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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聘用一流的专栏作家李普曼，这位华盛顿专栏作家本来早就能使《华盛顿邮报》成为华盛顿报纸。多年来，格雷厄姆相当强烈地想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后来在买了《新闻周刊》之后，他另有主意。他极其想使《新闻周刊》出名，而且是尽快使它出名。难道还有比叫沃尔特·李普曼每月为《新闻周刊》写一篇专栏文章更好的办法吗？一夜间那将使《新闻周刊》具有它总是缺少的理智方面的可敬性。格雷厄姆向李普曼提出了这个新想法，而恭维和金钱都打不动的这位名家，逐渐地受到诱惑，但不是廉价的诱惑。据说，他来《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工作一年可得10万美元。那时这在新闻界里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将继续支付，直到他死。如果他的夫人在他死时尚在，将由她每年接受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于是戏台布置好了。格雷厄姆欣喜若狂。他所需要的就是同李普曼签订这项合同。这时，他变得极其诡秘。他打电话给吉姆·坎农—仍然是一位《新闻周刊》编辑，现在他是格雷厄姆自己在纽约的人。他拟定了一项可与中央情报局拟定的计划想媲美的计划。格雷厄姆的私人秘书查利·帕拉迪索将以假名从华盛顿飞往纽约，携带这项合同。李普曼何许人也？ 沃尔特·李普曼作为全国闻名的哲学家—新闻工作者的出现，最好不过地象征着美国报界的作用。大约30年来，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专栏作家，他对美国两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几乎难以估量。李普曼的主要信徒之一詹姆斯·赖斯顿在谈到他时曾写道，“他使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的责任有了较广泛的看法。“由于美国进入了同其他大国经常冲突的新的国际势力范围，所以李普曼满足了美国人对智力深度的急需，能够使人们对这些冲突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以前在华盛顿的那些崇高的新闻界人物是由于他们了解这座城市、或者了解总统、或者美国众议院议长而出名的，而李普曼则是因为他了解这个世界而出名的。作为一名每日专栏作家，他逐渐变得杰出。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李普曼所具有的知识面和聪明才智，尤其是对自己的判断力的信心。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时，李普曼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一份学生月刊上，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荣誉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穿过哈佛大学大院到一年级学生宿舍专程会见这位奇才。李普曼首先在普利策领导下的纽约《世界报》作社论版编辑。1931年，李普曼成了一名专栏作家，那年他42岁。他的专栏文章从一开始就非常成功。1939年，在纽约写了8年专栏文章以后，他搬到了华盛顿。李普曼认为，他首先做给读者的一件事，就是要使读者不被当今发生的重大事件所震惊而必须有的那种智力和眼力。他总是注视着更广阔的地平线，对任何细小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他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生活。其他新闻工作者是局势发展的俘虏，李普曼则是从一年前开始时就知道自己的整个计划。他在早晨一定的时候起床，9：00看必读的报纸，然后用手写专栏文章。 12：30， 《华盛顿邮报》派专车把他写好的专栏文章取走。
他对整个一代人产生了影响。他的存在使新闻业更受到了无限的尊敬，得到无限的荣耀。实际上使新闻业成为真正的职业。尤其是他对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闻报道名星如赖斯顿和本·布拉德利之类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闻工作不只是事实和新闻简报，它必须对事情作出解释，新闻工作必须包括见解。格雷厄姆雇佣李普曼时，支付了格雷厄姆的大部分同事认为是过高的薪水。但是就某些方面来说，格雷厄姆是对的，李普曼配得上获得高酬，因为只有一个李普曼，有他作为这个大企业的一部分，花这笔钱是值得的。后来，格雷厄姆对李普曼一直出色地为《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尽力工作感到满意，便送他一辆大型轿车作为礼物。
6。性情不羁
格雷厄姆是那种热情洋溢的人。只要他走进一个房间，他就左右一切。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愿意，他就能使他们神魂颠倒地围着他转。
在华盛顿没有人能在这方面比得上他，甚至约翰·肯尼迪在当上总统之
前的日子里也比不上他。他瘦高个，长得英俊。当他微笑时，先有点羞涩，
然后就大胆起来，这时周围的一切就沉寂下来。他才华横溢，足智多谋；有
时严肃认真，有时富于想象；他不受当时人们公认的看法的约束，而有自己
的独立见解；他善于思考，爱沉思默想，然而有时却出人意料地甚至于一句
