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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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 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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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在“肃反”扩大化期间遭怀疑时,他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冲锋并打败了敌人,以血战证明自己的忠诚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 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 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一次醉倒后差点被敌人俘虏,受到批评马上做检查,从此戒了酒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早已失效,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徐海东刚走进革命队伍时,也带着一些旧军队爱喝酒和打人、骂人的习气。一次,他没吃菜就几口喝掉半斤白酒,醉倒后,恰遇敌人打过来,他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他马上做了检查,从此戒了酒。

长征时,有一次他到前卫团,正遇天下雨。部队又饿又累,虽接到出发的命令,干部战士却躺着不起来。他性急之下抄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开始连捅带打,一口气把200 多人赶了起来。路上,有的伤员没人抬,他虽然同大家一样一天没吃饭,但在雨中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路。他虽带动部队走出了可能被敌围歼的危境,毕竟打了人,几年后他对此还主动检查。

由于他长年不分昼夜地转战,使肺病不断加重。1932年秋,他为重新组织失散的部队,连续奔走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休整时一躺下竟睡了30多个小时,醒来便大口吐血。此后,他战斗了七年,直至在皖西彻底躺倒无法工作。毛泽东发来电报,嘱咐他:“精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感动得流了泪。1947年秋,他被送到大连做了第一次X 光透视,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早已失效,又听到徐海东多年来靠中草药维持生命,都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

本版撰文/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生平自述1900年6 月17日(农历5 月 21 日),我生于湖北省黄破县(现为大悟县)徐家桥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大代,是烧陶器(农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业工人。父亲是容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间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记事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块(约半亩),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我九岁时,在我执意的要求下,才送我进了附近的私塾。当时念书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里贫穷,穿的最破,连买纸笔的钱也拿不出来,从老师到同学,都常常讥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脏,不让我同他们一桌,老师给我起了学号,可是他们总叫我“臭豆腐”。含泪吞声,读了三年半书,一天因受气不过,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闯下了祸。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学,老师是靠地主家吃饭的,就立刻逼我退学。我回到家,父辈们说: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我们没福分读书,还是做窑工吧。当即送我进窑厂,做学徒小工。这年我才十三岁。

学徒一年多,还没出师。时值荒年,生活更困难,家里人闹分家。兄嫂们见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们说靠烧窑做工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亲年迈,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四十六岁生我后双目失明,他们虽然生有十个子女,到了晚年落得无所依靠。我从小个性倔强,胆子也大,一赌气,从家里跑到了沔阳沙湖,替人家揽工放鸭子。

在湖北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还有许许多多放鸭娃。他们随同大人,担着鸭篷,撵着鸭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资低微,只能混饱肚皮。就是这种生活,我度过了一年半。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窑工了,这才又返回家乡,重新进入窑厂。

烧陶器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烧自卖。我回到窑厂以后,除了在厂里劳作,有时也挑着陶器串乡去卖。年景好些,可以混个饱饭吃;年景不好,象讨饭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民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一家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就是这种穷窑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窑厂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艺熟练,劳作勤谨,后来成了家,和一个农村姑娘(母亲抱来的童养媳)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但僻居山村,不了解这些。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有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但这只是朦胧的,自发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东北地区,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影响较小,我们听到从武昌读书的人回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只当新鲜听听。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员,是1925年初。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吝积堂从武昌回来(他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在武昌教小学),他和我同过学,素知我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回乡以后,常找我谈谈。开始也是讲俄国革命,我听不懂,对他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他这才给讲些打倒军阀、地主的话。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他说我讲的“泥巴人话”。

在音积堂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找革命的思想。开始想去广东,又觉路远,后来两个人商量还是去武昌。他见我有决心出走,十分高兴,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说:“君子一言,说话不兴后悔。”我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在赶庙会时,又具体商定,阴历3 月8 日动身。因为家乡有句话:“要得发,不离八。”可见,这次出走,脑袋里不仅迷信,而且想出外“发”一下。

当时,南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实行分工合作进攻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昌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达武昌后,两眼漆黑,工作找不着,革命没有门。我住在古楼大街一个小地面铺里,心里又犯起悔来。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不能靠他吃穿。我四处打听找个事做,可是没有熟人,工厂进不去,拉人力车路不熟。回家吧,又怕丑,怕家里人说,你出去讨饭回来了。吝积堂叫我暂时找个事,只要有饭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听了他的话,就担水卖。就在卖水的岗位上,由吝积堂、李树珍(小学教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25年4 月。

