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保卫世界正义的唯一战士。我们要全力以赴，才不辜负这一崇高的荣誉。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本岛，只要有大英帝国，我们就要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直到把希特勒给人类造成的灾祸扫除干净。我们确信，我们终将达到一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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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午，我在内阁对同僚们谈到我夜间同斯皮尔斯将军在电话中的谈话，斯皮尔斯说，他认为他在波尔多新政府中将不可能做出什么有益的工作了。他以焦灼的语气谈到戴高乐将军的安全。斯皮尔斯显然已经感觉到既然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戴高乐最好是离开法国。我欣然允诺就这件事进行妥善的安排，因此，戴高乐就在当天（17日）上午到他在波尔多的办公室，在下午约定了许多约会，以之作为掩护，然后和他的朋友斯皮尔斯一同驱车前往机场，为斯皮尔斯送行。
他们握手告别，当飞机开始移动的时候，戴高乐走上飞机，砰的一声关上了机舱的门。飞机腾空而去，法国的警察和官员们都弄得目瞪口呆。戴高乐在这架小小的飞机里载着法国的光荣离去了。
当晚，他对法国人民作了令人难忘的广播。这里摘录其中的一段如下：
法国并不孤立。在它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它可以和不列颠帝国联合起来，不列颠帝国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法国可以像英国那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其他希望继续作战的法国人并没有这样幸运。当贝当政府组成之后，前往非洲在德国控制的范围之外建立中心政权的计划仍然有实现的可能。6月18日贝当内阁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晚，勒布伦总统、贝当和参、众两院的议长曾举行会谈。似乎至少是一致同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非去。甚至贝当元帅也不反对。他本人愿意留在法国，但是认为内阁会议副主席肖当到北非去以他的名义行事也未尝不可。当紧急撤出的谣言在人心浮动的波尔多流传起来的时候，魏刚却表示反对。他认为这种行动会破坏根据法国的倡议已在17日通过马德里开始进行的“光荣的”停战谈判。赖伐尔则大为震惊。他深怕在法国以外建立有效的抗战政权会使他决心采取的政策遭到挫败。他开始对麇集在波尔多的参、众两院议员进行说服工作。
作为海军部长的达尔朗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在这个时候把那些对他的行为进行批评的主要人物装在一只船里送走，是解决许多困难问题的一条最便捷的途径。一上了船，所有这些人就落到他的掌握之中，政府便有充裕的时间来安排做什么。他取得了新内阁的批准之后，便请所有想去非洲的政界要人搭乘武装的辅助巡洋舰“马西里亚”号前往。
这条船定于20日从吉伦特河河口启碇。然而许多打算去非洲的人，包括让纳内和赫里欧在内，疑心这是一个圈套，宁愿取道西班牙由陆路前往。除了难民之外，最后一批人里有二十四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此外还有曼德尔、康平契和达拉第，他们都是积极主张迁往非洲。“马西里亚”号于21日下午启航。23日，船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播出贝当政府已接受并签订了对德停战协定的消息。康平契立刻试行说服舰长驶往英国，但是，毫无疑问这位舰长事前曾得到过指示，竟对他两天以前的政治上的长官很冷淡地表示拒绝。这批不幸的爱国者们经历了多少焦灼不安的时辰，直到6月24日晚“马西里亚”号在卡萨布兰卡抛锚时心情才安定下来。
曼德尔现在还是照他平时的决定行事。他同达拉第草拟了一篇建立北非抗战政府的宣言，由他亲自担任总理。他上岸访问了英国领事之后，就在艾克赛西尔饭店住下来，然后他想通过哈瓦斯通讯社发表他的宣言。诺盖将军读完这篇宣言稿后，感到不安。他扣留了电文，不把它公布于世，反而拍给达尔朗和贝当。这两人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容许在德国控制的范围之外，建立另外一个潜在的敌对政府。曼德尔在饭店被捕，拘送到地方法庭，但是地方长官——后来被维希政府撤职——宣称他无罪，把他释放了。然而在总督诺盖的命令下，他再次被捕，禁闭在“马西里亚”号上，从此，这只船便被扣押在港口，受到严密的监视，船上的旅客不许同岸上通任何消息。
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以上所讲的种种事情，还惦念着那些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的命运。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6月24日
