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廷先生的政府依从他们的前任的决定，因此，我不得不通知奥金莱克将军，接替澳大利亚军队的工作必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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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卜鲁克在被围期间，尽管敌军的空袭从未间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始终得到海军的支持。况且，当时不能用战斗机去掩护该港，因为这时我们的飞机场是在东面很远的地方。
普通的商船很快就不能在通往埃及的航线上航行，因而一切都必须在无月色的夜间用驱逐舰和小型舰艇载运。从7月以后，这一条托卜鲁克航线的情况由于增添了“阿布提埃尔”号和“拉托娜”号这两艘快速布雷舰而大见好转。除了维持军火和给养的供应外，还有大批军队运入或运出这座被围的堡垒，并需运进包括坦克在内的各种新式武器。海军总共运交守军兵员三万四千名、坦克七十二辆、大炮九十二门、军需品三万四千吨。此外，除了伤兵和俘虏不计外，他们撤出的军队几乎等于运入的军队。这一艰巨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使海军损失了布雷舰一艘、驱逐舰二艘以及其他舰艇二十二艘，另有十八艘受重创。有九艘商船和两艘医院船也被击沉或受创。这些牺牲使得托卜鲁克的守军在二百四十二日中抵御住敌军继续不断的袭击。在这一段时间内，这座堡垒在整个战役的战略方面，尤其是在即将发动的攻势的战略方面，起了积极的、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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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夜间，为澳大利亚的两个政党所殷切期望的行动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开始了，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我把这个消息电告柯廷先生。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1年10月26日
昨夜，我海军舰只在驶往托卜鲁克载运最后一批澳大利亚军队一千二百人时，在敌机空袭下，我们的新的快速布雷舰“拉托娜”号被击沉，驱逐舰“英雄”号受创。上天保佑，你们的兵员并不在船上。我还没有获悉我们的伤亡人数。据坎宁安海军上将报告，在下一次（11月）无月光的时期以前，不可能运出这一千二百名兵员。已经尽了一切人力来适应你的愿望。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1年10月27日
幸而英舰“拉托娜”号只载运三十八名其他军士到托卜鲁克去。其余的，为数约一千人，则在三艘伴随的驱逐舰上。
从十九点到二十二点三十分，敌机低空轰炸约十五次。伤亡人数为：英舰“拉托娜”号上海军军官四名失踪、一名受伤，船员二十五名失踪、十七名受伤。陆军军官六名失踪；其他军士七名失踪，一名受伤。英舰“英雄”号上无伤亡。敌机空袭没有在接替工作的早期阶段开始，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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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不得不述说这件事而感到痛苦。永不提及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此外，澳大利亚的人民有权利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另一方面，必须记住，且不谈他们受到的严格的政党制度的限制，澳大利亚的各届政府也没有什么理由在这时信任英国对战事的指挥，况且，在沙漠侧翼被突破时，以及在希腊战役中，他们的军队所冒的危险又使他们不胜焦虑。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澳大利亚的崇高动机。这一动机使它把仅有的三个完整的师，即澳大利亚成年男子的精华，派往中东作战，也不能忘记澳大利亚军队在中东历次战斗中的英勇战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伟大的同盟……第二十三章 我同罗斯福的会晤
第二十三章 我同罗斯福的会晤
我国领导阶层中在战略上的意见分歧——1941年的入侵问题——约翰·迪尔爵士5月6日的文件——国内装甲部队的实力和情况——令人担忧的其他理由——我于5月13日发出的答复——我的看法占上风——哈里·霍普金斯第二次来访——美国担心入侵问题，并对我们试图据守中东的战略表示怀疑——我们于7月24日举行的会议——美国军官的见解——英国的团结一致——新加坡呢，还是开罗？——如在开罗那样，在新加坡也设置常驻国务大臣的计划——达夫·库珀先生赴远东的使命——对日本施加压力——我同总统在纽芬兰会晤的计划——霍普金斯赴莫斯科的使命——一次愉快的航行——“威尔士亲王”号驶抵会晤地点——同总统的会晤——8月10日星期日的早晨。
