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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旧唐书·卷二》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隋唐嘉话·卷上》
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相比，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更能比出文化的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愤学习，讨论到深更半夜，或者坐卧观览，可见李世民对于治学的严谨。这种政治家的学习，自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而且，他也总是能够从历史中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一句朱批，把那些曲意阿谀、玩弄文字游戏的下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足以见其开明洒脱：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李世民也的确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的作品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荡，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最精彩、最得意的作品——“贞观之治”。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因为读史颇多，深谙其中玄机。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其时呈现出一派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工夫，到了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斯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作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以一支朱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采。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在谦虚的背后，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豪迈与自得？还有诸如《伤辽东阵亡》《帝京篇》《过旧宅》等篇，也正对应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峥嵘岁月与济世安民的帝王胸襟。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帝王与大臣之间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李世民执政期间，竭力缩小这种等级森严的鸿沟，君臣之间，坦诚相见，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特别是将原来政治上的反对派也请了进来，恩礼优待，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半夜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徵，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并且多次建议早点对李世民采取措施，先发制人，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这十八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在后来的文事武事上，都成为他重要的助手。没有过人的胸襟，是撑不起二十三年的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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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李世民：帝王弄翰墨（2）
团结文化精英，施行清明政治，事实上也大大减少了后世人们对于他“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这些致命错误的口诛笔伐，更多的是托起了一个功大于过、有为有威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的诗中，有许多是大宴群臣、奖掖大臣或是怀思故臣时所作，如《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赐房玄龄》等，君臣之间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情状，跃然纸上。以善谏闻名的魏徵病逝之后，唐太宗不胜悲伤，作有一首《望送魏徵葬》，送葬的队伍愈行愈远，昔日不惜犯颜直谏的股肱耿直之臣逝去，心中百感交集，“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他在宫中翘首踮望，扼腕良臣之死，为之潸然泪下，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到了晚年，与李世民一起举事的大臣，包括他最初的政敌，也成为同朝君臣，最后大都安享晚年。而明太祖朱元璋一旦坐稳龙床，便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斩杀殆尽。两人胸襟，不可同日而语。
帝王也是个体的人，李世民更是个性情中人。他兴趣广泛，“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尤喜读书，手不释卷。闲暇之余，兴之所至，一座小山，一树烟柳，一把琵琶，他也会捉笔写来，丝毫不掩饰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的点滴得失之情。大殿之上，烛光摇曳，他便《咏烛》了：“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面对一丛残菊，他也随手拈来：“细叶凋轻翠，圆花飞碎黄。还持今岁色，复结后年芳。”再有，看到桃花盛开，见之心喜，便也随手赋诗：“向日分千笑，迎风共一香。”一场细雨，扫却灰尘，滋润庄禾，他抚掌大悦：“对此欣登岁，披襟弄五弦。”这哪里像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分明是一个性情豁达、把酒临风的文人墨客。
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不管水平如何，但是他一带头，一提倡，一鼓励，诗歌似乎立即又上升到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种巨大的轰动效应，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整个唐朝，无论兴衰成败，都弥漫着浓郁的人文风气，“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当时海内士，人人毕力称诗”。这种诗歌园地的繁盛景象，与李世民最初的赏识与推崇，乃至自创诗歌，是分不开的。
有一个细节，太宗驾崩之后，褚遂良为之起草《哀册文》，颂扬其生前功德。这篇文章大约费了很大的精力，此前多受太宗恩惠的褚先生也一定绞尽脑汁，加之心乱如麻，万千感慨，满腹心思，以至于下得朝来，“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很显然，一向谨慎的褚遂良，悲从心起，因为那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离世，显得方寸大乱了。
