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不在此详述了。
17．最后，我要谈一谈财政的问题。你们能够支援我们的军火和船只越迅速、越丰富地源源而来，我们的美元存款就消耗得越快。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已经提取了我们大部分的美元存款来支付到期的帐款。的确，正如你所知道的，那些已经提交或正在磋商中的定单，包括那些为在美国建立军需工厂业经支付或有待支付的开销在内，已经超过大不列颠手中残存的全部外汇储备若干倍。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当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正当的牺牲用外汇来支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财，以致以我们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其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
这样的方针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是不符合于我们任何一国的利益的。战后，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就不能多于我们对美国出口的货物，购买的范围将不超过那些适合你们的关税条件和工业经济的出口货的数量。不仅我们在大不列颠要备尝艰苦，就是美国也将因出口能力的削减而引起广泛的失业。
18．再者，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与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的。请你相信，为了正义事业，我们是决心要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牺牲的，而且我们也将因为我们是维护这一事业的斗士而感到光荣。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19．总统先生，我深信，如果你认为摧毁纳粹和法西斯暴政对美国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么，你就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将把它看作是一份陈述书，其中说明为了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应当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这封信附有一个统计表，列明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同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因遭受敌人的袭击而损失的吨数。①这封信是我写的最重要的书信之一，当它送别我们伟大的朋友的手中时，他正乘美国军舰“图斯卡露莎”号在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游弋。他左右的人全是他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后来告诉我说，罗斯福先生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阅读这封信，而且，经过了两天他都还没有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他绞尽脑汁，默默沉思。
①见附录（2）。
他从默默沉思中得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决策。总统的问题绝对不是他不知道他应该作什么。他的问题是：如何使他的国家跟着他走，如何说服国会听从他的引导。据斯退丁纽斯说，早在去年夏季，总统就在船舶资源防务谘询委员会的会议上提议过，“英国无需自己出资在美国建造船只，也无需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来达到这一目的。值此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他们使用。”这种想法似乎最初是来源于财政部，是财政部的法律顾问，特别是缅因州的奥斯卡·斯·考克斯，在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启示下提出来的。
原来，根据1892年的一项法令，陆军部长“在认为符合于公众利益的时候”，在国家不需要的前提下，可以把陆军的财产租借出去，为期不超过五年。这项法令的应用有先例可援，租借陆军各项用品的情况是屡见不鲜，有案可查的。
因此，罗斯福总统心中早就有了“租借”这个字和运用租借的原则来满足英国的需要之意，以之作为代替不久就要使英国失去所有偿付能力的无限期借贷政策的一种办法。现在，所有这一切一变而为果断的行动，宣告了“租借”这一光辉灿烂的概念。
总统在12月16日从加勒比海归来，翌日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的计划。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的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在离他四五百呎远的地方有一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如果他能拿我的水龙带去接在他的水龙头上，那么我就可以帮他把火扑灭。现在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以前，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这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值十五块美元，你得给我十五块美元才能用。’不能这样作！那怎么办呢？我不要这十五块美元——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他还说：“无庸置疑，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最直接有效的防卫在于大不列颠之得以保卫其本身；因此，姑且不谈我们在历史上和在当前都对在全世界维系民主制度于不坠深感兴趣，就是从自私的观念和美国的国防出发，我们也应竭力帮助大英帝国去保卫它自己。”他最后说：
“我打算消除美元符号。”
在这个基础上，永垂不朽的“租借法案”立即草拟完毕，提交国会。后来我向议会说：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最光明磊落的行为”。法案一经国会通过，就马上改变了整个局面。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一切的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帐目也没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全是借的或租借的，因为我们对希特勒暴政的继续抵抗，被认为是和伟大的共和国休戚相关的。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说法，今后决定美国武器的去向的，不是美元而是美国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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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时刻，在菲利浦·洛西恩的公职最重要的时刻，他和我们永别了。他回华盛顿不久，忽然大病不起。他始终不懈地工作到死。在12月12日那一天，他功成身殁，与世长辞。这对我们国家和正义事业都是一个损失。在大西洋两岸，他受到各界朋友的哀悼。我在两个星期前，还同他促膝密谈，一闻死讯，不胜震惊。在下议院的一次会议中，我对他致辞悼念，与大家一起对他的功绩表示莫大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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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必须即刻选择洛西恩的继任人。就我们这时和美国的关系来看，我们需要一位全国知名并谙熟世界政治各个方面的政治家充当大使。在探悉总统接受我的提名人之后，我于是请劳合·乔治先生担任这个职务。7月间，他觉得他不能参加战时内阁，在英国的政界中不甚得意。他对战争和导致战争的事件的看法，和我的看法不同。然而，毫无疑问，他是我们公民中的第一流人物，而且他那不可比拟的才能和经验也会有助于他的使命成功。我和他在内阁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第二天进午餐时又谈了一次。他由于被邀请担任大使而流露出衷心的喜悦。“我告诉我的朋友说，”他说道，“首相要我担任一个非常光荣的职务。”他很清楚，他已年届七十七岁的高龄，不应承当这样吃力的任务。自从我和他进行了长谈后，我觉察到，在我前此请他参加战时内阁以后的这几个月里，他已苍老了许多，因此我怀着遗憾的心情，毅然决定放弃我的计划。