关于敌人入侵不列颠的问题，曾经在本卷和以前各卷中屡次论及。但是，在1941年5月间，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以不可忽视的根据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于5月6日向我提出以下重要的文件，并以副本送交他的海空军同僚和伊斯梅将军。如果依从这项建议，将意味着完全回复到防守的地位。除了为中东或远东征募士兵外，将不可能再派出任何增援部队。我们将没有任何可以用来采取主动行动的部队。
的确，我中东装甲部队既然每月需补充正常消耗的五十辆坦克才能勉强维持，这样，奥金莱克将军不但自己将不能进攻，而且很可能在力量上被敌人压倒。
中东对联合王国安全的关系
1941年5月6日
入侵的可能性好像暂时已经减少了。但是，德国的陆军和空军一旦从巴尔干战场撤出后，便能够在六至八个星期内集结起来进攻我本土。由于美援日见增加，敌人一定在专注地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发动这场可能为他赢得胜利的战役。
2．德军在巴尔干和利比亚这两个地形大不相同的区域内取得的成就再次证明，有强大空军支持的装甲部队是一支威力无比强大的力量。在这次战争中，这样的配合始终左右着每一个战场。在防守方面，因为无法预测敌人的进攻地点，就必须蒙受分散兵力的不利，而且，能否成功，就必然主要在于保持用于反攻的坦克、防坦克武器和飞机的大量储备。
3．三军参谋长经过详尽的调查以后，最近估计，敌装甲部队进攻我本土的规模为六个装甲师，总计约有二千四百辆坦克。我完全同意本土部队总司令的意见，他认为，为了防御这样规模的进攻以保障大不列颠的安全，共需要六个装甲师和四个陆军坦克旅（即约需二千六百辆坦克）。东部管区和东南管区应各部署其中的两个装甲师和两个陆军坦克旅，以便对分别由东英吉利及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海岸渗入的敌军进行反攻。其他的两个装甲师可用作后备，指定其中的一个师在北部备用。
然后，他说明截至1941年6月国内装甲部队编制的状况，他指出，我们为本土防务而保有的坦克总数约为一千二百五十辆，其中包括一百五十辆轻型坦克和四百九十辆教练用坦克，在这些坦克中有三百六十辆坦克可以在接获通知三星期后用于作战。他详细论述了对装甲部队施以特别训练的必要，并且继续说：
6．保卫着我们防御薄弱的漫长海岸线的步兵部队部署在宽广的阵地上，一个师的防线长达四十五哩，因而不可能控制多大的纵深。我们的海滩障碍物是优良的，但是，那些师所拥有的防坦克炮不到标准数的一半，并且缺乏防坦克地雷。
用特制登陆艇载运的德国装甲部队一定能够登陆。皇家空军有许多任务要完成，并且我们没有专为同陆军密切配合的轰炸而设计和训练的空军。德国空军当不顾一切争取进军道路上的空中优势。因此，我们的陆上防卫，将主要依靠我们的装甲部队进行强大而迅速的反攻的能力。但是，把训练因素计算在内，据我估计，到6月间，我国的装甲部队将相当于三个实力充足的装甲师，以此对抗敌人的六个装甲师。
7．认为德国没有制海权，认为我空军能歼灭敌远征军于启航之前和在海滩上，或能在空中扫荡敌人掩护登陆的空军，或者认为这般规模的登陆在技术上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从而忽视敌装甲部队进行猛攻的可能性是危险的。要在我本土周围的海域内集结足够的海军舰只，将需要五天到七天的时间。我们的轰炸机不能有效地应付六个以上的入侵港口，就是应付六个入侵港口，还要赶上好天气。不能依靠空袭去挫败敌军的登陆行动，正如敌人凭着空袭没有阻止住我们在敦刻尔克的登船一样。如果敌人不顾必然要遭受的重大损失的话，我们的战斗机就不能完全抵制住敌人的轰炸机，而且，无疑，德国的计划当包括消灭我战斗机于基地之上的措施。至于登陆在技术方面的困难，德国人曾多次证明他们在制定计划和制造特殊装备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能和周密性，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作好妥善安排的时间。补给问题当不致像预料的那样会大大消耗他们的资源。装甲部队在短期内所需要的食物和汽油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况且敌人可以在当地找到足敷需要的数量。
8．我们在挪威和比利时都低估了德国人的力量。最近在利比亚和巴尔干的事件，再次教导我们去认识克服最大困难的能力。
9．据我看来，丧失埃及将不致造成灾难，并且，不经过最激烈的战斗，我们不会甘愿蒙受这一灾难。但是，丧失埃及不会结束战争。单单一次成功的入侵，就足以招致我们最后的失败。因此，关系重大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所以联合王国的防御必须列为第一位。在先后次序上，埃及也不能列为第二位，因为，作为最后的依靠，新加坡的安全应在埃及的安全之先，这已经是我们战略上的一条公认的原则，然而新加坡的防务仍然大大低于标准。
