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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尝试挫败，这样他的人生才完整。
当然，一个人独居，在快活的同时，也会遇到不少问题。就我的感觉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独居，有什么困难没有人帮你。我自幼即患有哮喘，时常发作。病一来，就浑身乏力，上气不接下气。有一天晚上，我的旧病又发作了，心口闷得喘不过气来。我知道现在只有服药才有可能把病压下去，于是便想拿水壶倒水吃药，可是水壶里竟然没有半滴水！我一气之下，把水壶就往门上一扔，“咚——”地一下，房客们都被惊醒了。一位房客走过来，推开我的房门问：“你想要什么？”我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地上的水壶。房客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哦，你原来要喝水。好，好，我帮你拿。”幸亏他的帮助，我才吃上了药。这件事留给我很深的记忆，它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独居，一旦病了，是连自己给自己倒一杯水的能力都没有的。
还有，自己过日子，你每天都得为如何才能填饱肚子而费心劳神。当时住在我们那个住宅单元中的两家房客，一家是夫妻两人，并不怎么做饭；另一家则是一个包括父母女儿和丈母娘的四人家庭，每天晚上都自己做饭吃。他们见我没有吃饭，就常常与我打招呼，叫我和他们一块吃。我怎么好意思老在别人家中打秋风？因此总是一边说“我已在朋友家中吃过了”，或者说“我今晚胃口不大好”，一边看着人家餐桌上的丰盛菜肴咽口水。为了省钱，我常常在晚饭时跑到位于现在的窝打老道二十三号“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办事处的一家饭堂吃饭。当时这家饭堂的饭菜很便宜，一饭、一菜、一汤，只要一块五毛钱。这个地方离平安大楼有一段不近的路。走完这段路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哮喘病发作的人来说就相当困难。因此，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条“苦路”。
因为家里每月给我的钱很少，为了补贴生活，我就常去帮人补习英文——我的其他科目都不太好，唯有英文特别出色。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帮三户人家的小孩补习，其收入刚好够交学费、买书本。有一段时间，我给一个叫Macy的小女孩补习，她家就在我的楼上。我每天给她补习完英文后，她父母都叫我在他们家吃饭，而我也很老实不客气。这段日子真让我开心，因为她家的饭又好吃、又丰盛。
独自住在平安大楼的那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丰富也最艰辛的日子之一。我觉得自己很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
一个人过生活的经历让我形成了“分裂型”的性格：一方面喜爱独处，一方面又希望能听到周边的人声、车声。爱独处，是因为一个人呆着自由自在，不会有人来管束自己；希望听到周边有人声、车声，是因为这些声音能驱赶一个人呆着的孤独，让心灵变得安稳、踏实。
就这样，我一个人住在平安大楼，直到念完中学。
▲一个人过生活的经历让我形成了“分裂型”的性格：一方面喜爱独处，一方面又希望能听到周边的人声、车声。
——从翻译主任到囚犯
“丑小鸭”（1）
我稍大一点之后，我们家成了“破落户”，生活就变得困难起来了。我现在还保留有一帧十岁左右拍摄的照片，是在浅水湾拍摄的。当时憨态十足的我站在一排简陋的窝棚前，在正午的阳光下光着上身，穿一条西装短裤。裤腰处没有皮带，用麻绳系着裤子。这个细节，显示了我们家生活的贫穷。
家道中落之后，我们家就变得缺衣少食了。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常常到海边捉鱼摸虾。有一次，我在外面抓到了很多赖蛤蟆，便兴高采烈地带回家，一进屋就对母亲大嚷：“妈妈，妈妈，这回可好了，我抓了很多青蛙！今晚我们家的菜可丰盛啦！”母亲打开袋子一看，大吃一惊，说：“扯，什么青蛙？这是赖蛤蟆！吃了会死人的！”
有一次，我的一位家境比较富有的同学生日，邀请了好些小朋友到他家中热闹，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去他们家的时候，我顺便把弟弟带上了。那天他们家做了很多好吃的菜肴招待我们，其中包括形状奇特、个头很大的龙虾。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玩意儿，因此一见十分好奇，很想立刻就尝一尝。没想到回家后弟弟向母亲讲我的坏话，说我看见人家桌上摆上了龙虾就直流口水，害得我被母亲臭打了一顿。
