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我们常常会把作家虚构出的生活与人物命运当成生活中实有的事实，为其中的人物喜、怒、哀、乐，这是因为作家虚构的人物与情节更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所以，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明知是谎言却依然会被感动。
贾宝玉、林黛玉、安娜？卡列尼娜、于连等一系列文学形象常常让人感动，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去寻找，必会犯堂吉诃德的错误。
《红楼梦》成书后，大家争相传阅。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不但男人谈，女人也谈。杭州一大家闺秀，躲在绣楼上天天看《红楼梦》，茶饭不思，面黄肌瘦，家人夺走《红楼梦》，她竟大叫：“勿伤我宝贝！”最后抑郁而死。
另外，在文学创作中，作者还常常东拼西凑，张冠李戴，以拔高人物形象，使得故事生动。《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故事在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了，但是在历史上真正使用空城计的，并不是诸葛亮，而是魏将文聘。据《魏略》记载，有一回，孙权带领五万兵马袭击魏将文聘镇守之地石阳。当时，石阳一带刚下完连绵大雨，防御工事受损，还没来得及修缮，而兵丁们正在田间劳动，未及返回。文聘苦思良久，忽得奇计，即“空城计”。
作家们即使宣称是忠实地描述自己的生活，里面往往也谎言连篇。如卢梭的《忏悔录》，实际上就隐瞒了他生活中不少见不得人的大事。
这两年，中国文坛上流行“新体验小说”和“新状态小说”，作者都宣称所写故事的“亲历性”、“真实性”，但又有几个是真实的呢？很多人还是按照小说创作规律的本身进行虚构，这些作品依然是谎言的世界。所谓“亲历性”、“真实性”，不过是作者借此吸引读者的噱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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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谎言的新闻迷雾
1958年9月5日，中国《南方日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广东省比较贫瘠的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的亩中稻，共产干谷64849斤。这颗“卫星”的创造者，是*田北社支部书记兼主任徐明芳、副主任黄孟常、青年突击队队长河经亮、副队长黄信宽和190名队员。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曾通过挪威情报部门制造了这样一张照片：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讲台上手执一只皮鞋，满脸怒气，飞扬跋扈。就因为这张照片，“农民出身的赫鲁晓夫粗鲁无礼”之说传遍全球。
1993年6月30日，英国《太阳报》登载了一篇题为《55岁的牧师拐走了我25岁的美丽情人》的文章，讲述了一位牧师与一位漂亮姑娘的桃色新闻，文章还配发了老牧师和年轻姑娘的亲密合影。此文一经刊出即轰动了英伦三岛。
2008年7月31日，中国《新快报》报道说，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朴芬庆经过对孙氏族谱的仔细研究，发现中国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身上流的是韩国人的血。
上面引述的四则新闻都是通过正规的新闻媒体发布的，有图片、有数字、有地点、有人物、有时间，新闻的五个W（who，where，when，why，what）几乎一个不缺，言之凿凿，谁能不信服呢？
但是这里不得不郑重地告诉你，上面四则新闻全是假的。
第一条新闻中的粮食产量纯属弥天大谎。
第二条新闻中的照片是在暗房里制作而成的。
第三条新闻是一个好搞恶作剧的记者编造的，照片是用电脑制作的。
第四条新闻是记者根据天涯社区一篇题为《朝鲜日报：孙中山原来是韩国人》的帖子改编的。
谁能说上面四条消息不是新闻？它们是新闻，但全是由谎言构成的新闻。
（第二章插图2）
新闻的要求上，“真实”从来都是第一位的，但是事实上由于不同的现实条件的牵制却又是很难完全做到真实的。
首先，任何一个新闻机构一定从属于某一个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可能是政府，可能是教会，也可能是政党或公司，还可能是某军事机关或协会、联合会。如果它谁都不从属，一定还会从属于它的头头，反正最终少不掉一个归属。
“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阶级说什么样的话。”这是一句老话，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听，但它说的的确是真理。任何新闻机构当然只为自己所从属的利益集团说话，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谁会拿钱养一张报纸或一家电台整天来揭自己的短，兜自家见不得人的老底？如果新闻不能为自己说话，为什么每个国家的政府电台、电视台门前还要壁垒森严地布满岗哨呢？非洲、中美洲的那些小国政变时，为什么首先要抢占电台、电视台呢？道理很简单，占领了电台、电视台就是使其从属于我，以便发表于我有利的公告、宣言以及新闻。
