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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相亲对于我只是为了找个伴儿治心病，或者说是对尹焕东赌气，像个孩子，怎么哭怎么闹都得不到的时候，我干脆全都不要。因此我不怎么用心，老是一副精神不济的样子，对他们的条件也是刁钻挑剔，有一点不合适甩手就走。
每次见我失败而归，林编就知道我还念着尹焕冬，心里放不开，骂我不长记性，凭什么要为这种男人等死？你宋微澜堂堂作协会员，日报社的一线记者，有才有貌，有品有形，还怕嫁不出去？他不理你，你就不要他，不见得没了他你就活不好。这年头没有了谁同样日月生辉，时光流逝，该老的老，该死的死，生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为情落单是你自己的事儿，自作自受……把尹焕东骂个狗血淋头，死无全尸后，林编又开始步步开导我，从中国的婚姻礼仪说到爱情的定义，恨不得把她通过人生经历总结出的感悟与谬论统统传授于我。她说不结婚的女人是不道德的，不孝顺的，除非你自身真的有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一定要结，哪怕是会离，也要有一次“结”的过程。这叫做示众，对父母，对社会表示本人还是一个嫁得出的良家妇女，有思想，有道德，不是*下三烂。而且，对付这样有眼无珠的男人就应该杀鸡给猴看，要嫁得体面，干脆嫁入豪门算了，奢侈地来一次贵族婚礼，奔驰开路，奥迪追尾，在宁城的街头兜一圈，让电视台也来报道，命为宁城最奢侈的婚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吵闹相亲
钻石王老五为表霸气，把初次见面的地点定在明圆饭店的西餐厅里。明圆饭店是宁城最早的五星级酒店，去年刚刚经过翻新装修，融入了很多的欧式设计，每个细节都显得尊贵华丽，服务也上乘。我刚刚进餐厅，就有人挥手要我过去。我一看是个半秃子，立马就想退回去，在门外踌躇不前。
这时，身穿大红旗袍的女咨客过来请我：您是宋小姐？那边有位先生请你过去。我没办法，硬着头皮走到半秃子跟前，他穿粉绿色柳条衬衣，白色裤子，一根镶金边的皮带挂在顶起的啤酒肚上，十分滑稽，活像一只大青蛙，肚子大。他笑吟吟地说：“宋小姐怕认错人了？”一口熟悉的广东口音，竟然是那个打骚扰电话的男人。我一阵晕厥，想撤，找借口说认错人了。男人连忙说：“没有，我知道你是宋小姐。”我不给他面子，直戳他的痛处：“我认为要找的人要比您年轻很多，请问我能和您核对年龄么？”
“44啦，老了。哈哈，儿子都15岁了。”他一笑，脸上的赘肉就跟着颤抖。
“你还有儿子？”我的心里一阵迟疑，之前，我可没听说他离婚，而且，他抱的实际年龄与之前报的不符，要我大感受骗。半秃子的鼻子抽了几下，想到了伤心事：“当然了，他妈妈走后就我一个人带他。”我一听，还是个死了老婆的，立刻两眼煞白。
为顾及对方的面子与自尊心，我坚持把饭吃完再走。之前老听人吹嘘他有钱，可饭局却极为的寒酸，连饭后甜点都省略了。他老在那里自言自语，吃素好，有利健康，晚餐不要吃太饱，6成就好。花销一定要适当，浪费是最可耻的行为，吃饭最好不要剩，你不知道中国仍有多少人现在还无法解决温饱。我漫不经心地切着盘子里的牛肉，很厌烦他的絮絮叨叨，吃了几口，扔下刀子喝果汁，他看看我，对盘中的那块剩肉虎视眈眈，我瞟半秃子一眼：“你没有吃饱么？”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觉得你应该多吃点，浪费多不好。”我当时觉得可笑极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阔佬？剩一块肉都想吞。
出了餐厅，他建议去南湖散步，我以回去写书为由好言推辞。他扯着我不放，硬是要去散步。我生气了，直截了当地说：“你认为我们还有发展下去的必要吗？”
他张开双臂，把自己展示在我面前：“你认为我配不上你？”要我再认真审视。我摊牌：“我觉得你太老了。”就是不想与他消磨时间。
他被激怒了，横在我面前喷着唾沫骂人：“你以为你是谁，不就是个报社的小记者，发点豆腐块，整天围着那些政府的裙边过活，你高傲什么你？”
我身受侮辱，言辞凛冽，就想把他的气焰给压下去：“写字是我的工作，请你尊重我的职业与工作。你以为你就很高尚？你不阴险狡诈，欺诈劳力能有今天庞大的资产？在任何时代，资产阶级都与“剥削”两字有关。”
他也不善罢甘休，两人就这样大吵了起来，吵架的话题也由对个人的贬低，演变到了职业与行业的鄙视，争执不可罢休，把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指着我说不出话。突然，他的身体晃了一下，捂着脑门喘气，说，哟，不行了，我血压高，头疼……
