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正在形成的乡村美国文化同一性的增强。更古老的移民群体——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被同化，要么就是跟他们的老祖宗聚首去了；如今在土地上耕作的外国出生的人，数量在稳步减少。汽车、电影、公立学校和无线电台，全都在帮助擦除城乡之间分界线。冲击乡村生活的刺激物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发射出来。不管是在时尚、读物、娱乐，还是在思考方式上，往往都是由城市品味来定调子。
正像在全国各地一样，一代人之前十分流行的兄弟会和秘密社团，如今在那些对社群福利比对宗教仪式更感兴趣的组织面前，似乎在节节后退：合作社、教师家长联谊会、县计划委员会、运动及其他休闲团体，加上那些热衷于煽动政治或经济运动的组织，像汤森俱乐部和社会正义俱乐部之类，在某些乡村地区牢牢地扎下了根基。农业部发起的4H俱乐部①，其年轻的拥护者都是些充满激情的传教士，在20年的时间里，1940年发展到了130万成员。美国未来农民协会是教育办公室在1928年创办的，为的是促进职业教育，以及鼓励中学生明智地选择农业为职业，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该组织招募到的成员将近25万，与此同时，为黑人青年创办的美国新农民协会也前景看好。
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南方，新政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使社区改良的古老努力重新恢复了活力，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努力。外部“干涉”起初常常招人憎恨，但假以时日，地方的自豪普遍都战胜了地方的冷漠。试着去思考邻居、国家和世界的问题，为更好的未来勾画蓝图，提高成人的教育和文化——诸如此类的事情，开始占据乡村美国很多认真的、常常也是困惑的头脑。两位乡村社会学家写道：“在这样一个面包本身成了数百万人第一需要的时期，有一个信念却进一步加深了：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
在新政治下，联邦政府为农民做的事情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1939年12月，有人问，这些繁重的开支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对此，###部长答道：“只要农业在与其他群体谈判的时候依然处于严重的劣势，只要农业收入使得农户不可能为未来而保存我们的基本土地和人类资源，这些开支就要一直持续下去。”谈到人类资源，通常要面对这样一些社会价值：乡村生活的有益健康和身体活力，它令人满意的富有创造力，它的简单朴素，它的高出生率（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经济史学者写道：“年轻小伙子构成了最重要的剩余农产品”）。这些优点被认为至关重要，足以让政府有正当的理由补助更多的农村家庭，其数量要超过给国家种粮食所实际需要的——而且，美国人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本能（有点像杰斐逊的逻辑）似乎也认可这一观点。
然而，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前，大面积的农业地区都显示出了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这就是对新政不抱幻想。很多衷心支持AAA的富裕农民，如今开始像城市商人一样，对其他类型的联邦支出怀有疑虑，特别是在1937～1938年间，当时，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巨额救济支出重新抬头，债务不断上升，人们心照不宣地、想当然地认为：大规模失业将就此止步。征税养活那帮所谓的城市废物——在乡下，失业被看做是伪装起来的懒惰——让很多独立农户大为恼火，很多年之前，他们开始就把自己跟雇主利益集团视为一体。对工会劳工的所谓骄纵，他们不由自主的贪婪以及对罢工的强烈偏爱，都让独立农户不能忍受。在中西部地区，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所促成的互惠贸易协定被证明在总体上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一系列无条件的最惠国协定，允许加拿大、南美各国及其他国家把牛肉及某些农产品销往美国，以回报互相给予的优惠。终于，那些在1932年大难临头、惊慌失措的时候，在1936年慢慢恢复元气、心怀感激的时候，投票支持罗斯福的中部地区农民，如今舒舒服服地回到了他们传统的保守主义。
1940年，共和党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这些发展趋势，提名那份勾起人们乡愁记忆的“麦克纳里－豪根法案”的联合起草人、参议员查尔斯？C。
