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通过弥补陈菁，让自己的人生光滑完美。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陈菁去找到那男人，我并不知道，便开口问了她。陈菁说：“日记，日记——看了杨帆的日记，我才知道自己的这点悲剧，简直不值一提。”
至于后来的故事，正如陈菁所说：在那个富翁男人的资助下，通过那位优秀律师的努力，他们找到了足够多证明《女生日记》上案情真实的证据，从而让她“谋杀女人”罪名不成立，只以“误杀男人并影响恶劣”的罪名，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脚踏实地地去救赎自己曾经的胆大妄为，我开始好好地修炼自己的文字，去迎接新的生活与杨帆。
而赵一平，我终于可以为你下一个定论：你死得其所，但我理解你痛疼的感觉。陈菁后来说，她之所以对我有“性趣”，完全是缘于赵一平无数次提起我时的潜移默化。在无数个令我颓废绝望的日子里，赵一平依然坐卧不安。他在那个醉酒的晚上，走了一条爱情的捷径，结果这令他骑虎难下，抱憾终生。他最爱杨帆，但却永远无法拥有她的心，他败给了他最好的兄弟——我，李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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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菁透露，赵一平每次与她偷欢之后，都会痛哭流涕，委屈得就像一个迷路的小孩。听说，有好几次，赵一平都想成全了杨帆，但他告诉陈菁：“杨帆是我的左心室，割出来了，我就会死掉。”甚至也有好几次，赵一平想要找人干掉我，但他又告诉陈菁：“李小峰是我的右心房，戳破了，我也活不了。”他就这样怀揣着他的左心室与右心房，看着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渐渐地走向了身体的沉沦，到最后迷失掉了他自己。
现在，留存在我大脑里的，只剩下一个疑问，那就是杨帆为何不早早地告诉我，她并没有杀死那个女人？怀着这样不解的心情，我翻看了陈菁送来的《女生日记》，从而总结出如下三个原因：第一，杨帆不想让赵一平，一个已经被她推下楼的死者，死得罪有应得，死得奇臭无比。第二，在杨帆看来，“杀人要偿命”，赵一平既然已经被她杀死，便没有什么解释的必要了，而且估计也解释不清楚。第三，杨帆在日记中还写道：“我开始慢慢习惯这种流亡生活，与小峰经历的东西，远比舞台上丰富得多。”
此外，对“禁书”《女生日记》的反复拜读，让我见证了杨帆非同寻常的伟大。这个细腻女子笔下的爱与恨、生与死，令我真实地触摸了爱情的体积与温度，感觉到了死亡的重量与长度，从而让我知道自己的经历是多么的肤浅不堪。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李小峰因改造认真，表现优异，提前出狱。
我回到故乡，母亲白了头，父亲驼了背；赵大爷用树枝鞭笞我的双腿，刘伯伯用竹棍敲打我的屁股；而刘义的坟上长了草，赵一平的坟上开了花……
我来到重庆。母校焕然一新，高楼拔地而起，又一批新生入住了我们的宿舍。废弃的工厂已经拆迁，一只母猫带领着一群小猫晒太阳，依稀就是曾经的“活着”。
我来到长沙。杨母的坟头已长出两棵茁壮的黄桷树，“秋天的时候看到绿芽，一定特别温暖”。远处的柳絮飘落在她的坟茔上，仿若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在这块土地之下，一定埋藏着一个诱人的天堂。
我来到梅城。萧金贵蓄了胡子，肖晓萍也烫了发，小萧鑫已经能够迈着碎步，喊“爸爸、妈妈”。还有那只“活着”，越发短小精悍，看样子它已经习惯了与高大的牧羊犬撒娇。而那一排民工房已经被弃，电缆厂新修了一栋宿舍楼。
我来到梅山。聋哑老人依旧手舞足蹈，周阿姨仍然笑意盈盈；小石头已经康复出院，小公主也正茁壮成长。教室重新粉刷了一遍，伙食也有所改观；有三个孩子就了业，有两个孩子回了家。然后，我来到海边，再次坐上老许的小船，在风口浪尖上，乘风破浪。
我来到南京。作家线头又出了两本书，一年之间，他家里便多了一个姿色平平却又涵养极佳的妇人。蔡小田告诉我：“夏雨啊，和她老公去了法国。”浦口区又兴建了不少工厂，而古都金陵的满天繁星，突然间又收拢成一轮皎洁的圆盘。
最后，我来到成都。大哥已经成了主治医师，而大嫂也正怀着小宝宝。竹林间的别墅多了一名小保姆，而老阿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依然是：“我家菁儿，人可好啦！”这次，我真诚地点了点头。然后，陈菁带路，我们去了监狱，我终于见到了我最亲爱的杨帆。
