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没出来的时候，骑兵弓射就是最厉害的。这不是儒学吧？但我们治国要不要？现在不说弓箭了，我们说枪炮。造枪炮肯定要讲数学的。具体道理我不讲，其实是因为我也不太懂——台下大笑，鼓掌——但有一点是懂的，肯定要牵扯到数、算公式，没有数学的基础，枪炮造不出来。
讲台下的稷下学者席位里，叶杼微微笑起来，眼神明亮璀璨。
再讲物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地”是一个球。既然是球，那站在“下面”的人怎么不掉不去呢？物理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地心有引力，叫重力，所以人是脚踏实地行走在地上，不会飘到空中。这个学问不是儒学。阴阳学以前格天地是讲“天圆地方”，这是讲日月天体都是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而大地却静悄悄地在那里承载着我们，这里面有深刻的思想道理——从这个方面讲，“天圆地方”是对的；但从认识世界的形状来讲，现在已经证明“天圆地方”是错的。天是不是圆的我们不知道，宇宙太大了，现在我们还格不出来——台下笑——但地是圆的，还是个圆球，不是平面的圆。阴阳学和儒学都没格出这个来。——台下大笑，鼓掌。
所以，有利于我们认识宇宙认识世界的学问有很多，不一定都是儒学。
我们儒学要想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更好地用这些认识来拓宽我们的眼界，并用之于为人处事，用之于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所以中庸精神用在治学上，是要“宽”。
“宽”什么呢？不仅仅是“宽”格物类的学科，还要“宽”思想类的学科，比如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等，诸子百家的学问。
比如我们儒家批评墨家的“兼爱”，因为不讲亲亲，把不相干的人与父母等同的爱，这怎么能行呢？但是兼爱也有道理呀，比如我们大宋的共济会，大周的兼善会，就是讲兼爱，这里不能讲亲亲，会里的财物你不能拿去济家人啊，这要要根据紧急困难的程度，来进行周济，不能讲亲疏关系。所以人们才颂扬共济会和兼善会无私，一讲亲亲，那就有私了。
所以，我们儒家不能以一家的学问治天下，要讲个包容，要讲个主辅。比如我们用刑法，就是借鉴了法家的一些有益的思想；比如国家用兵，那是讲兵家的谋略；比如农耕种植，那要用到农学；比如医家治病，要用到阴阳五行学，等等。我们儒学不能、也无法包揽一切。
所以要容纳其他的思想，一起用于百姓日用，治理国家和天下，这就是中庸的“道并行”。
用在儒学自身的发展上，也要讲“宽”。
大海纳进江河的同时，自己也壮大了。儒学要进步，就要容纳吸收其他的学问。比如关学张横渠先生（张载）“为天地立命”那四句，其他儒学派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吸纳进自己的学派中，这没有什么损害啊，反而让自己学派的理论更加完善了。
比如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讲“上善若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我们儒家同样认为有道理，并拿来用之于治国，或者是诠释我们儒家的一些经义，这不仅仅是“道并行”，而且是吸纳利用了。
故曰，“宽”与“唯我”相斥。
我们做人不能唯我，要讲谦逊，要讲容人，做学问也是如此，治学思想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有宽的精神，才有稷下学宫，才有稷下论学，才有如今我等同处一殿，共论学问、辩真理。只要是对的道理，不管它是哪个人提出的，不管他是哪个学派的，不管他是大宋还是大周的，我们都接纳。因为学海无涯，学问无界。
掌声哗然。
名可秀抬手压下掌声，又讲，比如泰西的学术，如今很多书籍已用中文翻译刻版，我们可以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其中有利于格物学的，我们要吸纳；有利于儒学的，我们也要吸纳。不能因为他们是“外夷”的学问就轻贱了，这就不符合圣人讲的宽谦为人的品格和治学的品格了。我们的文明虽然是领先的文明，但是，其他文明也必然有她的璀璨和精华。
比如，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1至9的数字，就是来自于大食文明（是印度文明，阿拉伯人传播）。又比如，泰西的一位贤者叫亚里士多德，他与孔子同一时代，提出了“德就是中庸”的学说，尽管他只是讲德，远不如我们儒家中庸大道的内涵，但是也有借鉴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华夏之外也有大智慧的贤者，他们的一些思想和道理也值得我们借鉴。
大宋朝廷的鸿胪寺现在称外邦多称外国，不再称外夷，多称民族，不再称番、夷，这是一种胸襟，一种大国为政的宽谦胸襟，既是一种美德，也使大宋的目光不要高高向上，下巴抬高了就发现不了别人的美，看不到别国的精粹。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宽”，就是要给儒学确立一条海纳百川的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思想。
这也是她和谯定等人努力要打破的、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对儒学形成的“唯我”思想。
当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新旧两党的党争，实际上还和儒家学术道统之争紧密关联，新旧两党“党同伐异”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儒学独尊带来的对治学思想的不利影响——失去了儒家的“谦”和“宽”，变得霸道和排他。如果不纠正任其发展下去，就会使儒学成为封闭的学术，这与先秦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而封闭的思想在治国上也无法实现“致中和”，更不用谈平天下了。
春秋时期孔子的箭术高明，而且带着剑周游列国，他的弟子中也不乏剑术高明的；再看看靖康之前，大宋有几个儒生会射箭？又有哪个儒生是随身佩剑的？反而歧视武将，轻贱武者……汉代以来的儒家比起先秦的儒家，无论胸襟还是治学思想都变得狭隘了。
所以，名可秀要讲“宽”。
宽就是包容，宽就是“道并行”，宽就是博采众长。
但是，宽不是无边无际的，包容不是什么都吸收，好的坏的都用。
所以，要宽而辨。
☆、稷下盛会（十六）
“辨”是什么呢？
