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和法官都看了一圈物证，最后轮到检察官手上，他皱起眉头停顿片刻，迅速作出反应，走到我的面前说：“高能先生，你说你没有杀人，而是走进凶案现场，发现了这张字条，为了看清字条上的字，而拿起了压着字条的刀子？”
第一次与检察官对话，我紧张地只说了一个字：“Yes。”
这也是律师关照的，与检察官说话越短越好，免得被他捉到漏洞。
“你认为这是一场针对你的阴谋？”
“Yes。”
检察官的表情异常严肃，我已看到他心里的话——“这个小子不好对付！”
“请问你在拿起刀子之前，有没有看到刀刃上的血迹？”
“有，看到了红色的污迹。”
“既然已看到了血迹，为什么还要拿起来？”
面对他犀利的目光，我说了早已准备好的话，其实也并非谎言：“当时我没认为是血迹，因为刀子是放在餐桌上的，我以为是西瓜汁或番茄汁，根本不会想到有杀人案。”
“好，回答得很合理。你说为了看清字条上的字，所以把压住字条的刀挪开，却为什么还一直握着刀子？”
“我刚拿起刀子，就看清了字条上的‘DAY DREAM’——当时把我吓住了，紧张得双拳握紧，就再也没有把刀子放下来。”
检察官耸了耸肩膀：“提请陪审团注意，按常理来说有些奇怪，就这两个英语单词，能让被告紧张成这样吗？”
“我……”赶紧让自己镇定下来，“因为这两个字，让我感觉这是一个陷阱，但又不知道具体什么危险，一刹那就很紧张。”
“陷阱？两个字就代表陷阱了？这个世界岂不是到处都是陷阱？”
“是，这个世界上，确实到处都是陷阱。”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说跑题了，低下头说：“对不起！”
他盯着我的眼睛摇摇头：“看来你是一位悲观主义者。”
“Yes。”
“再次提请陪审团注意，当你看到写有‘DAY DREAM’的字条，就会拿起一把沾着血迹的刀子到处乱跑吗？”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尽管确实不合常理，但又无法描述案发时的心情。从接到冒充高能去美国的任务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睡过一天安稳觉，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就在那晚走进公寓楼时，无数种情绪交织在心中，既有将要见到高思国的兴奋，又有谎言与面具被戳穿的担心，更有对黑暗中不为人知的危险的恐惧。当看到刀子底下“DAY DREAM”这八个英文字母，“白日做梦”的声音在耳边响彻，刹那间所有幻想都破灭了，彻底坠入黑暗深渊。当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没有意识到凶器握在手中，直到浑身是血冲出房间。策划这桩凶杀案的人，肯定深入剖析过我的心理，抓住我性格上的弱点，判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电脑般的精确计算，无论时间、地点还有一切细节，都是一张捕捉我的阴谋大网。
看着我不再回答，检察官眼里露出一丝满意。他举起透明的物证袋，朗声对陪审团说：“我不怀疑这张写有‘DAY DREAM’的字条的真实性，也不怀疑警方报告这张纸上沾有死者的血迹的事实。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DAY DREAM’究竟是谁所写？而根据被告的陈述，这行字使他坠入一个精心编织的陷阱，拿起刀子被警察误认为是凶手。所以，查出是谁写了这行字，对于证明被告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建议法庭对这行字做笔迹鉴定！”
法官点了点头说：“好，不过检察官先生，这张字条要和谁的笔迹作对比呢？”
“死者！”
陪审团一阵小小的骚动，我也摇摇头说：“不，怎么可能是常青写的呢？”
法官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没有法官允许，被告不得擅自说话！”
我哑口无言地缩了回去，但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杀人凶手写给我看的，只有找到真凶才能鉴定笔迹。
“同意检察官的请求。”法官回头对书记员说，“准备鉴定这张字条与死者常青的笔迹。”
在法官的示意之下，检察官继续对我询问：“请问被告，你说有一位自称天空集团吴秘书的华人男子，从机场接你来到案发现场？”
“Yes。”
“但根据警方现场的勘察，并未发现所谓吴秘书的任何踪迹，这是否是你杜撰或想象出来的呢？”
没想到会有这种问题！当我不知所措之际，萨顿律师站起来说：“反对！这纯属控方的想象。”
“反对有效！”
法官托着下巴厉声道，大概他也是把这场官司，当做一台难得上演的好戏。
狡猾的检察官见好就收，微笑着说：“法官先生，我的问题问完了。”
“现在，辩护律师可以询问被告了。”
萨顿律师看了看我的眼睛，摇摇头：“我没有问题了。”