10．当然，在战争中必须冒除，但应当是适当的冒险。我们绝不可因减少重要地点的安全而犯错误。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在尚未失去时机以前减少不重要地点的损失。
11．大不列颠的防务是和防卫爱尔兰、占领大西洋各岛的问题分不开的。我相信，我们在保卫大不列颠的安全方面，即使没有退到限度以下，也已经退到了极限了。据我看，在今后三个月内，不应再从本国冒险运出过多的坦克，应以维持已在中东或正在运往中东途中的坦克的后备数量为限。即使是这个数量，按每月消耗百分之十计算，也需要每月运出约五十辆坦克。
我收到这个文件，感到惊奇，一星期后以有几分争辩的口气答复如下：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5月13日
你于5月6日交来的文件中有很多部分是我同意的，也有许多言论使我不能信服。我完全同意你在第八节中所说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曾低估了德国在挪威、比利时和利比亚的力量。其中，比利时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我从未听到任何一个英国的军人指出马奇诺防线支线的脆弱性，或者反对英国占领比利时。我提出这一点，只不过是要表明，甚至最老练的军事专家的意见，有时在战争的变幻莫测中也可能是错误的。
2．……我揣测，你宁愿丧失埃及与尼罗河流域，宁愿我们集结在那里的五十万大军投降或被歼灭而不愿丧失新加坡。我却不以为然，而且，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丧失新加坡。新加坡的防御所需要的军队，只不过占在尼罗河流域抵御德意军队所需要的部队的一小部分。我曾经告诉你据以部署新加坡防务的政治论据。就是说，如果日本参战，美国完全可能加入我们这边。而且，无论如何，日本也不致在一开始就围攻新加坡，因为，围攻新加坡和把它的巡洋舰与战列巡洋舰分布在东方贸易线上相比，是对它危险得多而对我为害较少的行动。
当然，这时，日本人还没有在印度支那立足。
3．我不知道德国在巴尔干各国的行动是否可以用作“他们克服最大困难的能力”的例证。仅仅作为对历史看法的一种练习，我的看法恰好与此相反。德国人在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集结了一支大军，乘南斯拉夫还没有动员并被它的战前政府出卖的时候，对它发动进攻。当时希腊的军队被意大利军队歼灭殆尽，希腊乃为意大利军所占，于是我们实际上在单独抵抗他们的占压倒优势的进攻，当时我们只有他们的五分之一的装甲车辆，实际上没有空军。德国虽拥有这些轻易得来的便利，却不能有力地阻止我军巧妙地脱身和再行登船，这一事实激起了我的信心，而不是引起惧怕。
4．第十节中所述的至理名言完全要看适用于形势的程度如何。但是，我希望，最后一句话同埃及目前的局势没有任何关联。
我见过的许多政府，如果听到最高军事权威所作出的如此严重的论断，是会感到颓丧的。但是，我却没有任何困难去说服我的政界同僚，并且，当然，我受到海军和空军的首长的支持。因此，我的看法占了上风，因而对中东的增援未予减少并继续不断地运去。读者可以看到，我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重申那些反驳关于德国入侵不列颠有成功可能的一类见解的论据。约翰·迪尔爵士本人一定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舆论同他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在提出警告以后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但是，两个月以后，又从另一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哈里·霍普金斯于7月中第二次由总统派遣来到英国。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希特勒入侵俄国而形成的新局势，以及这个新局势对于我们根据租借法案指望从美国得到的一切物资的影响。第二，一位美国将军在充分便利的条件下进行视察后，提出了一个报告，对于我们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怀疑。这曾引起总统的焦虑。因此，第三，前文曾提及，总统对于我们试图保卫埃及和中东是否明智的疑虑已经加深了。我们会不会由于试图做过多事而丧失一切呢？最后，就是设法安排我和罗斯福不久在一个地方会晤的问题。
这次，霍普金斯不是单独一人了。有好几位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驻在伦敦，表面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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