现在，穿着囚服的杨帆依然美丽，在征得狱警的同意后，她还专门为我献舞一支。我们就那样傻傻地对望了很久很久，然后，我把一本《天使不说话》递给了她。只见我的杨帆睁圆了眼睛，撅起小嘴说：“你这个坏小峰，竟然抢了人家的创作题材！”
我尽情地欣赏着她的淘气，悠然总结道：“只需要一本《女生日记》，你已经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第41节：遵义 腻腻的Ru房（3）
然而就在杨帆为这块废铁抿着嘴偷笑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劫难已经来到我们面前。
用特务般的身份搜寻了一上午的垃圾，我们回到了亭子，准备睡上一个下午，晚上好带回那些战利品。杨帆到附近的树林“小解”去了，我饥肠辘辘地转到大树后面拿食物。
然而，箱子不见了！
我的喜悦僵硬在脸上，整个人如遭猛烈一击，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杨帆急得都快哭了，她后悔莫及地向我数落道：“里面还有两包瓜子、三个面包、半袋方便面、两个苹果，还有二十四个空瓶子啊！”不久，她就意识到丢失的远不止那些食物，我们所有的衣服、笔记本、二十块钱、银行卡以及我箱底的那些琐碎之物全都不翼而飞！这其中还包括夏雨曾经送我的ZIPO打火机和高级剃须刀，当时贵得用掉了她两个月的零花钱。我一直将它们放在箱底，放在我外出流浪的心灵深处，哪怕在最缺钱的时候，都没有动过它们的主意。但现在，除了两条性命、一张身份证、三块两毛钱及一部破手机，我们恐怕一无所有了。
我们的逃亡遇到了空前的困境。没有了箱中东西的支撑，我一点底气也没有！还来不及抱怨或忧伤，我们就迅速地离开了那座亭子——这个偷盗者或许是其他的拾荒乞丐，但也可能是人民警察的正义追捕。
在偏僻的商店买了两个馒头，干咽过后，烈日的灼热让我们的嗓子都生了烟。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到河边，拣了处稍显清澈的河水喝下去。在无比绝望中终于熬到了晚上，我们重新振作精神，沿着白天的行程一路拾荒。
这个城市的拾荒者似乎很少，我们除了拾起白天已经盯好的垃圾，一路下来还有不少新的发现。每到一个垃圾筒，杨帆总是抢先探下手去，像往抽奖箱中摸奖券一般。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神秘而滑稽地望着我，用手去感受垃圾筒中可能会有的财富，我能轻易地从她眼神里的兴奋或者沮丧，判断出垃圾筒的肥沃或者贫瘠。有时杨帆双眼放光，她快乐的声音在夜色下仿若天籁：“两个瓶子！”甚至有一次，她蹲着木然不动，兴高采烈地回过头说：“小峰，你猜！”在我“破铜？烂铁？塑料？薄膜？凉鞋？瓶子”等的一大串猜测后，杨帆乐悠悠地从里面拿出一本崭新的《读者》。
这本书让我们动力十足，笑逐颜开——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读过书了啊！只见杨帆倚在垃圾筒上，用纸将小手擦了又擦，这才将书摊开，像捧读《圣经》一样读起了书。橘黄｜色的路灯沐浴着杨帆满脸的虔诚，我妒火中烧地坐在一旁，牢骚满腹。良久，杨帆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陶醉，欢呼雀跃地朝下一个垃圾筒跑去……
这晚上我们几乎将遵义城逛遍，来来回回地走过一些“富饶”的垃圾筒，总觉得再走一次，里面又会如肥沃的土地一般，长出我们无法预知的希望。在这么一个晚上，不夜城是属于我们的，遵义城的所有垃圾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感到幸福的酸楚。夜晚的护城河倒映了五彩缤纷的霓虹，桥上的彩灯将河水映照得格外妖娆健美，汽车游弋而过，荡起清晨五点的凉风。我们在河边洗手洗脚洗了头发，再坐回到僻静的巷道，等待着收购站开门。
废品收购站的阿姨为我们的年轻大为感动，故而给我们多结了三毛钱。因此，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们辛苦的翻寻，翻找出了这城市二十一块钱的额外价值！
买了四个馒头，早上十点，我们来到一个最荒僻、最便宜的旅馆：一个房间十元，洗两个澡另加三元，借用万能充电器再加五毛。在那个简陋至极的两米见方的厕所，我和杨帆分别洗了一个久违的热水澡，这令疲惫不堪的我们，仿佛又遇到了生活最完美的馈赠。
再来说说我们的房间，大概也就四五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凳。电灯开关是裸露出来的，黑色胶皮大致地包好了黄｜色的铜丝；插座镶在开关上，一点也不牢靠。窗户对面是同等小旅馆中晾晒的破旧衣服，看来这次的确选对了地方。我与杨帆就那样和衣而睡，躺在这如坟墓般窒息而狭小的空间里，睡过了白天。这一觉睡得尤其香甜，甜得超过我们此前经历过的任何荣华富贵。