于我有利、为我所用却并不一定要真实。
其次，新闻从事件现场到报纸上的文字、电台里的声音、电视上的画面，都必须有两道人工的过程，这就是记者与编辑人工处理的过程。
这种处理就大有讲究了，我可以让现场中的一些事纤毫毕见，也可以对一些事视而不见，笔墨轻一点或重一点，很容易办到。电视画面有人认为是客观的，但我认为重要的画面可以让其多停留几秒，甲方的损失我可以从头拍到尾，而乙方的我可以一点不拍，有些画面要是对我不利，我在编辑中还可以把它抹掉，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看到报纸或电视、听到广播，以为是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殊不知我们看到的只是新闻记者手中的笔及笔下的文字、话筒、摄影机的取景框，至于真实与现场，就不知道还能有几分了。
托马斯？杰斐逊在保障新闻自由的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他当上总统，成为报纸攻击对象的时候，他对报纸则抱了另外一种态度。他曾经宣称报纸应由四部分组成，标题分别为“真话”、“可能”、“大概”和“谎言”。至于后两部分，杰斐逊说：“它们显然是为那些宁愿花钱看谎言的读者预备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利用新闻，什么样的谎言都可以制造出来。可怕的是，即使没有撒谎的意愿，有时也可能导出谎言。
但是，我们怎么也无法不要新闻，即使新闻有时有一副谎言的面孔，我们依然还得亲近它，关心它。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实在太离不开新闻了。
五、谎言的道德身影
谎言常常会戴上一副道德的面孔与我们对话。因为它有了这张道德的面孔，往往更能使人上当。
王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个篡政夺权的外戚。千百年来，史家同声责骂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最大叛逆，是乱臣贼子的典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却被人视为集忠、孝、节、义、慈、友、信、廉等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圣贤君子。这自然是和王莽非同寻常的虚伪奸诈、娴熟高超的两面派手腕和他几十年如一日克己伪饰、猎取令誉分不开的。这里只须摘取他在“孝”与“忠”两个方面的部分言行，就得以看出他道德方面的虚伪奸诈。
汉代统治者自称“以孝治天下”，王莽伪饰邀名，首先在“孝”字上下功夫。他13岁时，伯父王凤官至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家族开始垄断朝政。但王莽最初因父亲王曼的早死而颇受冷遇，年过20仍然无官无爵。王莽不甘寂寞，便卑身事上，对官高位重的伯父、叔父们刻意逢迎。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时，王凤生病，王莽亲自守候在病榻前，煎药尝汤，殷勤备至，“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简直比王凤的亲生儿女还要孝顺。
由此，他不仅在社会上孝名鹊起，而且也深深感动了伯父。王凤临死之前，特地嘱咐要给王莽以官职。果然，在王凤死后不久，王莽便做了黄门郎，很快又升为射声校尉。
其实，王莽“曲有礼意”去侍奉“诸父”，完全出于功利的目的，并无多少亲情。他在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重掌大权后，因担心叔父王立、王仁对他构成威胁，便捏造罪名，逼迫他们离开京师，回到各自的封地，丝毫不以他们的年迈体衰和苦苦哀求为念。
王莽在他母亲身上，也捞了不少孝名。他恭谨事母，并经常借此大肆宣扬自己的孝行，唯恐别人不知。其中自然不能说毫无真心，但更多的是虚情假意。一次，他在家中大宴群朋，觥筹交错之间，不断有侍者来告诉王莽，他的母亲哪儿感到不舒服，需要服什么药。于是，身为主人的王莽就一次又一次地向宾客郑重道歉，离席到后堂探视，服侍母亲用药，其刻意表演的痕迹一眼可见。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的母亲病故，有大孝美名的王莽此时竟然“意不在哀”，因为他此时已经是大汉王朝的“摄皇帝”了，而他母亲却只有一个“功显君”的封号。王莽唯恐自己一日无权，事有意外，便不肯按照传统的葬俗为其母服丧三年。他指使手下人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新的葬仪：王莽因为是“奉汉大宗”，所以不能再“顾其私亲”，只能以“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的礼节为其母服丧。这在当时实际上等于要求王莽不认亲娘，与生母断绝母子关系，但王莽却欣然接受，“凡一吊再会”，在母亲的灵柩前露了一下脸，就算完事。他的孙子王宗成为正式的丧主，为其曾祖母服丧三年，代替王莽行孝。
