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外出执行任务，他便由两名印度骑兵随同保护。
还有一次，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跟随一支分遣队返回驻地时，在途中遭受到大规模的袭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一片寂静的山谷中，突然爆发出枪声和喊杀声，转眼间在嶙峋的山岩之间，奔涌出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冲向他们。丘吉尔亲眼看到大片的死伤。他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道：“只见后边的五六个人已经倒下了，两个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还有一位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惨呀，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啊！”他在当时给母亲的信中还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丘吉尔开始时只是帮助运送伤员，后来亲身投入了战斗。他在距敌人约40码的地方，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枪射击，后来又使用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4个敌人。”后来英国援军赶来了，丘吉尔和这支分遣队才脱离危险。此时，英军已死伤150余人。最后，经过60多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才爬上火车，回到英军老巢。丘吉尔本人则幸运地未受任何损伤。
对于战争的危险和严酷，丘吉尔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惧地主动寻求机会投身于其中，绝不是头脑简单的鲁莽行为，而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同命运之神的赌博，是为了达到今后更高的人生目标，赢得荣誉和名声所下的巨额赌注。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伏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的勇敢得到了宾登·布拉德将军的充分赞赏。这位将军在给丘吉尔的上司，第四骠骑兵团团长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他并要求将丘吉尔派往急需军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但是由于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的调动，不久，丘吉尔就接到重返班加罗尔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骠骑兵团。
丘吉尔对于自己在战地采访中的表现自感相当满意，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说：“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没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得知，军方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将军在战报上点名表扬了他之后，他更感兴奋，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战斗间隙，丘吉尔抓紧时间给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印度《加尔各答先驱报》撰写了大量稿件。在这些战地报道中，丘吉尔站在英国军方的立场上，处理得颇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畅的笔调，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他曾亲眼目睹并投身于其中的战斗场面，及时为读者提供了有关英印部队军事行动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事实。他没有报道英印军队受挫溃退，以及落入敌手的伤员遭受骇人听闻的折磨的详情；不愿透露起义者落入英印军队手中也被“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情况；也未向广大读者泄露英军在镇压起义边民的部队中配备了达姆开花弹的事实。他曾私下谈到过：“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惊胆颤。”之所以如此处理，除了他自己身为英国军官这一点外，他还得顾及同意他参于此次军事行动并使他赢得荣誉的布拉德将军，但以后他在私下里曾多次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谈到事实真相，并从心底里对之感到极端厌恶。
还有一点使丘吉尔感到不快的是，这些报道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时，仅署名为“一个年轻军官”，而未署上丘吉尔的大名。这是他母亲与伦敦的朋友们商议后未经丘吉尔同意就决定的。因为他们担心，丘吉尔在报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军事行动论及英国战略和政治问题，免不了说些使他的上司不满的话，这可能使丘吉尔在军队中陷入严重困境。但这种做法与丘吉尔想在“选民面前扬扬名”的热切渴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报道当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但谁都不知道“一个年轻军官”就是丘吉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丘吉尔产生了在已于《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发表的战地通讯的基础上著书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战时收集到的材料，试图“造一个小小的文库”，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
他将手稿寄往伦敦，请母亲代为联系出版社。1898年春，英国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由于丘吉尔远在印度，不能亲自来看校样，他通过母亲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代劳。但是这位先生的文学修养太差，他在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过程中。改正的错误还没有他增加的错误多。以至于英国文学协会的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当然也有批评丘吉尔本人的成份在内。但总的说来，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认为书中许多地方颇类当年伦道夫·丘吉尔的风格。《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一本专供军官们阅读的刊物《三军联合》杂志认为《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英军的每一位军官推荐这本书。该杂志的编辑还特意邀请丘吉尔为该刊撰写一篇论述边疆政策的专稿，丘吉尔应命很快完成了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丘吉尔对英国殖民政策中的陈旧过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由此导致了人力物力上劳民伤财，困难重重。但这种状况由来已久，马上改变不太可能，也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较为妥当的是要根据边境地区多山、适宜进行游击战的特点来制定新政策，应限制边疆地区设置要塞的总数，尽量节约开支；调动部队应该谨慎而不是草率从事，更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这样才能稳步将英国的殖民统治逐渐扩大到阿富汗这样荒芜的边疆地区。这些看法，其实是他在书中已阐明的各种论点的简明概述。