“辨”是明辨是与非；属于歪门邪道的；就要坚决摒弃。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适、中不中用——合适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适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
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儒家“仁”这个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认“物竞”法则的存在，承认它是一种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须用“仁”道来统驭它，用“中、庸”的方法来使用它，使它成为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地破坏人性，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
从这个方面来讲，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对交趾、对大理、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人多地狭，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新发现的阳洲，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认为，如果因为人口压力，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这的确是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走多了，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一旦国家出现困难，就寻求向外发展，以外力驱动，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而实际上没有解决。
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因为显效快啊，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厉害，就算练得体如金刚，没有内力，那也不是高手，还是外强中干。
名可秀认为，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比如讲农学，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农学、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长久来讲，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
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也就是内在的张力。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
但是，对于皇帝和政事堂来讲，必须要有人口压力这方面的认识，提前敲一敲警醒钟是有必要的。当然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卫希颜在朝下对皇帝讲的人口原因，普仁及圣却是真的，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么卫希颜为什么要在廷辩上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让大宋的儒家君臣们深刻认识外族觊觎入侵中国的根源，清楚这些“蛮夷”的本质，让君臣产生持续前进的外在压力，同时也让“物竞”这个法则有个极好登台机会亮相。
名可秀认为，既然是自然万物的法则，儒家就必须清醒认识它，并且正视它，然后才能驾驭它。
正所谓，道理不辩不明。通过从朝堂非战之争延伸到朝外稷下学会的王霸论辩，这种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砾，露出了纯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时也铭记深刻。
对卫希颜来讲，朝内朝外对她的弹劾非议并不损她什么。她的兵家名声早就传扬在外，兵家嘛，不好战怎么行，军中怎么保持旺盛的血气？所以卫希颜对于表现出好战、扩张是很乐意的。军人不是执政者，只是执行者，表现得再好战，只要执政的政事堂保持着“中庸”就行了。卫希颜对名可秀这环环紧扣的谋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论学的王霸之辩都是被她谋算在内的——最终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辩后再论中庸之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卫希颜唯有两个字评论：中的。
名可秀此时讲“辨”，着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道来举例，就是讲儒学对包容的学术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纳为儒家思想。
学子们还在深思。
这回学者们率先鼓起掌来。
这样的宽而辨，他们认同！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时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是讲生在如今的时代，却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这就是“反古之道”。违背了潮流前进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么行呢？小则灾及其身，放大，就是灾及其国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强调一个“简”字。
“简”就是要简员，简政，简办事流程。
而政令繁琐，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对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个令，明天又补充一项条款，后来又来一个附加……同样会让百姓繁琐，让底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百姓们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或者都要观望，等等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