话没完就表现得无礼起来，几乎出言不逊。在华盛顿这座把权力奉若神明的
城市里，他敢于在那些豪门的豪华宴会之上，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冷嘲热
讽。当然他这个人权欲力也是很大的，并且靠着他的婚姻关系、他的报纸和
他的才智，他几乎能直接接近这座城市里任何有权势的人物。他可以嘲笑一
切，嘲笑人的弱点和愚行。在某种意义上，他同大多数华盛顿人都不同：他
对思维能力的关心，并不亚于他对赤裸裸的摸得着看得见的选票和影响力的
关心。然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得他更加显得鹤立鸡群。任何人、任何政治家
都不能像他那样左右一个房间的人。
大家都想同他谈话，在宴会上坐在他身边，陶醉在他的激动人心的独到
之见中，并很快由于他的微笑和机智而感到温暖无比。他似乎比任何人飞得
更高更快，他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性格；他似乎在同时间赛跑。他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兴趣考虑一般的想法。他总是在考虑一些既大胆又冒险的事业；从最
好的政治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位冒险家。对于那些四平八稳的人，他是瞧不
起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活一天干一天。他喜欢生活的激情，喜欢有所作
为。他最痛恨无聊和使他感到无聊的人。
大家都非常崇敬菲尔·格雷厄姆。在一个崇尚清谈和卖弄小聪明的城市
里，他是一个古怪和放浪形骸的人。他的笑是有感染力的。他一笑，别人也
会跟着笑，并且在这瞬间会感到无拘无束。华盛顿的人都非常严肃，甚至很
有才华的人也是政客。他们总要吹嘘一些东西，当然往往是吹嘘自己。他则
不同，如果他要吹嘘自己，那他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嘲笑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
举动。他还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使几乎每个同他打交道的人在瞬间感到，他
或她是那个房间里最重要的人物。在一个大多数重要人物都竭力想要证实他
们是这个房间里最重要的人物的城市里，这是一种难得的天才。
在华盛顿的阴沉气氛中，他是一个认为生活很有趣的人，他喜欢放荡不
羁的举止，也喜欢贬低当时浮华的风尚，他讽刺人，也讽刺自己。 1950年，华盛顿曾因为一个公共游泳池实行种族隔离而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几年来，在那个黑人城市里，种族关系日益紧张。《华盛顿邮报》派了一名叫本·布拉德利的人去采访这个消息。本·布拉德利是个好出风头的有本事的记者。他到现场作了深入的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报社发了一篇详尽报道—关于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骚乱。当报纸出来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长篇报道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死的《华盛顿邮报》在背离它自己的宗旨。布拉德利几乎绝望了，他被惊呆了。以茶余饭后消遣的方式来叙述这件事。布拉德利狂怒了，他大叫道，这个该这时候，《华盛顿邮报》的老板格雷厄姆来到他身边。他让布拉德利叙述所发生的事情，谈谈报纸上没有向读者披露的情况。当布拉德利讲完之后，格雷厄姆很快提出他想做的一笔交易的详细内容：除非政府在今年夏天立即关闭所有的游泳池，然后在第二年以黑白人共同使用的方式重新开放，否则《华盛顿邮报》将发表消息，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布拉德利听着，当格雷厄姆提出他的条件，其他人也逐渐同意他的条件时，他既惊讶又佩服。他认为这是说明菲尔·格雷厄姆的本质的一段事实：
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利用他的报纸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福利、仁慈和自由，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它作为他行使权力的手段，而不让华盛顿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笨拙的方式来了解情况和作出决定。他在英文上有很好的功底，这方面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他可以很好地用精妙的词汇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并且也爱这样做。一次，他对《新闻周刊》的高级工作人员说，他希望《新闻周刊》写出“历史的第一个粗稿”。用这个词语来描述新闻职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他才华横溢，一分钟也不能安静，但他的胆识有时接近鲁莽。他接管华盛顿的《时代先驱报》之后，一夜之内成了这个国家首都的最重要的发行人。
《时代》杂志考虑把他登在该杂志的封面上。一位和此有关的《时代》杂志
编辑问他，作为一个自由派，他如何解释《华盛顿邮报》要聘请象乔治·索
科尔斯基这样一位如此保守的专栏作家。他回答说：“喔，我想每家报纸都
需要至少一个蹩脚的专栏作家。“
7。夕阳薄暮