这说明，在权力、地位、名誉与孝行的关系上，王莽是要权不要孝的。孝对他来说，只能是谋权得势的工具，而不能反过来成为障碍。
封建道德的最高准则，是“臣事君以忠”，王莽虽然早有篡汉的野心，但为了确保代汉的成功，更为了自己能以“受天明命”的圣人形象载入史册，他采用滴水穿石的渗透方式，从长实施计划，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撕下忠于汉室的伪装。
元寿二年六月，汉哀帝病死，王莽为了独揽朝权，舍长立少，让年仅九岁的中山王为帝，是为汉平帝。
王莽此举的本意在“危汉”，但他为了掩饰自己，暗示手下纷起上书，给自己封了个“安汉公”的名号，宣扬自己的所谓“安汉”之功和忠于汉室之诚。
当时，王莽的姑姑（元后）作为汉室的代表与化身临朝称制。在表面上王莽仍然维护元后的崇高地位和无上权力，每有重大决策，一律由元后下诏宣布。他还利用各种阿谀逢迎的手段来讨好元后，以表示自己对汉室的忠心。
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决计让自己13岁的女儿做年仅11岁的汉平帝的皇后，但在表面上，他却一再阻挠推辞。为了表示自己谋国的大公和至诚，他在事情已经确定下来的情况下，又假惺惺地上书元后，建议多采外姓少女充后宫、广子嗣，使汉统博厚。
王莽极力把自己打扮成辅政的一代名臣周公。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并且还郑重其事地“藏策金縢，置于前殿”。但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他用毒酒害死了汉平帝。
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翟义起兵反莽。惶惶不安的王莽抱着年仅四岁的小皇帝孺子婴“告祷郊庙”，又仿周公《大诰》作策颁行天下，“谕以摄位当反政孺子之意”，欺骗天下。
就在正式宣布代汉的前一天，王莽还上奏元后，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学习周公，一旦孺子婴长大成人，自己就交权还政，退居臣位。但第二天一早，他就通知元后说，他要从“假皇帝”变为真皇帝，随即正式颁布了即天子位的诏书。最虚伪而可笑的是，在登基大典上，他还泪水涟涟地拉着孺子婴的手，哭诉自己的哀情：“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他把自己的篡国，说成是上迫于天威，下迫于民意，不敢不为，不得不为。其奸诈、无耻，真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王莽的一生，可以说是用欺世盗名的谎言编织的一生。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能把亲生母亲、亲生子女当成政治投机的工具。他的虚伪、无耻和奸诈并不仅仅是其个人品质的恶劣，更是统治阶级各种丑恶本质的集中体现。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封建道德，本来是为了巩固其统治，但王莽把谎言描绘上道德的面孔，就把道德变成了推翻汉朝统治的武器，这本身就是对封建道德谎言本质的绝妙讽刺。
其实，历史上像王莽这样把谎言描绘出道德的面孔而欺蒙天下的，东西方历史上都有过，只是谎言的面孔不同而已。
一、谎言，美好生活的滋补品
在第一章中，我们说过人生离不开谎言，因为社会进入文明化的运行机制后，谎言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生活中，在有些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必然的谎言。也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不能不说谎。在一些非常时刻，甚至只能说谎，事情才能够更为完满。
《最后一片叶子》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一篇短篇小说，它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某医院的一个病房里，身患重病的病人房间外有一棵树，树叶被秋风一刮，一片一片地掉落下来。那位病人望着落叶萧萧、凄风苦雨，身体状况也随之每况愈下。她想，当树叶全部掉完时，她也就要死了。一位老画家得知后，被这样的悲泣深深打动了，他用画的树叶去装饰那位病人病房外的树枝，使那位濒临死亡的女病人坚强地活了下来。
作为小说，可能有点夸张，但在现实生活中，类似于这样的事例应当是不少的。这种谎言，就是生活中必要的谎言。没有这个谎言，那位女病人就会死去，要救活她，只能制造谎言。
在医疗上，这种谎言是最多的。
作为医生，对患者故意说谎，有时就是他们职业道德的一部分。比如对一个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的病人，医生就不能将真相告诉病人。“什么病？”“肝炎，有些严重。不过，你配合治疗，很快会好的。”这就是在撒谎，但这种谎言是必要的。
有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