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扶贫、金阳教育、金阳交通、金阳矿产、金阳水土保持以及已经获得原产地保护的金阳青花椒、金江白魔芋进行了典型、生动、具体的宣传报道。
在凉山州和金阳县组织的若干新闻、书法、文学创作比赛中，多次获得一等奖。
至今“金阳的风，像女人的吻；金阳的太阳，像女人的目光；金阳是属于女人的。”仍在个别老美女中流传。
金阳县要总结、要宣传、要梳理的东西很多，水土流失流走了多少父兄的脂膏，道路阻隔烂掉了多少乡亲的血汗，信息闭塞影响了多少子弟的前程，思想保守又失去了多少大好的发展良机。
啊！我的金阳，我的第二故乡！
金阳需要我，有很多事需要我们这些有文化、有胆识、有爱心、有一腔热血，至今还比较“臭”的知识分子去做。
但，就是留不住人。就连我这种出自一样的贫困乡村，为跳“农门”连续十年又是挣“党票”又是挣文凭，为报答龙县长知遇之恩“言必称我们金阳”，同时，一旦辞职离开便可能再次打回红苕沟沟（按人才引进政策，未满15年户口退回原籍）的人，似乎也留不住。
当初因为内江的用人制度不利于“农民大学生”解决工作问题，为当上正式国家干部，解决“农转非”，端上“铁饭碗”，从而“逼上凉山”；今天离开凉山，当然不是“逼下凉山”，但会不会“非转农”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打破“官本位”何枝可依？
第五章 小顾问做大文章
“二十年”两条路——有得有失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是孰非两个阵营不知道争了多少年，斗了多少年。
按理因为户口在中国农村，并且从来没有出过国门，我该帮中国的当家人说话——社会主义无比优越，资本主义腐朽没落。
这样说，考试背书也许可以得较高的分，甚至满分。但当我把1980…2000年在党政机关工作和在私营企业工作情况如实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学生式的回答太简单了，简单得有些可怕。
毫无疑问，我写这本书是想代老百姓说话，客观上也是替当今中国的当家人及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因此，这二十年必须非常慎重的总结。
我们先看一个对照表：
党政机关和私营企业工作情况自我对照表
序号 项目 党政机关 私营企业 备注
1 时间 10年（1980…1990） 10年（1990…2000）
2 年龄 19…29岁 29…39岁
3 文化 高中到专科之间 专科到专家之间
4 地域 内江、凉山 海南、成都、上海
5 薪资水平 属机关中下等，社会中等，处于人生成长期，工作不稳定 属企业中上等、社会上等，处于人生成熟期，工作不稳定
6 财富积累 欠账200元，单位住房，单位公车 一套房、一部经济车。
7 地位 招聘干部、正式干部 白领、专家
8 荣誉 少 少
9 影响力 县乡一级，比较实，可协调私家小事 省市一级，非常虚，人走茶凉
10 成长性 提干难，有机会；发财难，没机会 能上能下，不可靠；发财难，机会小
11 辛苦程度 比较轻松 非常辛苦
12 心理压力 一般 非常大
13 自由度 一般 不自由
14 公费学习 有 无
15 相互学习 多 少
16 财务心态 拮据节俭（欠账） 相对宽裕（有积累了）
17 消费水平 中下等（欠账） 中等（有积累了）
18 知识积累 有一定积累，比同龄同事强 丰富积累，比同龄领导干部高出一筹
19 比较价值 比同龄一般机关干部状况差，比同龄企业职工好，有前途。 与同龄一般机关干部相当，与同龄机关领导干部差得悬远，没有前景。
20 自我评价 前期命途多舛，但后期机会临门。不该辞公职。 聪明人说我亏大了，迂腐者说我有得有失。
从表上可以看出：当你为了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生追求去工作，去打拼，不管在党政机关，还是在私营企业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然，私营企业会发挥得更好一些，但短暂；党政机关发挥有限，但持久。
所以理想主义者不妨到私营企业“操一把”，但建议不要辞职。
就个人命运而言，应该留在党政机关等待时机，正常情况下，获得一官半职，晚年无忧。而追求所谓人生理想客观上使自己走上了终生受累的不归路。
所以现实主义者建议不要离开机关冒然到私营企业打工。
当然，不管是党政机关，还是私营企业都有一个怎么对待干部的问题：
一、党政机关解决好自由平等竞争问题，解决不好，还会有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追求“政治理想”；就像当年上海知识分子冲破重重关卡、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追求他们的理想一样。