尽管这时对党的认识还很差,入了党,思想上觉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钱,我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卖水的职业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铺上门了才休息。一担水一百六七十斤,码头上的台阶六七十层,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压肿了。十三天以后,累得生了病。这时吝积堂托四道生(共青团员)为我找个职业。我还在病中,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一同来看我。他们说四道生的四叔田泽庭在湖北二师刘佐龙的部队有朋友,可以介绍我去当兵。我想:当兵也好,革命总不能一天到黑挑水卖。

病好以后,我就借助四道生托的人情,在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了一个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个月内不发饷,只管饭,我因顶的那个原是副班长,每月发八块钱。可是,我不但捞不到这份钱,连卖水时积攒下的二块多钱,全被一个叫陈德金的上士班长扣去抽大烟了。他看我是从乡下来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结拜。其实,他想的是我的钱。每月一发饷,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费,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穷得我连交党费的钱也没有。顶着假名,心里就不痛快,一个铜板拿不到,这兵有什么干头,我见着吝积堂说:“这个穷兵我不想当了。卖水还可以交党费,现今党费都交不出了。”吝是个有远见的同志,对我说:“革命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我对学习军事技术也有兴趣。于是下了决心,从步兵操典学起,还买了个本子,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上有一套,化了我的钱,教的也特别上心。由于我操课好,全连第一,半年以后,升作下士班长,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个部队,象当时所有的旧军队一样,反动腐败,军官和士兵吃喝嫖赌抽大烟成风。我是个穷苦人出身,又是共产党员,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过了一些时候,又厌倦起来。就在这时,1926年4 月,吝积堂、李树珍准备去广东,要我一块去,他们说,去了,革命军要北伐,就参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黄埔军校,或进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就随他们一块离开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来到韶关。正巧,遇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吝积堂和李树珍在这个部队找上了熟人,认识一个连队的师爷。这时我们才知道,革命军北伐开始。黄埔已停考。我们会见了团部的党代表,经过介绍,我被派在三营九连做代理排长。

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加我进去,全连一共有四个共产党员。汀泗桥战斗后,我正式升任为排长。党在这支部队里有合法地位,连长又是党员,我心里十分高兴。闯荡一年多,总算找上了革命军。在北伐中,共产党员都是起骨干先锋作用的。我这时已经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军特别积极。我们这支部队于10月进至武汉,继又经修水、武宁、德安到南昌。由南昌返武汉,后又北进至河南洛阳。我先后参加了汀泗桥、武昌等著名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胜利形势下,自己的情绪特别激昂、兴奋。觉得革命有了希望,劳苦群众有了出头之日。从实际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军事素养。

正当我们从河南回到武昌,准备东进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以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我在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返回了黄陂家乡。

这时党在鄂东北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遍了四乡。工作基础最好的县,当时是黄安、麻城。我的家乡紧靠黄安县,革命的影响也较深。自从北伐军到武汉以后,党在这里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回去时,好多村子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闹得挺热闹。从前和我一块在武汉参加党的田道生等人,也先我回到家乡。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北伐战争,又是共产党员,便介绍我去黄陂共产党县委会。县委的负责人,很热情、亲切地说:“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组织农民自卫军,正缺少军事人才。”当时派我到河口区做农民自卫军队长。这是1927年6 月。

农民自卫军成立了,一共十三个人。没有一支步枪,使的是刀、矛、红缨枪。县委发给我一支手枪,也只有十四发子弹。直到我们在夏店于堂寺消灭了地主保安团,才缴到七支步枪。虽然有两支打不响,但农民见自卫军有了钢枪,斗争情绪特别高,使这支十三人的小队伍,很快扩大到三百多人。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配合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垮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

两个月以后,反动武装退去,我又以这七条枪为骨干,把自卫军组织起来。不久,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我奉县委的指示,带着那七条枪十多个人,前往黄安参加起义。走到黄安,城已破了两天,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我带去的七条枪,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几天,领导让我回黄陂去组织队伍,队伍还没组织起来,黄安的工农革命军就遭受了失败。我们那七条枪丢了五支,好多天以后,才由两个人拖回两支。

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在黄陂会到了鄂东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吴光浩同志①。' 吴光浩同志是1927年11月 13 日领导黄(安)、麻(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随他一块游击了些时候,形势稍有好转,我就决心回家乡去再组织队伍。我回去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又组成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反动派大军来剿,党的许多同志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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