说到母亲，我觉得她真是活得不容易。我们家中，七八个孩子，每一个都是她历尽千辛万苦才养育成人的。而在全家众兄弟姐妹中，就数我最让她操心。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而且既调皮又倔强，因此没少挨她的棍子。有一次，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我又被她打了。当时她很生气，一边训斥我，一边用一把尺子抽我的屁股。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错误，便不服气地挺起胸脯让她打，不管她打得多重我都不哭。不仅如此，我还故意怒气冲冲地用眼睛瞪她。母亲见我这般，打着打着，眼中就有了泪花。我看到母亲哭了，心里一下子就慌了，赶紧抱着母亲说：“妈妈，您不要这样了，您不要打了，我知道自己错了。”于是母子相拥，痛哭成一团。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了母亲怀抱的温暖，感到了母亲对我的疼爱，横亘在母子之间的隔膜一下子就消失了。我觉得自己的心与母亲的心贴得很近，很近……
小时候，在家中，除了母亲之外似乎没有谁重视我。哥哥们常常欺负我。连玩游戏都要我当“马”，而他们当“骑士”。他们骑在我的背上，做着拉缰绳的姿势，往我的屁股上抽鞭。而我也总是心甘情愿地受他们欺负。当时六哥在邮局工作，有一天他拿了薪水，请我和弟弟吃饭。我很开心——总算有一回改善生活的机会了。到了餐馆，我看到加了镀层的餐具金光闪闪的，顿时目瞪口呆。六哥给我和弟弟每人点了一个罗宋汤，我端起来一喝，果然好味道！
六哥突然问：“好喝吗？”
我还陶醉在那罗宋汤的美味中，怔怔地望着他，一时未能立刻回答他的问话。想不到他“叭”地一下，就给了我一个巴掌，而且很不高兴地说：“与木头讲话，算我倒霉！这样的好汤给你喝，真是糟蹋了。给狗喝，狗也会舔舔嘴呢。”我痛得差点流下了眼泪，但还是把汤喝完了。
在回家的路上，六哥见我一路上闷闷不乐，就搭着我的肩膀说：“你回答我不就行了呗，你为什么不回答呢？——当然啦，我不应该打你，打你是不对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丑小鸭”（2）
我听了六哥的道歉，心中顿时充满了温暖感，因为自小到大，从来没有谁向我认过错。我一直觉得，哥哥们骂我、打我都是应该的。现在六哥居然向我认了错，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我不仅完全原谅了他，而且有些感激他了。在我的一生中，许多“第一次”发生的事情，都让我刻骨铭心，这件事就是一件。
四姐在日本时，我才十岁八岁的。有一次，她从日本回香港，回来的当天便兴冲冲地对我说：“肥仔，今晚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姐姐请你到外面吃大菜。”
我那时并不懂得怎样表现自己内心的兴奋，听她说后，只是呆呆地看着她。她接着说：“你给姐姐介绍一家好菜馆吧。”
我想了一会儿，说：“那就去‘好好面家’吧。”
她听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很扫兴地说：“真是对牛弹琴。算了算了，今晚你也不要和我去吃饭了，你就自己去吃面条吧。”
这种情形，其实是很伤人自尊的。有谁愿意整天被人奚落、欺负、打击呢？可是我已经习惯了。可以这么说，在我们一家中，我的地位是最低的。我在哥哥姐姐面前没有什么尊严，我也不懂得什么是尊严，只知道任由他们支配。而在他们看来，我特别“笨”，特别“不成器”，书也不会读，做事也不灵光，而且由于我老是不听话，母亲常常打我。因此，我在潜意识中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众矢之的，是本来就应该接受他们“教训”的。
有个算命先生曾对我说，你有六兄弟，一个姐姐，但兄弟姐妹之情很淡薄。我觉得他说得比较准，我小时候很少感受到哥哥姐姐们对我的关怀，也不曾有过与哥哥姐姐们携手成长的经历。在我的印象中，那种兄弟情深的动人场面，从来不曾在生活中出现过。小时候，我大多时候只能和弟弟一块玩。只有在放风筝时，哥哥们才会允许我和弟弟当当他们的跑腿，给他们捡风筝、拾线什么的。而到了后来，他们便相继出国了，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去了澳大利亚，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我。我们的关系就更疏远了。到最后，连弟弟都走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其成长经历中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相互携手、共同经历，那么彼此之间的感情基础就会更牢固。而感情就像一张蜘蛛网，可以把大家维系在一起。兄弟姐妹团结起来，遇到困难会更容易化解。