之后，我就想到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保守党内威望极高。而且由于目前正担任外交大臣而声名更著。由外交大臣出任大使，足见这一使命极端重要。他高尚的人格到处受人尊敬，但另一方面，他在战前几年中所作的事情，以及事态的演变，使他遭到了全国联合政府中工党方面的非难、甚至于敌视。我知道他本人也明白这种情形。
当我向他提出此事，向他提出这件肯定不是提高个人地位的事时，他只简短而庄严地说，认为他在哪里最有用，他就到哪里去工作。为了进一步强调他的职责的重要性，我作出安排，无论他何时离美回国，他都将继续充任战时内阁阁员。这一安排之所以未曾遇到丝毫阻碍，应归功于有关人物的气度和阅历，在其后的六年里，无论是在联合政府或是在工党—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期间，哈利法克斯在驻美大使任内都克尽厥职，取得显著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和成就。
罗斯福总统、赫尔先生以及华盛顿的高级人物都非常满意哈利法克斯勋爵这一人选。的确，我立即看出，总统对他比对我提出的第一次人选满意。美国和英国国内都非常赞同指派这样一位新大使，并认为，从各方面来说，都能胜任并适合当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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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不迟疑应由谁来补外交部的空缺。正如本书所揭示的，在过去的四年中，我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都和安东尼·艾登的意见极为一致。我曾经叙及，1938年春，当他和张伯伦先生分道扬镳时①我如何焦虑不安、心情激动。当表决慕尼黑协定时，我们曾一起拒绝投票。在那年凄惨的冬天，我们一起反抗保守党在我们选区里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一直是团结一致的，在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又成为同僚。艾登的大部分公职生活是从事于外交事务的研究。他身居外交大臣要职时，成绩卓著，却在刚四十二岁的时候，即行辞职，其原因今天回顾起来，各党派都是加以赞许的。在这惊涛骇浪的一年里，他作为陆军大臣，起了良好的作用，他在处理陆军事务的过程中使我们二人更为接近。在天天出现的许许多多实际问题上，即使未事前磋商，我们两人的看法也是差不多的。我切盼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保持愉快的、协调的友谊，我这个希望在其后四年半的战争和政策制定中，确实得到了满足。艾登遗憾地离开了陆军部，他被那里所有的那些紧张的工作、振奋人心的事迹吸引住了，但他终于像重归故里似的回到了外交部。
①见第一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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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英王提出，由马杰森上尉补艾登先生陆军大臣的遗缺；那时，他是全国联合政府的总督导员。这一遴选引起了一些非议。戴维·马杰森曾任下议院执政党督导员办公厅主任差不多有十年之久，所以他要负责带领和鼓励保守党中那班有忍耐心和稳健的多数派，这些人曾长期支持鲍尔温和张伯伦的内阁。在印度法案上，我作为保守党反对派的主要人物，曾经多次同他激烈争辩。在我离开公职生活的十一年里，我同他的接触也不少，而且总是一见面就如同仇敌。我对他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他是一个能力高强的人，不管他的领袖是谁，他都忠心耿耿为他效劳，诚诚实实地对待他的对手。工党和自由党的督导员也有同样的看法，这样的声誉对执行这种特殊的职务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当我出任首相时，大家都认为，我会另选他人担任这一职务，但我深信，马杰森将像他对我的前任那样尽心竭力为我效劳；在这一点上他丝毫没有让我失望。他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当过团长，受过磨练，得过战功十字勋章。因此，他既具有丰富的军人的经历，又谙熟下议院的事务。
我指派詹姆斯·斯图尔特上尉代替马杰森的职位，我和他也有过多次的争执，但我对他的为人却十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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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这段期间内，我们的美元非常紧张。我们的朋友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应急方法。美国政府买下了根据我们的定单在美国建立的几个兵工厂。他们把这些工厂纳入美国防务计划之内，但嘱咐我们继续尽量使用。美国国防部定购了一些并非他们所急需的军需品，以便制成之后转让给我们。另一方面，美国也作出了几件在我们看来是苛酷难堪的事。总统派了一只军舰到开普敦，要把我们储存在那里的黄金扫数运走。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我们把英国在美国的大企业——科陶尔股份公司按比它本来的价值低得多的价格卖掉了。我有一种感觉，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是用来着重反映我们的困难处境，并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去抵制那些反对租借法案的人。无论如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我们总算度过了难关。
12月30日，总统通过广播发表了“炉边谈话”，劝告他的国人拥护他的政策。“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2月31日我们对你昨天发表的谈话非常感激。我们特别欢迎你所讲的关于支援我们的计划的梗概，没有这种支援就不可能在欧洲和亚洲根除希特勒主义。我们当然可以猜出，你为什么没有能够详细说明如何实现你的提案。同时，有些事情也使我焦虑不安。
首先，派军舰到开普敦去起运黄金，可能引起令人为难的后果。这件事可以说一定会被人知道。这将使英国及各自治领群情鼎沸、舆论哗然，也会使敌人感到高兴，说你派人去拿走我们的最后一点储备。如果你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那么，我们便下令，把开普敦的黄金装船启运。但是，如何可能的话，我们就应避免这么作。比如说，我们能否采取一项技术措施，用南非的黄金调换渥太华别有用途的黄金，并设法把渥太华的黄金运到纽约？我们必须立即得到回音，因为那只船已在途中。
我着急的第二件事是：我们不知道国会将用多长的时间来辩论你的提案，如果时间拖延下去，我们怎能提出军火定单和付清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