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 第102部分

　　差不多正好是五个年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处境抱比较乐观的看法。意大利被征服了，墨索里尼被杀死了。

　　强大的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了。希特勒自杀了。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大批的俘获以外，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近三百万德国士兵被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和蒙哥马利元帅在德国俘虏了。法国获得了解放，重整旗鼓，振作起来。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携手迈进，迅速地摧毁了日本的抵抗。这一对比确实是惊人的。这五年中所经历的道路是漫长的、艰苦的和危险的。那些在这条道路上倒下去的人们，并没有白白地牺牲他们的生命。那些昂首阔步地走到尽头的人们，将因为曾经光荣地走过这条道路而永远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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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阐明我做的工作和著名的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经过，我首先有责任阐明愈是艰难愈是紧密团结的大不列颠及其帝国对那最终成为这么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和起了什么作用。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我们最伟大的盟国美国作令人不快的比较，或者毫无意义地论个高低，我们对美国的感激是无法衡量和永远不忘的，但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英国在战争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是符合英语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因此我作了一张表，这个表包括了整个的战争时期。表中指出，直到1944年7月为止，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与敌接触的师的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个总的数字不但包括了欧洲和非洲战区，并且也包括了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所有地区。直到1944年秋天大批美国军队到达诺曼底为止，在太平洋和大洋洲以外的每一个战区，我们一直有权利至少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而且往往是最主要的伙伴讲话的；

　　直到上述时期为止，在任何月份内各个战区所有的师的集结情况也是如此。从1944年7月起，从与敌接触的师数来看，美国战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一直这样下去，不断扩大，捷报频传，直至十个月后取得最后胜利。

与敌作战的地面部队（按同一兵额计算的师数）

　　①英国驻法远征军。

　　②不包括在阿比西尼亚的游击队。

　　③不包括菲律宾军队。

　　东方战区和西方战区的分界线画在一条通过卡拉奇的南北线。

　　以下各地·没·有当作作战地区：

　　印度西北边境、直布罗陀、西非洲、冰岛、夏威夷、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

　　（1941年7月1日除外）。

　　马耳他岛作为一个作战地区，从1942年1月到1943年7月，阿拉斯加也作为一个作战地区。

　　外国分遣队——如自由法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没有包括在内。

　　我作的另外一个比较表明：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甚至比我们英勇的盟国人员的牺牲还要大。英国武装部队的死亡、失踪、被认为是已死亡的人数共达三十万零三千二百四十人，再加上各自治领、印度和各殖民地的十万零九千人，总数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人。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联合王国国内死于空袭的六万零五百平民，也未包括大约三万名死亡的商船船员和渔民。与这些数字相比，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牺牲的人数是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人①。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令人伤心的光荣牺牲的人数，是深深相信由这么多宝贵的鲜血所凝成的平等的战友关系，将继续博得英语世界的人们的崇敬，并鼓舞他们的行动。

　　①艾森豪威尔：《欧洲十字军》，第1页。

　　在海洋上，美国当然肩负了太平洋战争的几乎全部重担，1942年，他们在中途岛附近、在瓜达卡纳尔岛以及在珊瑚海所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使他们在那辽阔的海洋上获得了全部的主动权，给他们打开了袭击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道路，并最后袭击日本本土。美国海军是不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承担重任的。在这里我有责任摆明事实。在欧洲战区、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击沉的七百八十一艘德国潜艇和八十五艘意大利潜艇中，有五百九十四艘是英国海军和空军击沉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除了击毁或俘获意大利全部舰队外，还消灭了德国的全部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把击毁的潜艇数字列表如下：

敌方的潜艇损失

　　击毁潜艇总数：996

　　①“英军”和“美军”这两个词，包括他们作战时指挥的盟国部队在内。表中有零头数字的，是由英军、美军共同“击毁”的。共同“击毁”的事例很多，但在击毁的德国潜艇总数里，把零数加成为整数。

　　在空中，美国从珍珠港事件后的最初时刻起，便以最大的规模做出巨大的努力投入战斗，特别是使用了他们的白天“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他们的空军既用来打击日本，也用来从英伦三岛打击德国。但是，当1943年1月我们到达卡萨布兰卡后，便没有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白昼向德国投下过一颗炸弹，这是事实。不久之后，他们所做的巨大努力就有了成果；