我是很自卑的人，也是很自傲的人。心理学家说自卑者往往自傲，我的性格正是这样的。我曾在最底层的环境中生活过，后来却在业内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因此自卑与自傲两种禀性都在我身上并存，它们一直痛苦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性格扭曲，对我后来的人生，包括交友、婚姻，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表现形式是执著于两端。比如说交友，双方本来是平等的，可是我却常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于与人结交；而一旦人家不与我结交与别人结交，我又觉得很失落、很孤独——为什么他选择的朋友是别人而不是我呢？上升到男女感情的层面，碰到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我会想，她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我恐怕没有资格与她交往；等到她真的与我交往之后，我又会想，原来她这么肤浅、这么没有内涵，自己高傲自大的那一面又冒出来了。如果性格是可以选择的，我绝不会选择这样的性格，可惜这是天生的东西，由不得我。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内心平和的、中庸的人。
▲自卑与自傲两种禀性都在我身上并存，它们一直痛苦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性格扭曲，对我后来的人生，包括交友、婚姻，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表现形式是执著于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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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俎代庖
从珠海书院出来后，1967年，我参加香港的公务员考试，结果考入司法部，成为该部的三级文员。这个结果让我有些丧气，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宿命，在人生之旅中兜了一圈之后，竟然又回到了三级文员的位置！早知如此，当初何必又要辞了工商贸易局的职位而入读珠海书院呢？
香港司法部是当时香港司法行政的管理部门，其管理权限比较宽泛。比如案件由哪位法官主审，什么时间审，穷人应怎么获得法律援助，谁来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谁来担任庭审的翻译等等一些事务，便是由司法部来负责处理的。
进了司法部之后，每天都按部就班地来到机关，在三级文员这个岗位上，干着那种琐碎、乏味却又不得不做的案头工作。这是一种无丝竹乱耳却有案牍劳形的生活。
有时候，人生的命运会在不经意中发生变化。有一天，我在上班时上卫生间，在回自己的办公室的途中，经过一间法庭。我便随便探头朝里面看了一眼，见里面正在进行庭审。在屋子中间靠墙的高大的案桌上，一脸严肃地坐着一位头戴假发、身着法袍的英国法官；下边则有一位控方的检查官与被告的辩护律师正在唇枪舌剑地进行辩论。我出于好奇，推门走了进去。而恰恰就是这回“多事”之举，整个地改变了我在司法部的命运！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启迪：人不应那么容易认命，某种偶然的举动，或许就会改变原来的生活轨迹。我悄悄地进入庭审现场后，坐到了最后排的旁听席上，先听检察官与律师辩论，接着又听翻译官把主审法官的问题口译给证人。那天担任口译工作的翻译官英文相当蹩脚，译得一塌糊涂，常常词不达意。在翻译一个“难点”的时候，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主审法官仍然不知所云。法官很不耐烦，却又无可奈何。我看不过眼，便径直从旁听席走到了主审法官面前，流利地把他的问题翻译给证人。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哪来的勇气这么做，需知这可是一件相当“出格”的事，弄不好是要担当“挠乱庭审”的罪名的！幸运的是，由于我正确地翻译了他所问的问题，主审法官不仅没有把我呵叱出门外，反倒鼓励我继续翻译下去。就这样，我这个局外人，竟然在这次庭审中取代了那位脸红耳赤地站在一旁的翻译官——他肯定是既为自己的工作被人取代而尴尬，又为有人出面替自己解围而心怀感激。
庭审结束后，我向主审法官致意，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之后，我的顶头上司过来问我：“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我不便说自己是去旁听庭审，便支支吾吾编了个理由，对付过去了。我当时在机关里，说话很坦率、尖锐，好些人都不怎么喜欢我，但这位上司却欣赏我。其实，在他问我之前，那位主审法官已经打电话向他说明了我没有及时返回办公室的原因。他听后也没有戳穿我的谎言，只是笑着说：“不知道你搞什么鬼。明天有你说的那样的事，你还去吧！”
我在法庭越俎代庖，当起翻译，本来是偶然的所为。想不到过了几天，司法部就下发了一个文件，把我从三级文员的位置破格转岗为暂委翻译官！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