要情况，而故意让罗季奥诺夫的行动进行下去，因为他知道利加乔夫已经代表政治局批准了此次行动，这样万一事情搞砸了，他可以避免承担直接责任。契尔尼亚耶夫对这些明显的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承认他提供4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细节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表明戈尔巴乔夫是无辜的。
第16节。
格鲁吉亚调查委员会关于此次事件的报告于1989年10月在格鲁吉亚媒体上发表了，内容充满了矛盾，但给人的印象是帕季阿什维利受了罗季奥诺夫上将关于保证不会有伤亡的误导。帕季阿什维利够惨的了，但罗季奥诺夫看上去更惨。这份报告虽然始终没有提到戈尔巴乔夫所扮演的角色，但它提供的证据表明，就在悲剧发生前的几天里，帕季阿什维利频繁与莫斯科政治局委员通电话，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和亚佐夫。此外，亚佐夫证实4月7日晚上戈尔巴乔夫从英国刚一回来，就与帕季阿什维利通了电话。如果亚佐夫的话可信，那么戈尔巴乔夫很难让政治局接受他对自己责任的辩解。
其他方面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印象。当时任土库曼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对格鲁吉亚政治形势的看法。据他介绍，戈尔巴乔夫获悉那次大屠杀事件后，只是冷冷地说道：“他们流的血越多，就越可能回过头来向我们企求帮助。”尼亚佐夫是一个对戈尔巴乔夫的民族政策表示极度轻蔑的人，他还引述了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民族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的真正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与苏联的经济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它们分离出去的话，将无法生存；就算它们能分离出去，也会很快回来。”当然，尼亚佐夫并不是一个对此事没有兴趣的人。
瓦列里鲍尔金对于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中的作用也做了坦率的陈述。他与戈尔巴乔夫还在伦敦时，就传来了第比利斯局势失控的消息。他们刚一回到莫斯科，政治局委员们就在机场与他们见面，并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政治局委员们已同意派谢瓦尔德纳泽火速赶往第比利斯控制局势。然而按照鲍尔金的说法，谢瓦尔德纳泽并没有立即就去，这明显是因为谢瓦尔德纳泽与戈尔巴乔夫交换意见后改变了主意。帕季阿什维利长期以来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不和，他后来告诉鲍尔金说，谢瓦尔德纳泽的第比利斯之行之所以被推迟，是“因为冲突已不可避免，所有的决定都已得到准许，但他没有说是得到了谁的准许”。当然，从鲍尔金的上下文看，他指的是戈尔巴乔夫。他继续说，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5月25日~6月9日），在党内所有高级领导干部中，对军队不满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还坚持说他曾当面向戈尔巴乔夫建议不要承担责任，让责任落在军队和党内个别官员的头上，戈尔巴乔夫没有作答，鲍尔金意识到他的直率触动了上司“敏感的神经”。
罗季奥诺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极力为自己进行辩解，坚决否认有示威者被士兵用铁锹打死，并强调说隐藏在示威者背后的是第比利斯危险的政治力量。罗季奥诺夫坚持认为应以全国政治形势的大背景来看待这起事件，格鲁吉亚政治反对派唯恐天下不乱，因而这起事件事实上是一次“挑衅”，而不是“悲剧”。当然，按照罗季奥诺夫的逻辑，问题的根源应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毫无疑问，罗季奥诺夫也担心这起事件会对他自己的前程产生影响（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1996年他成为俄罗斯国防部部长，一年后被解职）。
1989年春天，亚历山大列别德上校是驻图拉的一个空降师的师长。他的师4月8日进入战斗准备状态，4月9日被空运到第比利斯附近的一个机场。4月9日夜里，他的部队乘坐车辆穿过第比利斯市区，目睹了那天早些时候冲突发生后的景象，街上空无一人，甚至连警察都没有。尽管他没有及时赶到并亲眼看到罗季奥诺夫在凌晨采取的行动，但他生动地描述了参与这一行动的第345空降团的情况。
这个团是1979年进入阿富汗的苏军首批部队中的一个，也是1989年离开阿富汗的最后几个团之中的一个。它的官兵在巴格拉姆山谷身经百战，尝遍了人间的苦难。这个团回国后被部署在阿塞拜疆的吉扬德扎（以前叫基洛瓦巴德），那里没有营房，没有停车场，没有公寓，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资金来源。回国本来应进行战后休整，但这个团在动荡不安的外高加索从一个热点地区匆匆奔向另一个热点地区。4月6日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后，该团迅速驱车320公里赶往第比利斯。士兵们有着良好的战斗素养，知道如何无情地杀敌，但他们在第比利斯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示威者，过去也没有训练过如何对付示威者。示威者咒骂、欺负士兵们，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块，但空降团的士兵们始终不还手。据列别德提供的第二手资料（这方面提供的情况不是很令人信服的），人群逐渐变得充满敌意，以至于不得不做出某种对付示威者的决定。决定做出了（很明显是由罗季奥诺夫做出的），于是屠杀事件发生了。正像列别德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部队在那样的心理状态下，做出这样的事情是毫不令人吃惊的。