《全唐诗》的编者这样称赞唐太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到了开元天宝之世，唐初种下的种子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自古以来，贵为九五之尊、人中翘楚，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画，而且将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君王，屈指可数，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个。一个文化的唐朝、富庶的唐朝、诗歌的唐朝，已是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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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王勃：海内存知己（1）
王勃：海内存知己
公元676年秋，年轻的王勃乘坐一艘船，前往当时的交趾（今为越南境域），看望他的父亲。他和父亲已经许久不见，虽然同朝为官，然而父子却是天涯海角，相距千里。数年不见的父亲大人，不知须发又愁白了多少，王勃的内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愧疚。
南中国海，广阔而纯洁，在阳光的照射下，时而碧绿，倏忽深蓝，美不胜收。王勃坐在船头，心事如浪，随波起伏。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波也已渐渐平息，王勃的心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明净。船儿劈波斩浪，如一尾鱼，在大海的深处游弋，他从这暗藏激流的旋涡里，读到了跌宕和搏击；也从这汹涌澎湃的浩瀚里，读到了磅礴与激情。
这个聪明过人的年轻人不知道，一场暗流，正从海底悄悄升涌。危险，正在无声地逼近。
为了这次相见，王勃准备了最为得意的诗文，带在身边，他要让远在南国的父亲，阅读评判自己的作品。刚从秀色可餐、诗意如画的江南来，王勃还在船上发愤用功，写下了长长的华彩文章：
非登高可以赋者，唯采莲而已矣。况洞庭兮紫波，复潇湘兮绿水；或暑雨兮朝霁，乍凉风兮暮起。黛叶青跗，烟周五湖；红葩绛花，电铄千里……
荣华息，功名恻。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沾饰。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
——王勃《采莲赋》
唐朝的风吹来了。秋季的南海，还仿佛是秀丽的江南，温暖如春。在南国海风的吹拂之下，年轻的王勃文思泉涌，才华如展。在诗坛，“初唐四杰”向来被誉为开风气之先的勇士。名冠四杰之首的王勃，更是才气逼人，其诗文直如一股清新之风，扑面惊人，文采斐然。王勃的聪明是确凿无疑的，他在文章里所展露出的才华，也确如笔下的奇葩——恰似一朵红光艳丽的莲花，“才有用兮用有时”对他来说，并不显得夸张。
王勃家学渊源颇厚，祖父王通乃隋朝末年大儒（据说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在入相前都曾师从之），叔祖王绩也是声名遐迩的山水诗人。但与先人前辈相比，少年王勃似乎更显得天资聪颖：
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汉书〉指瑕》以敗涫А！ �
——《新唐书·卷二百零一》
九岁的孩子，不仅能读古书，而且能写得《〈汉书〉指瑕》这样的文章，直指当年硕儒颜师古关于注解中的错谬之处，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之举，因而被目为“神童”。十七岁时他便被授为朝散郎，沛王李贤听说王勃奇才，几次派人邀约，将他招入到府中来，聘为修撰，专门负责编书草文，甚得喜爱。
其时的唐朝，也恰如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举国上下，到处显现出经济富庶、民生安定的初步繁荣景象。没有了战争，几十年间，人们的生活更在平稳中不断前进。而且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复兴也同步并举。新兴的、激进的思想和意识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同，王勃便是这个时代潮流中的激进分子。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责任感，向当时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发出抗争，其诗文革故鼎新，称雄一时，以至于“每有一文，海内惊瞻”。自由的思想，清新的色调，明快的节奏，青春的朝气，正逐渐取代暮色和寒流：
抱琴开野室，携酒对情人。
林塘花月下，别似一家春。
——王勃《山扉夜坐》
唐朝的春天，文艺的春天，说来就来了。王勃和他的朋友们，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放声欢呼，纵情歌唱。在一次送别友人之时，王勃轻轻吟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来，含英咀华，传诵不衰。热烈、奔放的情感，对于年轻人来说，真正是大海里永动不息的波澜。
入王府后，王勃工作自是勤勉，编写的书籍文章也都得到赏识。有一天，沛王与英王斗鸡，看到两个王子斗得不亦乐乎，王勃一时兴起，作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沛王也正儿八经地派人下战书一样，将这篇文章送给了英王。文章写得很好，十分精妙，于是宫内争相抄录传阅。此事不知怎么被唐高宗知道了，文章摆到了龙案上，看看又是“血战功成”，又是“割以牛刀”，这些字眼，不禁使高宗联想起太宗时兄弟残杀、朝政喋血的情景，以为此文有挑拨皇子间的关系之嫌，龙颜大怒，下令将王勃逐出王府。而且是要求不得逗留，立即起程，以后也不能踏进王府半步。
其实，唐时斗鸡之风盛行。在此之前，一个叫杜淹的小官员，献了一首斗鸡诗，暗喻李世民平定海内的战功，结果很幸运的是，因这首诗得到了太宗赏识，“嘉叹数四，遽擢用之”，一直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参政议事等要职。后来的唐玄宗尤喜这行，斗鸡不辍。到明代的张岱，还有闲情，仿王勃的这篇檄文，成立斗鸡社，乐此不疲。
但一篇戏文，却真实地断送了大唐才子王勃的锦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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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王勃：海内存知己（2）
说到底，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是两回事。王勃生于诗书之家，文采上可能自得家传，加上用心颇专，才华是不必说的。可是，这样的家族背景，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文学上的才能与政治上的成熟不相匹配。不做官还好，一做官便立刻见相。同样关于斗鸡的文章，人家杜淹得到了提携重用，王勃却被斥出京城。优点，有时也是缺点。王勃将才华全部投放在文学上，成了他致命的软肋。王勃在文学上颇有建树，在政治上却是一个极不成熟的人，这注定了他后来的“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再后来，王勃在任虢州参军时，因为藏匿犯下死罪的官奴，又害怕事泄，遂将这个犯了死罪的家伙杀掉（王勃讲义气，但法制意识淡薄），而他平日又“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事发之后，按律当斩，巧的是朝廷大赦天下，免却死罪，但其父受到牵连，被贬至遥远的南国交趾县为令。
年轻的诗人，屡遭官场飞来横祸，又不善经营，从此义无反顾地步入江湖，此后朝廷虽多次征召，均称病辞谢。
父亲为了自己而远贬南国，王勃怎能不悲伤？南海之上，一颗年轻的心灵还在不停地自责。除了文章能让父亲欣慰，其余皆差强人意。能让父亲感到骄傲的，也只有自己的文章。“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