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狼商道 (原创)- 第16部分

　　七妹比我小五岁，又是女孩子，但在大哥分家、姐姐们出嫁以后，分担父母的担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洪正举、洪菊英、洪桂兰”三张奖状总是一起带回家，全安小学的第一支笔蔡老师写我们几姊妹的奖状至少写了五年五次。七妹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当了我这个哥哥的铺路石。

　　试想，我不为这些亲人发愤图强，对得起谁呀？

　　的确，我和历史上所有因落魄躬耕的文化人一样：手叉水，脚叉泥，披蓑戴笠，日晒雨淋，但“不坠青云之志”，时常苏东坡般“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白天地里流大汗，晚上挑灯读青史——常常沉浸在无尽的思索中。

　　为什么单干；甚至做“包工”比做“点工”，农民多干活，地里多打粮，连我们小孩都知道，那么多领导，那么多专家却不明白呢？

　　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面包师、理发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他人和为社会做贡献，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是，即使他们各自的目的是赚钱，最后的结果确是方便了他人，促进了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错了吗？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当这个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对人类历史有推动作用时，这就是善、是功、是德！而当这种行为对历史发展有阻碍作用时，这就是恶、是过、是罪。

　　马克思错了吗？

　　为什么人人都想跳出“农门”；为什么城市只属于城里人，这个叫“二元”社会结构的东西是古已有之，还是某种理念、某个政策或者某些人促成的呢？

　　胆大个体一夜“暴富”，价格双轨“倒爷”大发“横财”，企业“经营承包”部分厂长经理顺利实现财富转移。似乎满眼都是“原罪”，那么，“原罪”有功还是有罪呢？

　　弘扬传统文化会阻碍西方先进思想吗，那么，长城是炸还是修呢？

　　海南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能搞下去吗？如果搞下去，国家会不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呢？因为亚当斯密说过：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制、契约化、责任自负啊？

　　文化产业“允许无益无害”，这是内江市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从深圳考察回来后告诉我的；那么，思想底线和道德底线又在那里呢？

　　我们时代有最强音吗，如果有，是“红太阳”吗？因为1980年代末新版“红太阳”很流行，并且常常见到中央电视台“红太阳”专场演出、全场直播。

　　为什么老百姓不记恨当年被捆手脚而感恩现在松绑呢，如果说松绑人是邓小平，那捆绑者又是谁呢？

　　我们这个时代有领袖吗，如果有，是邓小平吗？但为什么会议室挂的伟人像只有“马恩列斯毛”？

　　种了半年地，也沉下来思考了半年的问题。我很清楚，这些问题也许当时中国顶尖学者也无法回答，反正我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区乡干部是麻麻咋咋的，放在一个小小山村，给谁诉说。

　　我必须走出去。

　　好在自学考试再考及格一科就拿文凭了，也算大专肄业吧。听说海南搞的是市场经济，私人请人不要城镇待业户口，有的甚至不要文凭。

　　1988年6月9日，又是个半夜子时，年迈父亲把家里损吃俭用积攒的100元钱送到我的手里，母亲与往常我出远门一样，再三叮咛“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为咱爸妈，为咱家，为咱总也苦不完的农民兄弟，我要再闯海角天涯！

　　可能有人认为：这人多低贱，人家“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愿为两斗米折腰”，似乎还很得意。

　　是的，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怎么值钱，何况我这类莫法评职称的“闲散科技人员”。就是跟不上市场，转不过观念，羞于谈钱的大学教授也不怎么值钱嘛。

　　毫不讳言，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已经从自然经济文明迈向商品经济文明时代。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思变革的观念向“变化中求发展”的多变观念转变。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观念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开放经济与开放社会观念转变。

　　“官本位”观念向“个人价值通过社会多元实现”的平等观念转变。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观念向“效率优先，贡献优先，先进优先”的观念转变。

　　“名正言顺”的人治观念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转变。

　　“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观念向“对社会贡献大小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人的社会化”观念转变。

　　“人身依附”观念向自我独立、自我意识、自我负责的“人的解放与发展”观念转变。

　　总之，中华民族正由“生存模式”向“发展模式”大转变。

　　从《周易》阐释的“简化”和“变化”，和马克思关于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理论，都向我们昭示：我们必须做好“变”的文章。

　　1980年代，尽管我的生存条件只有“两斗米”，但我依然在“变”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找到了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长期享受不平等待遇的症结——“二元社会”。

　　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后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我国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建国后，国家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给农民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今天，城里骂人喜欢骂“你龟儿农民！”，表现出极端的丑化和蔑视。

　　咱们进城务工农民，即便做到我这样的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也只能叫“农民工”，也只能“愿为两斗米折腰”——实际上只要老子有饭吃，那个龟儿才愿为你那低人一等的“两斗米”折腰。此等现象与著名作家周克芹非得拿到“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别无二致。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进程。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剥夺了咱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

　　建国后长期“伤农补工”，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大量吸取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来满足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原始积累。据统计，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就连我们生产队的红苕都晒干交公粮了——荒唐之极！

　　还有总也养不肥的各式各样“半截鞋”无休无止的搜刮。用与我同僚的地方干部的说法：“干竹竿都给老子把油熬出来”——超生个娃娃祖辈的钱都可能变为“民兵费”，打盘麻将“分分钱都给你搜出来”——那些龟儿子的干得出来——那个教的就不知道了——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不如当农民工。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限制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权利吗？做“鸡生意”都要抓。197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门口看到对面山坳下来了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听说是来抓做鸡生意的，我吓得打抖。

