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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心里有些不悦，多尔衮的话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其无非还是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归顺他了。他极力让自己打头阵，无疑是想坐收渔人之利、收拾残局而已。但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结果将会更惨。吴三桂点了点头说道：“亲王分析的句句在理，那就按照您的部署，我先率所部与农民军打头阵。”
此时，李自成没有半点犹豫，他觉得自己这一战肯定是必胜的。吴军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是和农民军抗衡简直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等杜绝了吴军这样的后患，自己再即位也不迟，那时候自己就不必再为这些战事而费心了。李自成即便是这样想，但他心中还是在无形中起了一丝波澜，昨天和吴军在一片石首战，吴三桂所率领的辽东兵确实是自己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成与败在这时突然变得重要起来，李自成马上把刚才的轻敌之心转化成谨慎应敌的思想。他认为，如果要把吴三桂的兵力彻底打败，自己恐怕要倾巢出兵。
很快，吴三桂率领吴军五万人率先出战，呐喊着飞驰过河，铁骑在先，步兵在后，采取了前冲后杀的战术。李自成指挥大军已在石河西岸红瓦店一带摆开决战的阵势：北自山、南至海，绵亘二三十里，犹如一字长蛇，面向山海关西大门，显出一举夺关的雄壮态势。李自成站在一片高岗上，战局尽收眼底，他心中暗自为吴军感到担心，以两兵的实力来判断，吴军断然没有半点胜算。不知是不是吴三桂昏头了，不倚仗山海关易守难攻的特点守城，却撇开有利于自己的天然工事，率兵打过来了。
李自成看到吴三桂率兵冲杀过来，马上下达了命令，“长蛇”以快速的趋势逶迤过去，准备把吴军围在其中。
刚一交战，忽然起了一阵大风，飞沙走石，腾起的尘土弥漫在空中，咫尺的距离都难以分辨。吴三桂复仇心切，又有清兵作为后援，勇猛倍增，全然失去了先前作战时的慎敌之意。他一边冲杀，一边鼓励全军奋战：“给我杀！‘流寇’虽有阵势，却是不堪一击，杀！”吴军受到鼓舞，士气大增，不顾一切地直冲农民军右翼，挥刀跃马，冲锋陷阵。
农民军也毫不示弱，奋勇进击，前仆后继，对吴军实行三面合围。吴军向左突击，农民军的号旗指向左，迅速进围；吴军向右突击，农民军的旗号则又指向右，再进围。吴军再冲开……如此反复，吴军冲杀数十次，农民军围开又复合，一时间吴军与农民军竟打了个旗鼓相当。只见两军战鼓擂响，战马嘶鸣，人声呐喊，混作一团。更有如雷的炮火声犹如后奏的战乐，箭如雨下，纷纷射入两军阵中，其中一些攻击性强的“飞丸”甚至散射到城内的庙堂附近。
激战已持续到中午，吴军逐渐失去了进攻的势头，眼看已经支持不住了。隐蔽在城内的多尔衮看得十分清楚，他随即召集诸王贝勒及出征的将官，再次动员道：“诸位这次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打败敌军。此时敌军虽然已经占了上风，但是军力已经疲惫，我们可分两路攻其首尾，此战必定大胜！”
说完他开始部署兵力，向海的方向鳞次布列，冲击农民军较为薄弱的阵尾，与吴军两头夹攻。他一下达出战命令，整装待发的清骑兵犹如上弦之箭，从城内飞也似的冲了出去。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后续铺天盖地，一时间清军犹如万马奔腾，呐喊声不绝，锐不可当。清军铁骑以旺盛的锐气，勇猛冲锋。吴军眼看不支，吴三桂正着急，这时看见清军从农民军尾部冲杀过来，顿时振作起来，战场的局势开始扭转。
李自成眼看自己的部队就要把吴军围剿，这时候突然杀出城的一股兵力，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诧异至极。这时有一个僧人前来报告说道：“满洲兵已经参战，队伍庞大，怕是早已谋划好的，大王还是赶快撤兵回城吧。这一仗大王要是再打下去，恐怕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李自成闻言，心中一下子凉了。清军是什么时候入关的，与之相关的细节情报自己都没有掌握，这场仗再打下去自己是必败无疑。眼看着清军杀气腾腾地冲杀过来，自己的部队开始逐渐溃散。
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一直在战场厮杀，身上多处受了箭伤，他也不拔，还在坚持战斗。当沙尘散开，“带发辫”的骑兵突然出现在眼前时，农民军不禁大呼：“满兵来了……”于是溃败。前头的农民军一败，迅速波及了整个农民军队伍。农民军的长阵顿时溃散成数段，失去了原先的围攻之势。士兵们纷纷丢弃弓箭、大刀等武器，朝后猛撤，倒下的士兵被后面的士兵踩死不少，一片混乱。大约一顿饭的工夫，随着沙尘远去，石河战场顷刻间变得空旷。清、吴联军紧跟在逃跑的农民军将士后面继续穷追猛打，一直追击了四十里才收兵回营。有很多农民军被追逼到海边，投海淹死的不知有多少。