根据我们事先的战略，律师会让我尽量少说话，先适应美国法庭的气氛。
法官揉揉眼睛，疲惫不堪地说：“中午了，今天到此休庭，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下次开庭时间？
这一等就是几十天。
我仍然每天在看守所坐井观天，而高墙外的美国已发生剧变。
白宫有了新主人，第一次有个黑皮肤的中年人，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就连看守所里的犯人们，每天也看电视关心选情，他们分成两派支持麦凯恩与奥巴马。不过囚犯大多是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等少数族裔，奥巴马在这里明显占了上风。11月5日大选结果揭晓，看守所还增加了许多警力维持秩序，以免两派囚犯大打出手。
至于我这个中国公民，既无权投票也不是很关心。就连关系我性命的案情，似乎也不放在心上了。每周一次“接见”莫妮卡与萨顿律师，而每次分析案情，律师都强烈要求我说出所有秘密。但我要么装傻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干脆就说：“对不起，我不能说。”
我悄悄地瞥一眼莫妮卡，而她苦笑一声，显然对一些家族秘密，她也是守口如瓶。这搞得萨顿律师很抓狂，他知道我一定隐瞒了许多，而这些关键性内容，要么可以为我洗脱清白，要么就直接送我上电椅。
不过，严格意义上我在法庭上说的都是谎言——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高能！杀人嫌疑犯却是我，可能背负罪名上电椅的人也是我。
反正早已经死过一次，用高能的名字再死一次又何妨？律师说形势不容乐观，检察官继续搜寻对我不利的证据。但是，无论那张‘DAY DREAM’字条鉴定结果如何，这场官司肯定会旷日持久下去，我也得继续被关在阿尔斯兰州，这片古老而悲惨的土地。
这里本是印第安人的家园，生活着一群桀骜不驯的游牧民。因为很像古代亚洲的突厥人，被以突厥语“阿尔斯兰”命名，意为狮子。十九世纪中叶，随着美国人逐渐掠夺北美中部土地，许多印第安部落遭到驱逐与屠杀。阿尔斯兰人不愿屈服，拒绝承认美国主权，为保卫土地不惜一战。1876年，一支美军袭击了印第安部落，屠杀了一万名印第安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十年后阿尔斯兰州建立，最早的移民是德国来的路德教徒，故而将首府命名为马丁·路德市。
感谢莫妮卡为我疏通关节，每周都能与远在中国的妈妈通电话，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分钟。妈妈去美国领事馆排了许多次队，可以想象她的决心与毅力，仅仅为了来见我一面。我也想过请莫妮卡帮忙，就像常青为我办理签证材料那样。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何必让她见到我现在的样子，难道让她来看着我上电椅吗？
呸！呸！呸！
苏醒以后已经够倒霉了，为什么总想这些晦气的话？好像明天就要宣判似的——不，明天不会真的宣判吧？
半分钟前，所长通知我明天第二次开庭。
阿尔斯兰州下了第一场雪。
漫天风雪从遥远的北极出发，穿越辽阔的北美大陆，沿着落基山脉席卷而过，海拔数千米的马丁？路德市首当其冲。到处是积雪的世界，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影，许多商店已提前歇业。不断有雪粒打到防弹玻璃上，化为一摊热泪般的雪水，模糊我空白的视线。
高能涉嫌故意谋杀常青案第二次开庭审理。
第二次走上法庭，我比上次镇定了许多，坐在被告席对着陪审团。还是那十二个男男女女，最老的起码有七十岁，最小的恐怕才大学毕业。但他们看我的目光，变得更加古怪与可怕。有个女的刚看到我的眼睛，便吓得转过脸去不敢再看，俨然已把我当成杀人狂魔。还有个中年陪审员，目光怀疑地盯着我。他的心里在说——
“这个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杀人？上次的证据已很充分，可他却说是一场阴谋，难道真有这种离奇的事情？不，我不相信，这种电影里才有的故事，会在阿尔斯兰州的法庭上演！”
愚蠢的陪审团，我恨不得大声喊道：“生活才是最精彩的电影！”
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早已就座，包括旁听席的莫妮卡——她穿了一件黑色大衣，混血脸庞依然艳丽，却有些憔悴，她在为我的案情担心？还是天空集团遭遇了更大危机？在肃穆的法庭之上，心底一阵颤动，努力压抑欲望，却很想冲上去抱紧她，亲吻她温暖的嘴唇。
该死！真想抽自己两个耳光！怎么到了这种时候这种地方，还在想入非非？
法官宣布继续上次的庭审程序，由控辩双方各自请出证据和证人。