　　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农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权利的缺失。这种权利的缺失使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化。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定限制和剥夺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既不能在党政机关求职，也不能在国有企业工作，大量在非国有企业谋职的进城农民却连工人的身份都没有得到，更不用说基本的劳动保障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则明显属于少数城市市民的特权制度。这一系列二元性的城乡有别的政策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这种人为造成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系列的政治政策经济导向培养的是数不清的“愿为两斗米折腰”——看不见，但实际存在的“饥饿和愤怒的双眼”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后来，我在凉山州金阳县撰写的“扶贫攻坚与‘257119’”是啥子概念——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250元——急死官员、气死知识分子——基尼系数算都无法算——直到2007年金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只有2150元——为金阳城镇人均收入的1/4…1/5，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1/2，全国城镇人均收入1/6…1/7。

　　这样荒唐的“制度”在相当时期还有人为它唱赞歌，这样万恶的“规矩”居然保持了几十年——莫名其“土地堂”！　。。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五）
读书当为天下谋

　　——农村有志青年报国“撞门”

　　为了找工作，为了把工作干稳当，我们这代农民子弟必须苦学。但仅仅为混口饭吃，为做个官吏，即为“稻梁”，对得起自己的苦学吗，对得起同样生活艰难，精神郁闷，看不到前途而寄希望于来生的父老乡亲吗？

　　显然读书的目的除了自己的饭碗还有一腔报国热血。想想那些无所作为的庸官，想想那些蚕食公共资源的贪官，再比照狄仁杰、包公、海瑞，还有诸葛亮，你不觉得“肉食者鄙”，需要新一代明白人担当大任吗？

　　河南开封包拯祠内有一幅包拯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

　　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

　　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

　　勿贻来者羞”。

　　这首诗后来谱曲成了电视剧《包公》的主题歌。因为钟爱所以经常边唱边写，数百民众跪送“青天”的情景总是挥之不去。

　　还有电视剧《纪委书记》主题曲《淘尽人间是与非》：

　　一腔滚烫的血，两行酸楚的泪。

　　浸透世上情和爱，淘尽人间是与非。

　　天地悠悠，冬去春又归。

　　人世匆匆，有去没有回。

　　鞠躬尽瘁写春秋，

　　无愧也无悔，无愧也无悔。

　　数过多少年，轮回多少辈。

　　月亮累了天就亮，太阳累了天就黑。

　　沧海桑田，造就无数风流。

　　潮涨潮落，沉浮多少权贵。

　　谁说英雄都是梦，

　　正气千古垂，正气千古垂。

　　时间久了，我常附会为“一腔报国血，两行酸楚泪”，不失时机的表达报国无门之无赖心境——月亮已累了，苍天可曾亮？潮起又潮落，正气何时回？

　　尽管我们时代已经出现民主、自由、平等、科学、法制、和谐的政治局面；但我深知，中国太大，发展总难平衡，多元文化背景将长期存在，类似“一根筋”的知识分子还将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老百姓仍然期盼多一些“包公”，多一些“孔明”。

　　我像一位不在编的“守夜人”，眼睛睁得大大的，冷静的谛视着万象人生。

　　毛主席说：“解决土地就赢得农民”

　　对1970年代半工半读，吃着“大锅饭”走过来的新聘公社干部来说，“改革”就像是给咱家发“救济”——如大旱之望云霓。

　　比我们再老一辈的人知道，共产党红军打下一城一镇开地主老财的仓，放地主老财的粮咱农民是啥子感受；三年困难时期，“犯人”李铜钟开共产党的仓，放共产党的粮咱逃荒农民是什么感受——今天，邓小平主持“分田单干”咱们农民又是什么感受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深知农民需要什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可后来他老人家又把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统筹安排，像搞大工业一样，希望发挥规模效应。我作为这个“规模效益”的参与者，十一二岁就感到这是“空了吹”——泰勒那么厉害，能把工人操作的动作都作出规范的所谓工程师式的生产管理者，也没能把“规模化生产”扯伸展，何况我们刚学习军队式大生产管理。为此，我们这些大社员、小社员不知道开了多少“研讨会”，翻烂了多少“劳动定额”，最后翻出个“饥肠辘辘”。

　　如今“改革”要把过去收归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民，叫“包产”也好，“包干”也好，“单干”也好，总之，这一亩三分地归我支配了——至于是否作为“私产”卖给美国人，所有的农民做梦都不会这样做。

　　后来，上边说三十年不变，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还提出“100年不变”——就像英帝国宪法规定自由资本主义长期不变一样，自己认定好的东西就不要轻易摇摆——要不然，老百姓不知道跟“张大帅”，还是“王大帅”。

　　一句话，收我的地没有什么理由，放给我也不要什么理由，你以后还想收回去，也不需要理由——家你在当——对咱农民来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咱们听政府的——即便你是满清政府、军阀政府，也不见几个农民直接给政府对抗。

　　1980年9月，内江县史家区组织我们各公社的经营管理干部到龚家公社六大队搞分田试点，带队的是区领导门淮先，我们叫他门老师。

　　在与大队党支部袁书记等大小队干部及社员代表多次讨论商量后，我们决定：

　　一、“先划土”——理由是“田”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基础保留，万一联产承包责任制搞错了，社会主义的根基不会动摇——好像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