黄昏时我们双双醒来。本来年少轻狂的我们准备做点什么，但看到棉被上的黄斑茶垢，我们马上就扼杀了这样的邪念。我们站在床上搂抱了一会儿，杨帆就教我跳起了交际舞。不过在小小的单人床上，这个交际舞跳得更像是变了态的贴面舞。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第42节：遵义 腻腻的Ru房（4）
杨帆气得“脱”给我一个肮脏的枕头。
笑过之后，她跳了一支现代舞。之所以说这舞现代，不是她脱了什么，露了什么，而是那屁股扭得真是太艺术了，那胯那腰那腿那手那眼神，其形其速其态简直动感得惊世骇俗。杨帆跳着跳着竟然流出泪来，我也不禁为她这舞蹈坯子沦落到在这么不伦不类的舞台而黯然神伤。
杨帆问：“小峰，你说我还能跳舞吗？”
“怎么不能？只要我们活下去，就绝对会有机会。这种案子至多查几年就冷了，到时你就能在浙江跳舞啦！”我以为自己这样的安慰能起作用，没想到杨帆却大哭起来，她楚楚可怜地告诉我：“小峰，我们跳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与青春赛跑，到那个时候，哪怕我能活下来，人也老了，脸也丑了，腰也粗了，腿也短了，骨头架子也都散了……”
杨帆就是杨帆，哭了一会儿她又破涕而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小峰陪我，我还是赚啦，再说我还可以读书嘛！”说着又翻开那本《读者》逐字逐句地阅读，每读完一个小故事，她总会抬起小脸，含情脉脉地对我叹道：
“写得真好。”
在昏黄破旧的旅馆中，在杨帆崇拜向往的赞叹下，我那沉寂已久的文学梦想幡然醒悟。我突然信誓旦旦地告诉杨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杨帆也不甘示弱道：“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
“不行！”我反对。
杨帆吓了一跳，她委屈地问：“小峰，怎么啦？”
“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夫人！”我笑着说，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你要成为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老公也是可以的。”
杨帆嘿嘿地笑，她说：“那我们成为夫妻作家吧，说不定以后市场上就火这个。”
我也Se情地笑道：“那我们还是写黄｜色小说吧，一边写一边做！”我本以为杨帆会哈哈大笑，没想到她却正色道：“小峰，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霎时间，我的心曲拨动起往事中的一块硬石，我想起两年前赵一平与她的“先斩后奏”，不禁淡淡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想说了。
手机充好了电，我收到了蔡小田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首七言绝句，洋洋洒洒地表达出对我们的愧疚，似乎用诗化的语言就能把他的罪恶洗涮干净。第二条是我们与他分开两天后发出的，他似乎经历了什么事，短信上说：“我们两清了。”此外，我还收到一条大哥的短信，他以兄长的身份询问我现在的情况，并指出了生活的难处，想让兄弟我挣钱后先支援他一把。另外一条是陈菁的，她暧昧地问我在广州工作怎么样，又告诉我赵大爷已经康复，人还继续留在重庆。最后一条是陌生的号码，没有说自己是谁，只是简单地问了句：“小峰你还好吗？”
杨帆在那儿继续品咂《读者》中的笑话，我到楼下电话超市拨打了这个陌生的号码。果然是夏雨！夏雨开口就问：“你见过我表哥没有？他被歹徒伤了大半边脸，又没有报警，哎，好像伤口感染，左边的脸都给毁了！”我有些愧疚，这种愧疚有一大部分源于对夏雨的欺骗。只听她又问：“你现在在哪儿？区号好特别呀，在哪儿工作呢？”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回答，她又问了我的身体，问了我的父母，问了许多我们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小秘密。电话显示屏上的时间不断地滴答，我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了夏雨，问：“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夏雨愣了愣，又马上坚定地说：“行呀！”
“可能暂时还不了？”我实话实说。
“没问题，要多少？”她干脆地问。
“四百！”
白天睡足了觉，晚上精神就特别好。打闹游嬉了一会儿，杨帆仰望天花板，突然说道：“我恨我爸爸！”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