先是检察官出场说话，举起透明的物证袋说：“尊敬的法官与陪审团成员们，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法官先生同意对这件重要证据进行笔记鉴定，也就是在凶案现场发现的写有‘DAY DREAM’的字条。经过联邦调查局笔迹专家鉴定，与常青生前留下的大量手写英文字迹比较，这张字条上的字迹，已确定为常青本人所写！”
说完陪审团和旁听席一阵惊讶的交头接耳，法官喊道：“肃静！”
检察官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了鉴定结果，并交送法院存档。
萨顿律师在验看过鉴定报告后说：“对不起，提请陪审团注意，虽然这张字条确系常青所写，但并不能证明什么，更无法证明我的当事人是凶手。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死者用来警告另一个人的，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然而，狡诈的凶手利用了这张字条，引诱我的当事人拿起凶器，以制造他杀人的假象。”
检察官微笑着点头：“没错，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萨顿先生的推论并不违逻辑。不过，检方还对被告证词做了更深入调查，比如被告说的接他去案发现场的人——从未被警方证实存在过的吴秘书。根据检方在天空集团美国总部的调查，整个天空集团的美国雇员中，仅有两位吴姓的华人，一位是年轻的女士。还有一位是中年男性，不过案发当晚，他正好在欧洲度假，显然不可能是被告所说的那个人。”
他说完后走到我的面前，直接进入询问阶段，目光里隐含蔑视道：“高能先生，你确认真的有人接你到案发现场吗？”
“那个人冒充天空集团大老板的秘书，骗取我的信任，带我去那个荒郊野外的地方。”
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萨顿律师，他皱起双眉摇摇头，示意我不要尝试为自己辩护，也不要做过多推断，只要说出事实就可以了。
“因为你是天空集团董事长的侄子？你已事先和他联系好，会在阿尔斯兰州马丁？路德市见面？”
“是，不——是常青帮我联系的，我没有直接同我的叔叔联系过。”
“死者帮你联系的？可是，像天空集团董事长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死者又是怎样联系上他？让他来到阿尔斯兰州的呢？”
陪审团听着频频点头，因为本州实在太过偏僻，就连奥巴马竞选总统都没来过。
“常青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电话？他和你通的这个电话，是在什么时候？”
“在案发之前几个小时，我即将从洛杉矶起飞的时候。”
“很好，高能先生，你已承认在案发前夕与死者通过电话。”然后他又面对着陪审团说，“根据警方调查，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最后一个电话正是打给本案被告的。”
这才追悔莫及，竟轻而易举地被检察官套出了话！再看萨顿律师的脸色已变得铁青。
“不过，高能先生有一点没说错，就是关于天空集团董事长的名字。”检察官又向陪审团和法官出示一份文件，“根据联邦调查局协助，大名鼎鼎的天空集团，确实有一位华裔董事长，中文名字也确实叫高思国，但他从未在媒体上露面，故而不为大众所知。”
我终于松了口气：“我没骗你们吧。”
“但这并不能说明你没有说谎。”
当然，我也可以说那晚要见的人原本是贝拉克？奥巴马。
检察官继续咄咄逼人道：“高能先生，在我们向天空集团董事长高思国本人证实之前，你如何证明自己是他的侄子呢？”
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像颗手雷，刚被我接到便爆炸了。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仅凭护照上的一个“高”字？
如果不是那封藏在大衣里的信，高能和我都不会知道，还有这么一位亿万富豪的叔叔！难道要萨顿律师到中国去给我办理公证？就算他紧急飞去也没用，在高能家的户籍资料上，怎么会有高思国的名字呢？至于高能的祖父高过，恐怕也很难查到他的记录。而我唯一能举出的证据——那封“祖父”留下的信，却已被我烧成灰烬，送给天国里的父亲了。
沉默了几分钟后，我怔怔地回答道：“只有高思国先生本人才能证明，如果他愿意为我证明的话。”
说完我把目光投向旁听席，那双丝绸之路上的眼睛，莫妮卡没有任何表情，唯独这件事她并不能做主。
“高能先生，这个问题可不该问我——我想萨顿律师会为你想办法的。”
检察官调侃道，这是辩护律师的责任，控方可不会为被告找证据。
他毫不留情地继续问道：“高能先生，关于你和死者的关系，你说常青是你父亲的好友，能否说得再详细一些？比如你第一次见到常青是什么时候？”
又是一颗拉开引信的手雷！
我无奈地接过来说：“我……我……是在父亲死后才见到常青的！”
“哦，对不起，请问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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