　　但是，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英国在德国投下的炸弹合计起来，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以八吨对一吨之比，超过了美国飞机所投的炸弹，只是在1944年的春天，美国的轰炸才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如同在陆地和海上一样，我们是从开始就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只是到了1944年，美国的巨大的作战努力才赶上和超过了我们。

　　有一点必须记住，从1941年1月开始实行租借法案起，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我们的军需供应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

　　有了他们给予我们的物资和武器，我们实际上就能够以全国四千八百万人当五千八百人去作战。同时，在海运方面“自由轮”的大量建造，使物资的供应能经过大西洋源源而来。另一方面，对整个战争期间各国的船运由于敌方军事行动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作一个分析，记在心里，其数字如下：

　　国别　　　　　　　　　　　　　　损失总吨数　　　百分比

　　英国　　　　　　　　　　　　　　11，357，000　　54

　　美国　　　　　　　　　　　　　　3，334，000　　　16

　　（不受敌人控制的）其他各国　　　6，503，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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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4，000　　100

　　在这些损失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大西洋，其中包括英国沿海水域和北海，只有百分之五的损失是在太平洋。

　　列举以上事实，并不是想得到不应有的功劳，而是要在一个能博得公正人士的尊敬的基础上，说明在世界历史的危急关头，首当其冲的这个小岛的人民在各种形式的战争活动中做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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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尤其是一个联合内阁，大概比在和平时期容易得多。责任感压倒一切，个人的打算也就退居其次了。把主要的安排同其他各党的领袖们——在各自的组织正式授权下——确定以后，所有我邀请的人，就像作战中的士兵一样，都毫无异议地表示要即刻走向指定给他们的岗位。把政党的基础正式确定后，据我看，在我所要会见的大批人士中，任何人都未抱有私心。即使少数几个人有所犹豫，那也还是为公考虑。这种崇高的行为在保守党和全国自由党的许多大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职位，抛弃自己的事业，而且要在这种大关头和令人激动的时刻脱离公职，有许多人甚至是终身脱离。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一百二十余席。张伯伦先生是他们推选的领袖。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我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的；我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我是他们主要的对手。接受我当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可敬的人感到痛苦，而且，忠于党所推选的领袖，是保守党人首要的特色。如果说在战前的几年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能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责任，那也是由于他们忠于他们所选的领袖的缘故。这些考虑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担忧。我知道，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首先，我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长，他都一一接受了。这件事并未宣布。艾德礼先生告诉我，在这样的安排下，工党不容易工作。在联合政府中，下院的领袖必须是大家都接受的人。我把这点告诉了张伯伦先生，在他爽快的同意下，我亲自担任下院领袖，一直到1942年2月。

　　在这个时期内，艾德礼先生担任我的副职，处理日常工作。他在反对党中的长期经验是有很大价值的。我只在有最严重的事情时才到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许多保守党党员觉得：他们党的领袖没有被人看在眼里。每个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当他以新的身分第一次步入下院时（5月13日），他的党的所有党员——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一致起立，对他热烈表示同情和敬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向我致意的主要来自工党议员席。不过，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目前并不是排斥那些长期担任要职的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如果这些爱好批评的人想怎么就怎么的话，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三分之一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先生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而且，我也无需研究所有这些罪责是不是应由一方来承担。正式的责任是应由当时的政府承担的，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所发表的许许多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他们的那些言论和投票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愚蠢的，这在我脑子里都记得，而且可以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些分裂的倾向进行了抵制。

　　我在几星期以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的迫害异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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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清晨，我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我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我的临时总部。我向他报告我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和组织新政府的进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号的旧居①，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着写道：

　　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3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察看地图，进行商谈。

　　①在唐宁街的这幢房子，通常是财政大臣居住的。

　　英国和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这条战线在受到袭击之前，看来很有希望可由盟军加以牢固地占领。此事必须在大约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并且要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另方面，德军还没有强渡艾伯特运河，而且据报告说比利时人打得很好。荷兰人也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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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些时刻是怎样度过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没有记载。那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六十到七十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的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个政党的要求。我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首相在组织联合政府时，在考虑各党中由哪些人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项原则办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但由于他们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而没有选上，或者，甚至不顾那种意见也没有选上，我就只好表示遗憾了。不过，从整个来说，这种难办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克莱门特·艾德礼来说，他是我的一个具有战争经验并久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只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很快就被战争抛在一边，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彼此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一位颇有胆量和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善于助人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