麦克纳里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而把温德尔？威尔基排在候选人名单的第一位，作为总统候选人，其政纲是确保土壤保持补偿的连续性，同时要求取消农作物产量控制。不管有什么样的冤屈不平和巴结讨好，这次选举的结果尽管有利于本届政府，但还是让人们看到了长期以来支撑新政的工农联合开始破裂。诚然，南方在政治上依然是“可靠的”，贫困农场经营者的地区也是如此，而且，有环保意识的、进步主义的西海岸依然热爱着罗斯福；但在别的地方，反叛的大旗已经高高飘扬。罗斯福横扫了全国除了辛辛那提之外所有4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与此同时，纽约市抵消了北部的反抗，芝加哥抗衡了南部的反抗。另一方面，在农村人口比例大于全国平均数的10个州当中，他丢掉了9个州：印第安纳、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南北达科他，加上不可战胜的缅因州和佛蒙特州。农业新政之父、如今的副总统候选人亨利？###的家乡州，强烈地跟他作对，尽管其选票的差额还没有大到1932年他们反对另一位竞选总统的老乡那样的程度。这是不是农业社会的忘恩负义呢？一个热心支持新政的人很可能是这么想的吧。
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1）
在内战时期，60岁以上的美国人只有四十分之一。到1940年，当美国公共卫生局建立了它的第一个老年学部门以研究衰老及其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达到这个年龄的人占十五分之一，预计这个比例在1980年将达到六分之一。已经探明的原因包括：正缓慢下降的出生率，更好的饮食，更密切的医学监护，以及科学在延长生命上所取得的进步。1939年，两位统计学家写道：“美利坚民族如今正在成为地球上年龄最老的人的集合。”
不幸的是，这一情形伴随着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得老年人更没有偿付能力，更难以自给自足。1890年，当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3％的时候，他们当中仅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但是，到1930年，当他们占到总人口的的时候，其中超过五分之二的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有可能继续工作的人——银行家、律师、农场主、企业管理人员——跟机械工、矿工和工厂劳工比起来，继续工作的经济动机却要小得多，后者在45或50岁的时候常常正是发光发热的时候。“四十已老”这句话，在沃尔特？B。
皮特金1932年的畅销书《人生从四十岁开始》（Life
Begins
at
Forty）的标题中遇到了反驳的姿态，打那以后，这个标题就成了一句满怀希望的谚语。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的是日渐缩小的家庭规模，这意味着，养活父母的重担如今落在了一两个孩子、而不是半打孩子的肩上。
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英联邦成员以及几个南美共和国都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采用了强制养老保险制度，但美国似乎很迟才引入一种更仁慈的选择，以取代“打发上了年纪的老人去济贫院”或县农场。1928年，从民营企业领取养老金的人几乎不超过二十分之一，而绝大多数州和市政府的雇员，对提供给联邦工作者的那种保障闻所未闻。在大崩盘前夕，8个州有了允许各县支付养老金（如果它们愿意掏腰包的话）的法案，但大多数这样的立法都过于宽松，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只有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给承担这些责任的市县提供帮助。此外，低收入群体当中的救命储备，在提供抵抗灾难的保护上，也是最不充分的。
大萧条的冲击，把一个温和的长期问题转变成了一种急迫的悲惨境遇。连同救济的其他方面一起，这一负担先是落在了民间慈善团体的肩上，然后是各市县和州，最后是联邦政府。到1934年，FERA共给将近75万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了帮助，到1936年，依靠公共救济的老人至少是100万，剩下的大约一半——325万——则从儿女、亲戚和朋友那里得到了某种帮助。几乎压断了腰的重负和个人苦难，有时候要落在年轻一代的肩上，约瑟芬？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岁月如此漫长》（Years
Are
So
Long，1934）就展示了这样的情形，这部小说是李尔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的美国家常版。争取养老金的鼓动所带来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34年中期，不下于28个州，连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准州，通过了养老金法案，在其中23个州是强制性的。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重新就业提供的实际补救非常有限，他们的困境在整个30年代中期都没有什么好的改观。在三个显著需要直接救济的阶层当中——孩子、盲人和老者——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在1932年用在了靠别人养活的孩子身上，但到了1936年，对老年人的帮助已经压倒性地在城市和乡村地区都占据首要位置，用于这一目的的费用占到了总支出的85％。政治家、假内行和理想主义者都应该倾听老年人的哭喊，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像孩子，这些上年纪的公民都可以投票、煽动、为自己支持的事业掏腰包。