列别德对罗季奥诺夫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苏军中“最明智和最有教养”的几个将军之一。列别德坚持认为，罗季奥诺夫坚决反对帕季阿什维利要求调来更多军队的主张，但他的反对意见被驳回，他向莫斯科反映意见的要求也被否定。结果是很快就有至少三个空降师抵达第比利斯。在列别德看来，大屠杀是向第比利斯调入大批部队，特别是调入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的必然结果，因此，让罗季奥诺夫承担大部分责任是不公正的。列别德悲叹道：“将军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是将军。”列别德称事件很久以后，即罗季奥诺夫被解除司令职务，担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后，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才间接地向他承认对他的指责是荒谬的。然而，第比利斯街头的标语牌上依然写着“罗季奥诺夫是杀人犯”“打倒凶手罗季奥诺夫”。列别德认为，如果罗季奥诺夫在事件刚刚发生后就要求对他的案件进行审理，他可能会被宣布为无罪。然而政治领导人不允许他这样做，罗季奥诺夫太守纪律了，他也不会这样做。
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大屠杀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这并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和政治局处理这一事件的所作所为对高级军官们的影响。阿拉木图事件中，政治局和军队指挥机构是团结一致的，控制局势的决心是坚定的。然而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政治局不敢负责和逃避责任的态度很快被公之于众，给人的印象是军队指挥系统要么陷于瘫痪，要么背离政治局擅自采取行动。事后政治局委员们又开始相互指责，同时试图将罪名加在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帕季阿什维利和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上将的身上。
列别德的反应是令人深思的，他对血腥镇压行动毫不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似乎相信示威者的挑衅行为证明武力镇压是正确的。按照列别德的说法，将军们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替罪羊，他相信大部分将军可能同意他的说法。此外，在4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雷日科夫指责军队没有经过格鲁吉亚地方当局的准许而擅自采取行动，接着戈尔巴乔夫也对军队进行了非难，他认为亚佐夫肯定深感上当受骗。不管亚佐夫、罗季奥诺夫和列别德是否对第比利斯的政治形势有准确的估计，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是军队挽救了党，避免了格鲁吉亚党组织在政治上的溃败。列别德就是直截了当地这样说的。然而作为对这次救援行动的回报，将军们突然被媒体丑化为惨无人道杀戮手无寸铁的年轻妇女的杀人犯和屠夫。鲍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第比利斯事件上的表现说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军队的信任，此后，他与军队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已无法弥合。
列别德认为刚刚从阿富汗回国的士兵们的情绪是导致他们对辱骂他们的示威者采取过激行动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让我们假定美军的一个团刚刚脱离越南的激烈战斗回国，驻在一处没有足够的住房和保障设施的兵营，然后再让我们假定这个团被派往一个大学校园对付反战的示威者，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过分。那么派往第比利斯的部队是谁挑选的呢？列别德没有说，但他暗示戈尔巴乔夫应对此负责。虽然从阿富汗前线撤回的部队被派往局势不稳的外高加索地区的决定是由总参谋部做出的，至少是总参谋部同意的，但列别德能认识到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情况，难道戈尔巴乔夫在此次事件的前后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吗？
最后，第比利斯事件后，苏军政治理论刊物上刊登了若干篇批评在维持国内治安中使用军队的文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带头严厉地提出了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军队可进行国内战争，也可进行对外战争，关键看敌人在哪里，并引述恩格斯的话证明他的观点。然而，1939年以后苏联在国内已没有了敌人，因此军队的任务只能是准备抗击外敌的入侵（他的这种高谈阔论并没有阻止他以极大的热情在国内使用军队的实践，如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