在闸门还没有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事，似乎是马上就建立一个机构，使法国的军官和士兵以及愿意参加战斗的重要技术人员能够脱身前往各个港口。应当像黑奴从前那样建立一种“地下铁路”①，并设立一个“紫蘩蒌”②式的团体。我毫不怀疑，有决心的人会川流不息地到来，我们需要能够得到的一切人力来保护法国的殖民地。海军和空军必须合作。当然，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委员会将拥有执行任务的权力。
①“地下铁路”——是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前，北方各州中同情黑人的人使用的一个暗语。当时，在北方几个州，同情黑人的人互相联络，逐渐形成一个秘密的地下系统，帮助黑人逃往加拿大。他们仿照铁路的办法，按一定“路线”沿途设“站”接送，故名“地下铁路”。——译者
②“紫蘩蒌”——是英国女作家奥尔克齐（Baromess Emmuska Orczy，1865——1947）的小说《紫蘩蒌》（ScarletPimpernel）中主人公的假名。——译者
在6月25日深夜战时内阁的会议席上，我们获悉一些消息，其中有一则是一只载有许多卓越的法国政治家的船已经开过了拉巴特。我们决定立刻和他们取得联系。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先生在戈特勋爵伴同下，在黎明乘“桑德兰”式飞艇动身前往拉巴特。他们在清晨到达那个小城。全城都下半旗，礼拜堂的钟声齐鸣，大教堂在举行庄严的仪式为法国的失败致哀。他们想和曼德尔取得联系的一切尝试都受到了阻止。副总督名叫莫里斯，他不但在电话里，而且在达夫·库珀请求会见时，当面告诉达夫·库珀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服从上级的命令。“倘使诺盖将军要我开枪自杀，我也要欣然服从。不幸的是，他对我下的命令比让我自杀还要残酷。”
这一批以前的法国部长和议员们实际是被当作逃犯看待。我们的使团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原路而回。过了几天（7月1日），我指示海军部试行截获“马西里亚”号，营救船上的人，然而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这只船在卡萨布兰卡炮台下面停泊了大约三个星期之久，以后就把这批人送回法国去，听凭维希政府按照既便于他们自己而又讨好他们德国主子的办法处理。曼德尔开始度他的漫长而痛苦的拘禁岁月，直到1944年底被德国下令杀害。因此，无论在非洲或在伦敦建立一个坚强的代表法国的政府的希望便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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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想一下某些重大事件的演变不同或者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决策，结果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样去想象虽然无补于实际，但是却往往令人神往，而且有时还可以从中吸取教益。法国的沦陷是6月16日十余件偶然发生的事所铸成的，而每一件事的成败只系于毫厘之差。如果保罗·雷诺度过了16日的难关，那么，17日中午我就会和他会面了，我有我国历来派遣出国的使团中最强大的代表团随行，并拥有代表英国的全权。我们一定会当面向贝当、魏刚、肖当以及其余的人提出我们直率的主张：“除非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港口，否则决不容许法国解除3月28日所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我们要提议成立永久的英法联盟。到非洲去，让我们并肩作战到底。”我们准可以获得共和国总统的支持，获得法国两院议长和所有集合在雷诺、曼德尔和戴高乐周围的意志坚决的人们的支持。在我看来，也许当时我们能够在桌面上鼓起失败主义者的勇气，促使他们转变态度，否则就让他们成为少数，甚或逮捕他们。
但是让我们再进一步继续这样梦幻似的设想。法国政府会退到北非。英法超国家组织或工作委员会——也许实际上会成为这个样子——将和希特勒对峙。英法两国舰队可从它们的港口完全控制地中海，所有的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在海上通行无阻。所有在保卫不列颠之外能够节余的空军力量，所有法国剩余的空军力量，经过美国装备的补充，以北非法国的机场作基地，不久即将成为进攻的首要因素。马耳他岛将立刻成为我们最活跃的海军基地，而不再是长期以来令人担忧的危险地方。用重轰炸机从北非起飞去轰炸意大利远比从英国起飞便利得多。这将很有效地切断意大利和它驻利比亚以及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部队的交通线。如果为保卫埃及使用的战斗机不像实际投入的那样多，如果派往地中海战场的部队也不像实际派出的或准备派出的部队那样多，那么，加上余下的法国军队，我们便很可能把战争从地中海东部转移到地中海中部，并且在1941年中肃清北非沿岸所有的意大利军队。
法国绝不会失去其同盟国方面的主要交战国之一的地位，并将免于陷入可怕的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局面曾经折磨而且现在还在折磨它的人民。法国本土无疑会屈服在德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实际上这是在1942年11月英美发动进攻后才出现的情况。