格雷厄姆是个复杂矛盾的人，他处在两条同样强有力而又不一致的轨道
之间，处在自由和责任感之间。
好像有一个菲尔·格雷厄姆谋求取得绝对的自由，能够不对任何人感恩
种自由作为他的基础的。然而他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岳父的苦苦哀求—去
办《华盛顿邮报》。尽管他的经营很精明，而且至少从营业角度来说，他比
起岳父尤金·迈耶来更是成功得多的发行人，但他依然认为他的成功在某种
戴德，自由自在地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 而同时又有一个这样的菲尔·格
雷厄姆，使他能影响事件，成为一个起推动作用的人，能同这个国家最强有
力的人平起平坐。他既想对事件采取嘲讽的态度，又想处在这些事件的中心。
但结果他没有遵循自己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本来是可以为他的才华提供某
程度上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取得的。随着年龄一年年大起来，格雷厄姆就越加强烈地意识到他是人家的女婿。他认为不管他取得什么成就，这种成就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属于他，好象在他的履历表的旁边都有注解。不幸的是，他的矛盾思想导致了许许多多精神上的障碍和痛苦。当他快离开人间的时候，他周围的人才开始认识到他是个重病在身的人。过去就有过迹象，但是这些迹象不是被忽略了，就是被误解了，或者就是被掩盖起来了。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起，病根就有了。他在上大学时，喝酒喝得非常凶，有一个学期他父亲没有让他上学。在军队服役时给家里写信承认，他常常想入非非，一会儿失意绝望，一会儿又心醉神迷，连他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弗兰克福特的年轻的有才气的助手使该城的名流赞叹不已，但是当他一个人在家里时，就完全垮下来了，暗自流泪，意志消沉。在50年代末，他的神经脆弱的迹象更明显了。1957年，他有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他的病情日益恶化，每次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症状越来越明显。他像是一架很好的机器，由于用得太久了，开始损坏了，发生故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他病入膏肓，对他的知己朋友和家人大发雷霆。在他临终的两年里，他跟他的妻子怄气，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同一个年轻的女人调情，并扬言要同妻子离婚。格雷厄姆显然已失去自制力。他擅自闯入白宫，要求晋见总统，对他高谈阔论各种问题。因此约翰·肯尼迪最后不得不告诉凯瑟琳说，她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简直不能再忍受她丈夫的作为了。有人谈到一种使用锂的新疗法，这是格雷厄姆的律师建议的。但是，格雷厄姆对药剂和药剂可能对他起的作用，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心理，因此加以拒绝。这场戏剧性的传奇传播了出去，引起了华盛顿众人的注视和议论。疾病增加了格雷厄姆的权欲。只围着政治斗争和政治家转是不够的了。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直接参加者。他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权力中心。他曾对林登·约翰逊说，如果他想得到总统职位的话，他就需要订个计划。于是他坐下来写了一个计划，约翰逊后来把这项计划视为“伟大社会”的先导。但预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一次地方选举大会前夕，在格雷厄姆看来已经很清楚，林登·约翰逊的总统竟选活动将要失败。而格雷厄姆从来就不是一个象征失败事业的人。在此之前的那年夏天，他由支持约翰逊暗中转向支持杰克·肯尼迪。为什么？他们互相了解。肯尼迪曾对格雷厄姆谈他为何要在人们的不可思议中参加总统竟选：
“第一，除了林登·约翰逊以外，我比谁都强，而他是无法取胜的。第二，如果我站在一旁而让别人当8年总统的话，那么他也许能够决定他的继承人了。第三，如果我在参议院多等8年的话，我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确，格雷厄姆和肯尼迪在许多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同样的风度，同样的幽默感，同样的灵敏，对无趣的事物同样缺乏耐性。此外，促使他选择肯尼迪的原因非常明显：肯尼迪越来越像个胜者。随着预选大会的临近，格雷厄姆反复在考虑一个已经在他心中想了一些时间的主意，一个提名肯尼迪—约翰逊为正副总统候选人的主意。
接着去见肯尼迪，要求他接受约翰逊作副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立即表示同意。他又给约翰逊传话，说肯尼迪正在考虑他。接着，他又让约翰逊说服另一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放弃他保持中立的保证，这样史蒂文森可以提名肯尼迪为总统候选人了。肯尼迪和约翰逊之间并非是一种朋友般的合作关系，他们竞选总统—谁也不甘心轻易放弃正总统去当副总统—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