李自成率领着残兵损将连夜逃到了永平。
山海关之战最终以清军彻底胜利，李自成彻底失败而告终，对于清朝来说，是以数万人的生命和鲜血为它进入北京而举行的一场悲壮的祭奠礼。清军之所以能够在山海关大获全胜，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吴三桂开关迎降清朝，并以五万辽兵投入，造成对农民军战略上的优势。同时，多尔衮作为清军的统帅，抓住机遇，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指导这场战争，获得成功绝非偶然。
10。 入主北京，多尔衮安民
眼看大清即将获得胜利，摄政王多尔衮近日来却寝食难安，心乱如麻。诸贝勒当然明白多尔衮心乱是为何事，所以在得知多尔衮召见的同时，他们就已经把所要说的在心中拟好了。
多铎说道：“我们夺得了北京城，也算是圆了先帝的梦。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应该是安抚民心吧，我认为我们在政策上一定要彻底地变一变，强行实施的东西必遭反噬，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明朝的灭亡和农民军的崛起，我们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以前车为鉴，改正不足之处。”
多铎说的话概括面很广，虽然没有说到多尔衮的心头上，却是句句在理，不容反驳。
济尔哈朗紧接着说道：“不错，得了城也未必是真的不得了，不得民心是个很危险的预兆。来之前我也曾仔细考虑过，我们是不是要把崇祯帝重新按照帝王的仪式发丧？从明与农民军和我大清来讲，我大清算来是个‘局外人’，李自成逼死崇祯帝，又把崇祯帝的尸体草草安葬，从这点上来讲，他已经给自己埋下了祸种。北京城里有数不清的明朝旧臣，看到李自成这么对待自己的故主，怕是也没几个敢出来为他效力的。就算我大清不来，他的统治权迟早也会被人从手里夺下来，而我大清的插入正好给了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我们是为明‘报仇’而来的，诛杀‘流寇’是势在必行的。前面的‘大事’我们都做到了，可是百姓大多从‘小事’中寻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以隆重的形式重新给崇祯帝发丧，这样肯定会得到百姓、亡明的旧官等人的支持。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再做其他事情受到的阻挠就少得多了。”
阿济格一直在摇头，想插话进去，这时见济尔哈朗终于说完，马上接口说道：“我听刚才的话实在是别扭，作为大清的子民，就应履行大清的政策。圆了先帝的梦固然是好的，但是给先明崇祯帝发丧我就深感不解了，我们的敌人是谁？”他自问了一句，见没人回答，自己又补充道：“是明朝，我们跟明朝打了这么多年仗，我大清的士兵死了多少，用数字恐怕都很难计算了，这是一个比血海更深的仇，不能不报，所以就刚才所说的，我不同意。我认为应该屠城，杀掉这些叛民，把我们满人从沈阳等地迁过来一部分，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济尔哈朗说话的时候，多尔衮一直在点头，等换了阿济格，多尔衮越听越不是味，他的想法和自己完全背道而驰。他朝众人看了看，见大家也都是神情不一，于是说道：“这点我也曾想过，不过我的话还是放在前头，法是要改的，人也是活的，如果一直按照先前的政策去做，我大清恐怕早在没入关之前就被灭了，先帝不也是在改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改，试问大家是强行的杀戮来得好，还是争取民心来得好？”
其实多尔衮心里明白，自己虽为摄政王，大权在握，但修改律法，做重大政体变革只有皇上才能定夺，即便是皇上也要和群臣商议才能行。阿济格的话里有挑衅之意，多尔衮心里自然听得明白。他朝诸贝勒看了看，目光定在了阿济格身上。
阿济格还想再说什么，被身边坐着的多铎给制止了，他说道：“当然是争取民心来得好，我认为可行，也劝有异议的都不要强拗下去了，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别把它给弄复杂了。”
多铎说话自然有些分量，贝勒中也有支持阿济格的，这时见连多铎都接受这个建议了，便狠了狠心把没说的、反对的话全都咽了下去，改变原先的想法，支持多尔衮了。
多尔衮用感激的眼神看了一眼多铎，说道：“我们本来就要是一条心，尽量避免分歧，如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我心里也很感动。好了，就这么定下来了。”
五月初四，也就是在清军入京后的第三天，多尔衮给故明的官吏、遗老及兵民颁布了一条令旨：
“流寇”李自成，原本是明朝的百姓，却纠集败类，攻陷了京城，并且在万寿山逼死明帝；诸王、公侯、驸马等人被“流寇”以酷刑肆虐，官兵财货也尽数占为己有。这是一件人神共诛的事，其所行不能所容。我虽然是敌国，却没有任何敌意，把“流寇”诛走，也是我国的责任。目前，要为崇祯帝服丧三日，我命礼部在太常寺为先帝重新厚葬，已使先帝上天之灵能够安息。