我不留情面地推开他，昂头走人。听见他在后面喊人，似乎真的出事了。我心里有些担心，跑回头看个究竟，看见他蹲在地板上，一只手撑着地板，一只手捏住自己脑门的太阳穴，看似真的很难受的样子，我说怎么样，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他发现是我，用手指着这我咒：“你这个婊子，你想气死我啊！”把我气得火冒三丈。心想好心想捡个爹来养，却不得好报，这年头良心都被狗吃了。我气急败坏地呸了一口唾沫：“变态！”
回去的路上，我对李婶发飙：他有房子，有车子，有票子，同样也有儿子，他老婆前年车祸死了你不知道？还有，他的身材高，收入高，心气高，血压更高，你到底知不知道！李婶张着嘴巴哑口无言。
凛冽批评
近段时间，副社长的脾气一直不好，大概是他的胆囊炎又犯了，整天是一脸蜡黄，动不动就生气，有事没事的就去翻那些废弃的稿件来一个个地训，错误严重的还要扣考核分，表面是说提升报社记者的整体写作水平，在我们看来就是疾病期精神亢奋兼失常。早上我刚刚到报社报道，他就传我进办公室，把前个星期我写的关于燕秀村计生委员与村民发生纠纷的新闻稿翻出来，关起门来狠狠地骂，说我文字幼稚，写稿不带脑。
那次采访本来就是一次没齿难忘的失败，那天，副社长接到村委会的爆料电话后就安排我去采访，说计生委员在追究超生户责任的时候，遭到村民的强烈抗击，要我将事件经过如实报道。因为燕秀村一直是林县的口舌村，就是所谓的文明致富重点示范基地，政府给的政策倾斜大，期待也大，因此，从乡到县里的领导对这桩事件相当重视，就想借媒体的力量大力曝光，恐吓民心。
我和司机赶到燕秀村时已是傍晚十分，村计生委已经关门走人，根本找不到到相关的负责人。我只好几经打听找到被害者的家属，可那一家忍都不愿接受采访，闭门不见，敲门了还骂人。这时，隔壁邻居走出了一个小伙子，对我厉声大喝是干什么的！我举起记者证，笃定地说来采访的。他的态度立刻就变了，把我请到他家去做客，还杀鸡请我吃饭，在饭桌上，他主动给我提供不少新的新闻线索，与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截然不同。回来后我沾沾自喜，仅仅花了2小时写了一篇3000字的大稿，认定这稿子一旦发出去，一定会引起很强烈的社会效应。没想到辛苦写出的稿件不但石沉大海，还惹来了领导的轩然大波。
在办公室里，副社长用手指敲着我的稿件骂：“平时刘军是怎么教你的？竟然出这样的稿子，你想挑拨政府与报社之间的关系吗？”
我低着头，立场坚定地说：“对不起，我是根据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如实报道的。”
副社长厉声训斥：“你们这些小丫头就是浮躁，想出名想疯了，做事情不想后果。”
我满腹委屈：“新闻事实原本如此，你乱写能服众么？”
副社长无视我的解释，狠拍桌子，成心找茬：“要不是我把这稿子拦住，否则，全日报社的人都跟着你没好日子过！”
我继续坚持自己，并无退让：“我认为没有错，至少我没蒙蔽众人的眼睛。”
“你少跟我犟！”副社长气得脸发青，不对我做解释就下命令：“明天，你去做财经版的记者，别给我跑党政了，什么时候被你玩死都不知道！”我后退出门，不敢出声，不敢妄动。
副社长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火，心有歉意，又叫我回来，语气缓和下来：“微澜啊，很多事情不能用我们的道德尺码去判断，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我委屈得鼻子发酸，一低头，眼泪“啪”地打在鞋子上。 。。
奇遇转机
从副社长办公室回来，我有如倒春寒打烂的水瓜，无精打采，一片腐气。林编在我桌子上翻东西，问我有没有订书机针。我一屁股倒在椅子上，瞪着天花板说：“我想辞职。”
林编不理解，摸我的脑门奇怪地说，你不烧啊？
我一再强调：“我说认真的。”
她拍我脑袋：“你胡说些什么呀，跟没魂似的。”
我扭头看她，感慨万千：“林编，你说，我们这些只会码字的人，除了进广告公司、报社、编辑部，文联，还能去哪里？”林编顺嘴说去考公务员啊，很多记者都这么干。我愁眉苦脸地说“打死我都不去！我一介书生本来就不喜欢官场，那种地方不是被憋死就是被人害死，贪官被骂，清官也被骂，我还不如在报社里被领导骂。”
林编在一旁喷笑，安慰道：“哎，副社长骂人又不是第一次了，别往心里去。”
我嘴里发苦，心想人倒霉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往身上堆，去采访不但被挟持还负伤，相亲连连失败，稿子还被无辜地*，刚才还遭了一顿臭骂。林编看出了我的心思，幸灾乐祸道：“看你这副样子，一定是相亲又战败了。”