现在整个这段经过摆在了我们的眼前，没有人能够否认，停战协定并未使法国免遭剧烈的创伤。
要猜测希特勒会采取什么行动，那就更难令人捉摸了。他会不会不管西班牙是否同意都硬要通过西班牙，并且在袭击甚或夺取直布罗陀之后，入侵丹吉尔和摩洛哥呢？这是美国非常关心的一个地区，并且在罗斯福总统的心目中也是一件重大的事。希特勒怎能假道西班牙对非洲发动这一大规模进攻而又同时进行不列颠之战呢？他势必在二者之中取其一。如果他选定了非洲，由于我们掌握了制海权和法国的海外基地，我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量把陆军和空军调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我们当然欢迎在1940年秋季和冬季在友好的法属西北非或从法属西北非开始进行一场恶战。
以事后的见解来纵观整个局势，看来，希特勒的主要决策和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即不列颠之战和德国之大举东进，即便法国政府退到北非，也不会有所改变。巴黎陷落以后，希特勒欣喜若狂，这时，他自然要应付极端重大的问题。法国一经投降，只要可能，他就必然要征服或毁灭大不列颠。此外，他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进攻俄国。假道西班牙进攻西北非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这两个巨大的军事冒险都是有害的，或者，最低限度也会妨碍他对巴尔干各国的进攻。我深信不疑，如果法国政府曾迁往北非，盟国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不论希特勒是否向北非追击我国或法国，这种看法也同样是正确的。
1944年1月有一天，当我正在马拉喀什疗养的时候，乔治将军来和我共进午餐。闲谈中，我随口说出了我毫无根据的想法：也许，正是因为1940年6月法国政府没有迁往北非，所以结果才有这么好。1945年8月在审讯贝当的时候，乔治将军认为应当提出我这段话来作证。我不是埋怨，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事后推测并不代表我在战时或现在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十一章 海军上将达尔朗和法国舰队奥兰事件
第十一章 海军上将达尔朗和法国舰队奥兰事件
英国会投降吗？——我6月18日的演说——“他们最光辉的时刻”——海军上将达尔朗的机会——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停战协定第八条——一项令人悲痛的决定——7月3日，“弩炮”作战计划的预定日期——我们对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奥兰的悲剧——我7月4日在议会的报告——全世界对消除法国海军的印象
法国崩溃后，所有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头脑里都产生了这个问题：“英国也会投降吗？”单从我们针对各重大事件发表的公开声明来说，我曾代表英王陛下政府一再宣布过我们决心单独继续战斗。在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之后，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必要，就打它几年，如果必要，就单独战斗。”
这些话并不是毫无目的地加进去的，法国驻伦敦大使第二天奉命前来探问我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他，“怎么说的就怎么个意思。”6月18日，即波尔多崩溃的次日，我在下院发表讲话的时候，使下院想起了我说的这些话。随后，我042“略举了我们毫不动摇地继续作战的决心所依据的确实理由”。我能够向议会保证，我们三军的参谋们都深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美好的和合理的希望。我告诉他们，我曾经收到所有四个自治领总理的电报，他们都拥护我们继续战斗的决策，并且声明，他们愿与我们共命运。“在统观这可怕的全局并以清醒的目光注视我们的危险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完全应该提高警惕，加倍努力，但却丝毫没有恐慌或畏惧的理由。”我接着还说：“在上次大战的最初四年间，同盟国一直是遭受灾难和失败的。……我们心中曾反复自问：‘我们如何才能获得胜利呢？’谁也不能十分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非常突然而且大大出人意料，我们的凶恶的敌人在我们面前崩溃了，可是，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做了不少的蠢事，结果又把胜利的果实丢掉了。
“不论法国或法国政府或另外的法国政府将来如何演变，我们在这个岛上和英帝国范围里都将永远保持我们对法国人民同舟共济的感情。……如果我们的奋斗换来了最后的胜利，他们也将分享胜利的果实——是的，所有的人都将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