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和“一根筋”知识分子都把人生理想当成自己的心灵归宿，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去尝试，去追求，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我为追求理想无非丢掉了可能有的官位，可能有的前途，可能有的衣食无忧，但毕竟离丢掉生命还远得很。所以，我对我的理想追求是比较满意的，人生几十年能为理想活一回——足矣！
就收入、前程而言，连我这样的人也在后悔离开党政机关，可想而知，“官”是有人当的，“官”们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未必是最优秀的人。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自由平等竞争”，所谓“官场”积弊太久、太多，有人说已经形成“酱缸文化”，加之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好的“大锅饭”问题，“责任自负”问题。最近几年有好转，特别是“三聚氰胺”的处理盯上人头了，令人欣喜。
1980年代我遇到两个党的领导干部说“与他无关”，后来若干年也没见当“官”会整来“笼”起。当成“新闻”宣传的也见得不多。比如大兴安岭火灾把一个林业部部长搞“下课”，还有“非典”卫生部部长脱不了手，算是老大“冒火”了。但需要冒火才会追究责任，难免让“官”们心存侥幸，所以没什么震慑力。
如果有一天能把“规矩”立起来，并人盯人、组织盯组织那样动起来，恐怕当官的“几爷子”就虚火了。
我知道，现在的当家人脑袋里框框比较多，稍不注意可能碰线，而碰线解释起来相当复杂。仅“各人管好各人的人，各人看好各人的门”这个“规矩”，扯伸展的时候都很少。
1980年代以来我不知给多少领导说：问题出在“集体负责”。
领导说：“集体负责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那里可能修改呢？”
我说：“集体负责也可以细化嘛。比如常委负责制，再比如几大班子、职能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非全局问题、重大问题各干各的，那个触电那个伤亡，要你那个集体负什么责。你把大事小事都拽在自己手里，说是集体负责，还不如说你想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负责完呢？”
领导说：“那怎么办？老大嘛，他想把事情全部拽到自己手里，你有什么办法，人家可以各个击破，最后还不是人家个人说了算。你跑了那么多地方，你看到那个二把手、三把手负过什么责，反正没有多大权力，也不会轻易承担责任。”
“说了半天还是老大的问题噻，那不追究老大追那个。”我说。
“你看到几个老大被追了嘛？他可以开会找冤大头啊”领导说。
总之，这个问题极其难整，要不，现在都“科学发展观”了，还没有怎么扯伸展。
所以，我的看法是：“酱缸”不清除，“大锅饭”不打破，“责任落不到人头上”，“机关”这个东西迟早都会变成狄更斯笔下的蚂蟥——繁文缛节局。其对有志者的身体和精神的影响，对百姓的伤害都将是是巨大的。
漫说机关干部跑出去打工，过激的还会学到起“古贤”隐居山林，甚至“啸聚山林”都有可能。
但愿党政机关自身治理及用人机制研究者、执行者、决策者引以为鉴。
二、私营企业必须解决个人利益与个人贡献挂钩的问题，即“共享经济”的问题。不要天真的以为“老子的钱是用老子的钱找回来的，老子想分点给你就分，不想分，你跟老子眼睛‘绿’嘛”。如果继续以这种姿态办企业，私营企业也将成为某些国有企业——亏一片，死一片。你不要认为你比人家县长、市长能干——某些国有企业搞不好，岂止仅仅是机制问题，俄罗斯用“休克疗法”解决了“归谁所有”的问题，那些年不一样扯不伸展吗？想得这么简单。
还有，私营老板千万不能像延安时期极左们给冒死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扣“帽子”一样，人家一盆火抱起来还要收拾人家。否则，你和延安整风时期的“左先生”有什么区别。你再吹嘘你那一套管理怎么先进——哄鬼呕！
因此，只要处理好以上两点，党政机关和私营企业都不愁追随者，否则，你就是中央国家机关，抑或是世界500强企业也休想优秀人才真心相投。
当然，你不怕麻烦，也可以像换“镰刀把”那样换，人才市场偶尔也会浮出一些“休克鱼”，私营老板你去拽噻。
大学生那么多人想进机关吃“安胎”，党政机关你慢慢的培养噻；当然，这下可要注意，不要又帮人家私营老板白培养哈。
据说很多年前特区老百姓就已经从“官本位”中摆脱出来，甚至有人教育孩子：不好好的工作，弄你去当“官”。虽是笑话，但说明人家实现自身价值的渠道就是多，无须走“官场”这个独木桥。果真如此，幸甚！