从当时的情况看，实际上政府已在对老政策进行调整。但仍有一些人在竭力鼓吹“前进的边疆政策”，甚至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陆军元帅弗莱德里克·罗伯茨勋爵。一个军阶极低的年轻中尉竟敢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说三道四，对驻扎在印度的英军的高级将领提出直率的批评，这的确正像伦道夫·丘吉尔夫人所担心的那样，为丘吉尔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英国军方和驻印英军司令部均感不快。因此，当丘吉尔于1898年要求再次参加印度北部边疆地区英军的新的军事行动时，理所当然地被干脆拒绝了。
丘吉尔传……３ 《萨伏罗拉》
３ 《萨伏罗拉》
丘吉尔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回忆说，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他养成了“写作习惯”。由于他未能获准参加新的远征军，他决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小说创作。
从当时直到后来他在政坛失利后的蛰伏岁月，丘吉尔虽然从事了大量的写作工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写作领域，更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抱负。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文学与政治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有时文学还可以作为政治的进身之阶。比如，一度成为保守党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领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而迪斯雷利的“民主托利主义”思想，最初也是通过文学著作阐述出来并影响民众的。这或许是丘吉尔打算在文学创作上一试身手的主要动机之一。事实上，在这部丘吉尔写作生涯中唯一的文学作品中，作者无疑写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特点。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对待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所表述出来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尔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所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伏罗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萨伏罗拉》叙述的是一个虚构的、位于地中海上的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故事。“劳拉尼亚”这一国名，据信是仿照1894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所著《赞达战俘》一书中的“罗里塔尼亚”一词而来。书中描写了劳拉尼亚人民开展的争取人民解放的运动，成功地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可是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除了这一主线外，作为文学作品，书中当然也少不了爱情故事的描写来丰富作品内容，展示人物丰富的性格内涵。有意思的是，由于丘吉尔一直是在学校和军队的严格纪律约束下成长起来，缺乏爱情生活的经历，因此在描写爱情情节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据说连爱情故事这条副线也是他的一位女亲戚帮他编出来的。在不多的对女主角的描写中，伦道夫·丘吉尔夫人还作了一些指点。
“萨伏罗拉”既是小说的，也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一位年轻的政治领袖，在他身上集中了丘吉尔所赞赏的一切优秀品格。他英勇机智、博学善辩，不仅对“人间的一切乐趣有鉴赏力”，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和系统的理念。他领导着反对党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着推翻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的解放斗争。书中的女主角是独裁者的妻子露西尔，她是一位“容貌美丽”、见识过人的女英雄，她的沙龙中“挤满了来自各国的最著名的人物，……温文尔雅的使节们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问题，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复”。她暗中同情萨伏罗拉的斗争，在她的丈夫派遣她到萨伏罗拉那里去打探起义计划时，她与萨伏罗拉一见钟情，两人的关系急剧发展。由于丘吉尔本身经历的缺乏，他曾请班加罗尔一位要好的军官朋友在两人的爱情描写上给予帮助，但结果并无多大改进，于是他明智地尽量回避这方面的情节描写。至于在书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内战情节的叙述，丘吉尔写起来则十分轻松、驾轻就熟。
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伏罗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查尔斯·狄尔克曾说，他所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人是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几年以后狄尔克又补充道：“自那时以来我知道的虚荣心最强的还有温斯顿·丘吉尔。”
还有传记作家在丘吉尔的传记中，曾引用了一个当年广为流传的笑话。据说在《萨伏罗拉》问世50年之后，一次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丘吉尔走进下院的吸烟室，坐在一位新当选的议员旁边，向那位议员问道：
“年轻人，你也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鬼力量使我投身于政治吧？”
那位年轻的议员回答说，当然想知道。
丘吉尔对他说：“是虚荣心，年轻人！是赤裸裸的虚荣心！”
这个笑话可能不具备生活的真实性，但传记作家之所以引用它，或许是认为它多少包含着一定的艺术真实，对于读者理解丘吉尔的性格具有典型意义。
应当肯定地说，上述传记作家的说法都不无一定道理。但若是将丘吉尔一生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内在动力主要归因于他的赤裸裸的虚荣心，则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这种状况是由于这些传记作家囿于政治的或党派之争的偏见而形成的。
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么在书中的几个次要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与年轻的丘吉尔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书中有一位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这与当年爱维莉丝特太太照料小温斯顿的情况何其相似！还有一位名叫狄洛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小说下载网…。。）。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萨伏罗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比如以下一段描写：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