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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演说中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从来没有人比首相更坚决和更不妥协地追求和平的了。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虽然如此，我却不怎么明白，如果英国和法国确实向来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英法两国在这一次又怎么会有卷入对德战争的很大危险呢？关于首相带回来的条件，我相信在夏季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很容易地达成协议的。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如果让捷克人自己去对付，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援助，那么，他们或者早就能够取得比经过这番波折所得到的较好的条件，他们总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条件。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亏……
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为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费心机。
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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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国人真诚地以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为庆幸的心情，却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张伯伦极力要求接受的那个相互友好宣言上签字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说时说道：
我们对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使他们丢掉官职而由另一些并不热衷于和平的人来代替。这种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英国，只要不是张伯伦先生当政，而是库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尔先生当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而是公然承认。此外，我们还知道，现在同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后面还潜伏着犹太国际那个威胁性的敌对角色，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里已立定脚跟和具有体制了。我们还知道有某一个专靠谎言和诽谤过活的国际新闻社的势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卫我们的国家。时刻维护和平，但不容片刻松懈，准备自己。
因此，我决定照我在纽伦堡演说所宣布的，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加紧建筑我们的西部防御工事。现在我要把至今还在我们防御工事前面的两个地区，即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防御工事之内。
他又说：
如果英国人民逐渐丢弃他们自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而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国政客要过问德国境内德国人的命运，或过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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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们又进行一次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听说因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兴，至感遗憾。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过是说，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时，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在军事动员之后，不管怎样检查总可以发现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所以我认为你对他的指责，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我本来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我只是认为，在辩论中引用别人过去说过的话作为自己发言的根据，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星期四那天，我的处境并不怎么简单。你那篇使我大为欣赏和钦佩的伟大的猛烈攻击的演说，是对政府三年以来的政绩的攻击。
在这三年的时期里，除了最后六个星期之外我始终是政府中的一员。因此，你很难希望我会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以致投票赞同。不过，不管你觉得受到我冒犯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我对于冒犯了你这一件事，总是感到很抱歉的，请你多多原谅。
因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你的忠告，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
丘吉尔先生致库珀先生 1938年11月22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小群朋友，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互相指责，实在是个大错误。唯一的原则是尽可能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伤害——不要让渔翁得利。你擅于词令，应该很容易说明你的立场，无须表明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是恪守这一条规则的。你的发言固然无可非议，但你离开正题来答复我，这就使我的一些朋友不免怀疑你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用意，例如，是不是有意尽量把我从反对政府的其他保守党人中孤立起来。我自己并没有这样想。你的委婉的来信，使我完全释然。我们人数那么少，我们的政敌又那么多，目标又那么重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彼此削弱。
我认为我所听到的你的演说的有些部分，尤其是你列举了最近三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灾难，确实讲得十分出色。我真不知道你不用讲稿怎么就能讲得那么全无遗漏。
我对这次辩论，感到非常遗憾。张伯伦现在已毫无牵挂，安然无事。慕尼黑已成过去；防务不足的情况，已被置诸脑后。直到现在，在国防军备上还未见作出认真的努力。以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喘息时间，也将白白浪费掉。我为这些国事而担忧，使我在你提出同我一道吃晚饭时，我的态度显得很没有礼貌，那时我并不知道你发言开头一段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信赖你的真诚的朋友。
11月1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哈查博士当选补上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统的空缺。一个新政府在布拉格就职。
这个茕茕无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长说：“欧洲和世界的一般情况，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期。”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德国在11月初把抢来的赃物进行正式的分摊。波兰心安理得地占领了特申。曾被德国用来作棋盘上的卒子的斯洛伐克人，获得了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为牺牲，也分得一块肉。英国下议院提出慕尼黑的这些后果时，张伯伦先生解释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协定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国际保证，只是在这个国家受到无故侵略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并不涉及该国现有疆界。“我们现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的态度说，“是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的重行调整作证。我不知道当时划定这些边界的人是否认为一经划定就永远不变。我不大相信他们会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许会想到这些边界难免时常有所调整。把这些人当作非凡的超人，认为他们的眼力可以确定永久性的正确边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边界是否应该时常调整，而是调整的方式，是通过谈判和讨论还是通过战争。调整正在进行中，关于匈牙利边界的情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接受德意两国的仲裁来最后决定捷匈两国之间的边界线。我想，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但不久以后还有得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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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7日我写道：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首相正在执行的政策是最具有决定性和极其重要的。他对于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着坚定的看法。他有他的价值标准；他有他的见解。他相信与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达成妥协就可以使欧洲和不列颠帝国很好地安定下来。没有人反对他的动机。
没有人怀疑他的信心和勇气。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享有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力。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上，或者在我国必须对付的事实和可能的事情上，凡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去阻止他，使他不去利用他所能运用的手段和方法走他所坚信的道路。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有承担责任的权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计划对我们会产生什么结果了。
首相相信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方面不再作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因为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征服和并吞，已经满足了德国纳粹政府的胃口。他也许希望说服保守党，同意把现归英国所有的托管地，或被认为与托管地情况完全相同的地方，通通归还给德国。他相信让德国收复国土就可以导致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稳定的关系。他还相信，形成这种友好关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削弱我们与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