加利福尼亚州——其气候对衰弱不堪的爱荷华州农民和堪萨斯州店主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两个州的老人将近占到了全州人口的8％——被证明是社会保障计划者的天堂。有务实精神的新来者，落入了小额投资收入锐减或银行与建筑信用合作社垮台的魔掌，纷纷加入自助组织、合作社和实物交易团体，其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但政治诉求更清晰的，是诸如短命的“乌托邦协会”之类的组织，该组织1933年创立于洛杉矶，它向人们允诺了一个人间仙境，在那里，机器将包揽所有的重活，每个人都在45岁的时候退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凭借这一允诺，吸引了50万追随者。 。。
第六章 寻求保障的时代（2）
其背景主要是一种草根保守主义：在后半生，当自己被贫困残酷无情地追上的时候，便迁移到安逸之地去；1933年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所发起的圣战也是在这一背景上出现的。1926年辛克莱作为社会党人竞选州长失败后，便转而给自己贴上了更让人放心的民主党标签，并被提名为候选人，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看到老人正缓慢地被饿死，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他把这些情况写进了一本书里：《我，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及我如何终结贫困》（I；
Governor
of
California
and
How
I
Ended
Poverty，1933），这本书卖了将近100万册，并帮助他筹集到了竞选经费。辛克莱鼓吹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闲置土地征税，每月发给60岁以上的穷苦老人50美元的养老金，并建立庞大的合作社网络，以刺激生产、消费和就业。他的竞选口号是：“终结加利福尼亚的贫困”（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其缩写恰好是EPIC①。当他在初选中一路领先的时候，就再也没人把他的竞选看做是一个笑话了，1934年11月，通过新闻媒体、电影工业和保守派公民最卖劲的努力，他才以微弱差距输给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弗兰克？梅里亚姆。这场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身后留下了一些无声的证据——EPIC咖啡馆，“新经济”理发店，以及“人人富足”商店——在那些偏僻的社区里长期幸存了下来。
1934年1月，正当EPIC的呼声依然高涨的时候，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弗兰西斯？E。
汤森医生组建了周转养老金有限公司，于是，专门为老年人配制的一剂更简单的繁荣万能药就这样产生了。创立者汤森博士是一位瘦骨嶙峋的医生，经过长期斗争才在堪萨斯州安家落户，并在黑丘悬壶行医，最后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成为一名助理卫生官。根据“年轻人为工作，老年人为悠闲”这句口号，他建议：应该从2％的普通交易税收入中每月支付给每个60岁以上、品行良好的失业者200美元，这笔定期生活津贴应该在下一个发放日之前全部花完。快速流通货币的观念——对此表示怀疑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速度神话”——对那些天真的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无视统计学家们所提供的数据：要拿出国民收入的将近一半，才能满足汤森代表800～1；000万人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像所有营业税一样，这项税收也会最沉重地落在工薪阶层的身上。
汤森圣战从已经败下阵来的EPIC大军那里获得了兵力的补充，并正向全国各地蔓延，在两年的时间里募集到了将近100万美元，其手法是通过捐赠、纸牌晚会、舞会、大家缝聚会、抽彩募捐和慈善餐会，以及通过给《汤森周刊》（Townsend
Weekly）捐款，这份杂志把家庭小窍门与疝气带和假牙广告混在一起。这场骚动毫无疑问加速了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的通过。第二年，汤森声称有500万成员。有些政治家（两党都有）满怀希望地支持这场运动，但1936年的总统选举却证明：汤森的追随者及其他非正规军所组成的、以国会议员威廉？莱姆基为候选人的联合党并没有太好的表现，满打满算也只得到了90万张选票。罗斯福和大多数新政参与者都反对这一计划，这一事实让那些并无多少信念的追随者们灰心丧气。国会对汤森医生的调查，以及1937年初对他蔑视白宫的定罪，也加速败坏了这场运动的名声，这意味着，一场令人同情的圣战成了煽动和谋利动机的牺牲品。
它的腐烂为加利福尼亚州另一株希望和异端的蘑菇提供了赖以生长的腐殖质。这一次的几个发起人比汤森医生更世俗，本质上是些玩世不恭的家伙，他们有：一个名叫罗伊？欧文斯的专家治国论者，劳伦斯？艾伦和威利斯？艾伦兄弟（他们显然获得了收益的最大份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