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烦，直打退堂鼓：“我不想找下去了，伤心伤神”林编伸手救援，给我打气：“别恨嫁了，看你怪可怜的，我帮帮你。”
我哼了一声，“你那能有什么好货？”持怀疑态度。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林编看似故弄玄虚，却是胜券在握。
我摇头，失望地翻白眼：“我觉得我现在根本不适合去恋爱，想安静一段时间。”
林编拍我的脑袋，说得一惊一乍的：“你傻呀，你都27岁了，再不抓紧，真的成剩女了。所谓剩女，就是挑剩下的东西，就好比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结婚这东西就像赶集市买菜，正当时就赶紧抢占先机，到时候好男人都结婚去了，剩给你的都是一群萎瓜。”我说没办法，真的提不起兴趣。
林编把一张名片塞到我手里，说：“缘分的东西，别说得太绝对。”她昂头从我面前走过，回头补充：“你要是真为尹焕冬一振不起，我鄙视你！
刘军在医院躺了6天，执意要提前出院，我去给他办理出院手续，在病房里一起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刘军，一心认为他会骂我不争气，脸上满是歉意，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刘军知道后却反常地乐呵起来，像听到股票上涨一样喜不自胜，拍了一下大腿：“太好了，我们的时代到了！”因为鼻子疼，他的笑比哭还难看。我晦涩涩的，不明他喜从何来，沉默地把湿毛巾和牙刷装进塑料袋里。刘军拍拍我的后背心，鼓励道：“别愁眉苦脸的，好好干，这可是我为你争取的来的机会。”
机会？我有点恍悟，很难判断其中的虚实，假如说是故意安排，那么那稿子就是副社长在瞎找借口演戏，但想想又不对，若是演戏，他也太不口下留情了，把我骂得连自尊都找不回，要人很难理解，至今，还不免还为副社长的话怄气。我偃旗息鼓地说：“你安排我过去做什么？我现在连稿子都写不好。”刘军不想解释太多，不冷不热地说：“别拗气，你给我好好听话。”我拉着脸把东西塞进旅行包里。
这时，李俊堂慢悠悠地走进来，双手背在身后，看了看放在床上的行李袋，关切地问都收拾好了？刘军笑着说是，有点不好意思。李俊堂用余光看我一眼，对刘军交代注意事宜，故意说得很大声：“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要注意点，小心造成二次损伤。你就少活动点，最好能再静养一段时间。”就想引起人的注意。我也故意不去看他，脸上一阵燥热，低头说一声我先下去，提着行李袋出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李俊堂扭头目送我离开，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楼道转角口。
新路启程
对于大学毕包业分配的制度，那是听前几辈师兄们嘴里说的，有些人为等分配，还在家待业了好几年，一说到分配就抱着脑袋犯愁。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分配工作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大家没有了依靠，也就习惯了独立，一到毕业时间，个个如同早市的鱼虾倾巢而出，高举着理想的旗帜，在江河湖海中奋勇扑腾。要工作自己自己找，想生存自己拼，无依无靠无保障。比起当年同学们手拿毕业证在人才市场生碰瞎拼来比，我算得上幸运的宠儿，大三时，我就被学校保送到新闻出版社实习，正式毕业后顺利通过日报社的考核，先是做了半年的夜班编辑，然后考记者证，有点仕途安顺的味道。
如今转到了经济新闻部，同事们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说不清是嫉妒还是鄙视，倒是在省电视台工作的罗志致电祝贺，说我寒窗四年修得正果，落到了一个肥水部门，风光温润的日子为时不远了。可我认为经济线太辛苦，同行竞争激烈，混得好的确是活色天香，不上道的就是惨不忍睹，职业的赌注风险相当大，并非都有他们说的好前景。我多年都在政治线混，一直由刘军带着，执证3年，表现平平，从专业能力上看，与那些老记者相比，我和个新考证的记者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心里忧得慌。
周五那天早上，我把个人的办公用品搬到经济新闻部办公室，正式成为经济一线记者。经济新闻部对于日报社来说算是一个大部门，人口比例占得多，包括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