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泼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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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6）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和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在战争期间，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军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数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它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和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那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六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或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祖让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的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为之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出众的。由于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甚至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将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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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7）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进行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作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在这些重要方面，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地产生了迪斯累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以及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转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全力处理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如果一支50万或100万人员的大军不能充分地得到训练、服装、武器和粮食，并被运往决战地区，那么建设这支军队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军队指挥官不能与有关的大批士兵保持联系并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更是浪费人力和资源。
对这支军队实施控制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年长的毛奇［15］的天才领导下，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陆军的智囊”。直到那时，大部分和平时期的陆军由战斗部队组成，这些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实际的作战参谋部只是在战役开始和指挥部成立时才拼凑而成。但在普鲁士，毛奇已经招收了陆军学院最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制订计划和做好准备。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很久，作战计划必须制订出来，并经常修改。图上作业和演习得到了周密的研究，对其他强国进行的历史性战役和军事行动也同样进行深入研究。一个专门机构设立了，它监督普鲁士的铁路系统，以确保军队和供应能被迅速地运往目的地。首先，毛奇的参谋系统试图教导军官团如何去处理大兵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它们将独立地转移和作战，但又随时准备集结在决战性的战场上。如果不能保持与后方毛奇司令部的通讯联系，前方的将领可根据几条地面作战的基本准则，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并采取行动。
当然，上面所谈的是理想化了的模式。普鲁士陆军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改革后，在实际战斗中也遭受了许多暂时困难。许多战地将领无视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进攻或错误的方向中盲目推进——1866年奥地利战役中这种差错比比皆是。在战术上，1870年普鲁士禁卫军在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正面突击（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也表现出他们是愚不可及的。铁路供应体系本身不能保证胜利，它往往只是在边界上堆积大批物资，而需要那些物资的军队已经调离附近的任何铁路线。也不能说普鲁士人科学的计划已经确保他们的军队始终能拥有最佳的武器，1866年时奥地利的大炮显然更好，1870年时法国夏斯波拉栓步枪也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步枪。
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1866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即将在1870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部门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毛奇重点部署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但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地受到严重打击（这在奥普战争和法普战争中的确发生过），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
因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普鲁士人能在1866年夏季迅速地战胜奥地利人，这只有少数观察家能够预料。虽然汉诺威、萨克森和北方的其他德意志邦站在哈布斯堡一边，但俾斯麦的外交确保其他大国不在斗争的初期进行干涉。这又使毛奇有机会派三个集团军通过不同的山路集中到波希米亚平原，并在萨多瓦（柯尼格拉茨）袭击奥地利人。回想起来，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哈布斯堡1/4的军队需要用在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征兵制意味着，普鲁士人口尽管还不到它的几个敌人的人口的一半，毛奇却能部署几乎同样多的第一线部队。哈布斯堡陆军本来就缺乏经费，没有真正的参谋制度，并且受贝内德克的无能的领导；不论个别部队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广阔原野的交锋中都死于远为精良的普鲁士步枪之下。到1866年10月，哈布斯堡被迫让出威尼托，并撤销在德意志的一切利益——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领导下，正在重新进行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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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
“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差不多完成了；但决定谁——是普鲁士还是日益不安和猜疑的法国——在西欧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双方都在测算各自的机会。表面上，法国仍表现得更为强大。法国的人口远远多于普鲁士的人口（虽然讲德语的人数在欧洲更多）。法国的陆军已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取得了经验。它拥有世界上射程最佳的夏斯波步枪，比普鲁士撞针枪射程要远得多；它还有一个新的秘密武器——每分钟射出150发子弹的后膛装填机关枪。它的海军更为优良；它还能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帮助。1870年7月，由于普鲁士人的无耻行为（即俾斯麦对关于卢森堡的前途和关于一个可能登上西班牙王位的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而玩弄的狡诈的外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时机来临时，法国人对于战争的结局很少有人怀疑。
法国崩溃之彻底和迅速给了这些乐观的假设一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4日，它的溃败的军队已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帝国政权已在巴黎被推翻。结果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援助法国，而法国的海上力量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人的陆军，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更加优秀。虽然双方都使用铁路网把大批军队运往前线，法国动员的效率却差得多。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