从离开政府机关追“希望”，离开“希望”到迪康，又回到“希望”。今天，当跨出希望集团房地产项目——锦官新城的那一瞬间。我似乎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这一进一出，看来是自我选择，实则是生存哲学。
“二元社会结构”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又是挣“党票”，又是挣“文凭”，通过十年拼搏，好不容易到金阳县当上了国家干部，吃上了“光干饭”——不满足，要追求市场经济——去希望集团打工。
又是一个十年，市场经济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呢？
肯定是建功立业，功建了吗，业立了吗？
除了迪康集团那张没有写个人名字，只写了企划部的嘉奖令和希望集团那300多篇见报的文章，谁也不会承认你为谁，建了什么功，立了什么业。
私营企业走马灯一样的换人，回某个所谓的原单位看看，能有几人认识你，再到他们的档案室翻翻，看有没有你的蛛丝马迹。老板也许还记得你，但你应该清楚，几万人的企业，就算三年换一轮，该多少员工，不信你到稍微档次高一点的茶馆一吹，说你在希望集团干过，马上就可能有人问你，你认识某某某吗？他是我朋友，也曾经在里面上个班。这跟电视上见过中央领导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也许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毕竟跟老板曾经走得很近。
“离开私营企业不等于离开市场经济主战场，没有发财不等于没有收获”我是这样看的。
我要实现的是我青少年时期就已初步形成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刘永好、曾雁鸣他们成功了就等于我的理想实现了。只是年龄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难找，所以有些惆怅而已。
也好，正好尝试一下做“蜘蛛”，告别职业经理生涯，学着人家刘家兄弟从个体户干起，于是“洪顾问”工作室在衣冠庙那间76平方米的陋室里成立。
写到这里再来回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优越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现代世界看好资本主义在运作管理上的成功经验，中国也正在努力学习；但资本主义固有的东西也应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迅速调整。
否则，中国的“马克思”们、“高尔基”们，甚至巴尔扎克、果戈理们，仍然会像当年资本主义掘墓人一样，将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不思改革的，不思进取的，腐朽的，没落的“企业家”推向坟墓。
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社会发展总是螺旋形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新一代劳资矛盾会化解得更好一些。
中国卖月饼券的首创者
中国卖月饼券的首创者
——佳禾月饼中秋推广策划始末
1999年6月，我受聘任佳禾集团董事长顾问，负责主持佳禾月饼策划推广工作。这期间，我已经应聘到锦官新城负责营销策划，刘总裁还给我开玩笑，说：“不能又卖月饼又卖房子哦”。
策划小组在董事长孙云霞的指导下，经过一个月封闭式工作，制定出“佳禾月饼预期销售增值大行动”推广方案。
提出该方案得益于“###传销”，即“你既是消费者，又是经营者”，说白了就是把“打折商品”提前买来搁起，用的时候少花钱，“少花钱就等于多挣钱”。对月饼来说因为存在储存问题，所以就早早的买月饼券。
由于该方案既很好的解决了月饼生产周期长，销售周期短的矛盾，又抢占了市场先机。在全国月饼推广上尚无先例，受到华西、商报、蜀报等媒体争相报道。聚集大量人气，使’99中秋佳禾月饼销量较上年增长了100％。
月饼因为卖的时间太短，很难提前预测本年度能卖多少，因为生产计划难度很大，稍不注意，就可能出现中秋过后，大量未卖出的月饼“当柴烧”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吃这种亏的老板不少。但如果准备不够，又会丧失大好的商机。客观上，月饼厂家遇到一个互为悖论的问题。
提前卖月饼券或者集团销售合同，既可抢占和拓展市场，又是非常有效的市场需求把握，实现产销平衡，减少经营风险。
多年来，成都月饼一直走不出“中秋过后贱如烧饼”的怪圈，佳禾月饼“预期销售增值”营销模式则打破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