此令一发布，京城内顿时引起了一阵轰动。官民从惶恐中扭转过来，见清朝竟然如此对待先帝，对其的态度大都改善，清博得一片赞扬之声。从六日开始，令原明百官、士民服丧三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庙号“思宗”，谥号“端”皇帝，将他与周皇后同葬在规模宏大的田妃墓中，命名为“思陵”。
多尔衮紧接着又采取了另一项举措，他没有把大军完全带进北京城内，而是驻扎在城外，命大将把守城门，防止士兵随意进出京城。并且还下了一道严令：凡有军士随意出入百姓家中的，必当以死罪论处；进出城的军兵除非持有通行令牌，否则不予通行。八旗军队在多尔衮的严厉督促下，一改往日的杀掠政策，很快便赢得了京城内外百姓的信任。
他又取消了先帝曾指定的一条法令——剃发令，允许汉人照旧束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时，把汉人剃发换服看成是归顺大清的标志，而这条规定多尔衮早就在不止一次的实施过程中看清了，这样做不仅不会让汉人归顺大清，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反抗情绪。多尔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样延续下去，对清在北京的立足也十分不利。他提前做出了让步，于五月二十三日发布命令，允许天下臣民束发，衣冠服饰也可以依照明朝服饰穿戴，这一举措进一步赢得了民心。
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内三易其主，这让北京的百姓和明朝的旧臣无不感到惶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稳定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多尔衮在这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稳定了人心才有可能稳定局面，这也为后来顺治帝迁都北京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11。 振政威，顺治帝惩贪官
李自成仓皇撤离北京城以后，京城内外，社会秩序在经过两次换主之后已经相当混乱，人们对后入主北京的满洲贵族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之前李自成农民军大量占用粮草，撤离时又将京城中的粮草运走，造成百姓生活极其困难的局面。形势严峻，刻不容缓，稳定北京，站稳脚跟，对清朝未来的发展，以及能否实现全国统一，关系重大。还没有决定迁都时，摄政王多尔衮就果断采取了措施，实施新政策，力图扭转混乱的局面。
在经过深思熟虑并和诸贝勒大臣商讨后，他拟定了一套方案，针对现状彻底改变了往日的一些策略，把重点放在赢得民心上。他认为，虽然得了京城，如果没有得民心，这和守着一块空地没什么区别，相反还有可能滋生民众起义的苗头。按照现在的形式来看，政策需一步一步来实施，这样会避免不少问题。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病逝。顺治八年正月，顺治刚刚十四岁，正式亲政。他继续多尔衮摄政时期的各项政策，继续严整吏治，严惩贪污行贿等犯罪者，力图建立一代廉明政治。
顺治帝和先前的清帝不同的是，他是在安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帝，虽然没有先帝般骁勇善战，但在理论学识上更加博学。多尔衮在政期间所做的事，他早就看在眼里，在严惩贪官上，多尔衮虽然屡次尝试改善，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效果。顺治认为，问题恰恰出在时间和力度上，以当时的背景而言，多尔衮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而现在自己亲政正好可以抓住这一点，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实力，二来则可以让国家更为安定。他把这点作为亲政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认为，如果想杜绝贪污受贿之风，必须从各个角度，下大力气去解决。
他开始不断发出指示，在各省设总督、巡抚、都御史、巡方、巡盐、巡视茶马等御史，以作监督。他对各御史说道：“我封你们这样的官，并不是要让你们贪图富贵，而是让你们安民，贪官祸害的是国家和人民，最为可恨，你们一定要把贪官一个个全给我揪出来！”但是到了顺治十二年，“贪风”依然不息。于是顺治加大了力度，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法律，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同年十一月，他宣布：从今以后，内外大小官员，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