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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庙东村号称为“母老虎”的地主婆李玉琴解放前欺负得逃到异乡去的那个福平妈和福平母子俩在土改时已经返到回庙东村了。福平因为家庭成分好，刚解放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在华阴人民公社财政局当会计，也算得上是有点儿身份、名望的人了，但是他那年过五旬的老母却理所当然地也被卷进了这场大炼钢铁的人海战之中。天，是一天比一天的冷了，福平放心不下自己年迈的母亲，就在有一天，买了一点东西，到县西河捞铁砂的现场去看望他妈。他来到县西河一看，这里到处都是捞铁砂的人，一眼望不到头儿，简直是红旗如海人如潮。凭借着呼啦啦迎风招展的红旗上面所大书着的字样，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孟至塬管区社员捞铁砂的地方，在像蚂蚁蠕动一样多的人众之中，找到了自己母亲那熟悉的身影。他眯缝着被风沙吹得难以睁开的眼睛，一步步朝着自己母亲捞铁砂的那儿走去。他走着看着，远远地看见他母亲旧社会被缠坏了骨头的那双小得可怜的的脚，站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小腿似乎都冻青了。她站在那里颇显得头重脚轻，不住不由自主地在前俯后仰、东摇西晃。看得出她总是在竭尽全力地想使自己站稳身子，可就是怎么也难以站得稳。她似乎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而她凭着自己在旧社会恶劣生活环境中所磨练出来的那坚强性格，顽强意志在奋力支撑着，抗争着，正一心一意地用一个柳条编的簸箕在河水里淘铁砂。这一切牛福平看在眼里，苦楚在心头，暗想：“母亲旧社会在暗无天日的境遇下不知吃尽了多少世人难以吃下的苦，好不容易才熬到了现在解放，有了出头之日，再也没有谁敢欺侮了，应该说是到了人间天堂；自己在华阴这个大公社里不管怎么说，大小也算是一个人物，乡党邻里没有不看得起的。按理说，像这样，母亲也就应该滋滋润润地过上几天舒坦日子了，可是现在不仅过不上舒坦日子，而且仍然还得要下在这冰冷冰冷的河水里去捞铁砂。像这样的天气，她这样年龄及身体状况的女人，怎么经受得了，吃得消啊！”他不由得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双眼。他内疚，他自责，他抱怨自己没本事，让这么大年纪的老娘还要吃这样的苦头儿、受这样的罪。他再也忍不住了，飞也似的撒腿跑到他妈跟前，脱掉自己的鞋袜，跳进冰得让人打牙关的河水里，从他妈手里一把夺过了簸箕，声音呜咽，抽泣着说：“妈，你去歇着，我替你淘。我就不信给你把今天的铁砂任务超额完成不了。”说着就没命地替他妈捞起铁砂来。你想，福平他妈这人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她怎么能让她这当国家干部的儿子来做原本属于她自己职责本分内该做的活儿。她被福平夺走了手中捞铁砂的簸箕，看着儿子替她捞铁砂的那股子卖力劲儿，不由得苦笑了笑说：“福平，我娃别看你劲儿比我大，可你捞铁砂这两下子还没有我得法、有窍道呢。让你捞铁砂，一天肯定还没有你老娘我捞得多呢，说不定还会因为完不成当天指挥部给你所下达的铁砂任务而上会挨批评呢！”福平听着他妈那格外亲切、开朗而又颇有风趣的唠叨话，禁不住就抬起了头，用袄袖擦了擦额头上所沁出来的汗水，深情地看了他妈一眼说：“那可不是！我再能干也是你的儿子啊，儿子怎么能比得过老妈呢？要不人家怎么还能总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呢？”福平他妈借年轻力壮的儿子福平替她捞铁砂所得来的那难以得到的一小会儿工夫，喘了口气儿，歇了会儿，随即就又站了起来，对福平说：“平儿，你还有你的事呢，赶紧回去吧，让妈我自己来，咱娘俩谁也替不了谁的。妈这儿什么都好着的，你不要老为我操心，跑到这儿来，耽搁了你的工作。”说着她就从福平手里硬夺下了她那捞铁砂的簸箕，再三地催促她福平赶紧走。福平看着他妈执意不要自己搭手帮忙捞铁砂，再说在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谁能不忙，自己手头也确实还有着好多好多的事情堆在那里在等着自己去办理呢，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妈。只是他在离开他妈的时候，一再反反复复地叮咛他妈说：“妈，天冷了。你千万要注意身体啊！”
福平已经都走得老远老远了，还是忍不住一个劲地扭回头在看他妈。他妈站在那冰冷的西河水里，望着越走越远的儿子，也在不住地挥手说：“平，你只管一心干你的事情去吧。妈的身体硬朗着的，你尽管放心，没事儿，能撑得住。”说着就弯下了身子，一边继续去捞她的铁砂，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以前多少艰难困苦，我老婆子都没放在眼里，捞铁砂吃这点苦能算个什么。”
这天，福平回到自己单位后，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不知怎的，不管干什么事都不专心，老是丢三落四的。他母亲—一个小脚老太婆，白发苍苍，冬天站在冰冷的河水里捞铁砂的情景，老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每当一想起这场景，就好像是自己站在了县西河的水里，冷得腿肚子抽筋，浑身都在打哆嗦，又好像有数不清的虫子在一齐咬他的心。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折腾到后半夜，还是怎么也不能入睡，心里老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人民公社好，固然是千般好，但要是把大炼钢铁这事一直这样弄下去，究竟能弄出个啥结果来呢？田里、地里的什么活儿都扔掉不干了，什么东西也都不要了，整天人山人海地闹腾着大炼钢铁，也不看看炼出的那些东西能叫钢铁吗？到头来能不能有一点儿用处，这谁知道呢？就这样只管整天把人赶到县西河里蛮干，折磨人，这是个办法吗？这些管事的人一天心里也不知道都是怎么想的？到底还把人当不当人？在意不在意人民的疾苦，关心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可能他们都没爹没娘吧，也或许他们的爹娘可以借着什么原因而不用去参加这场撼天动地的大炼钢铁运动？要不然他们怎么能这样铁石心肠，眼睁睁地看着县西河里那些捞铁砂的父老乡亲而无动于衷呢？怎么能忍心让那么多人十冬寒天腿泡在冰冷的水里而置之不顾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者爱人’呀！”福平一个人躺在床上这样想着想着，心里就产生了一股莫可名状的怨愤。这怨愤来自他对他老娘也在那里捞铁砂、受苦遭罪的不忍，也来自一颗朴实善良的心和某种朦朦胧胧的预感。
说来也巧，就在他产生这种情绪后的不久，他们部门就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最新工作精神，号召全体党员、职工干部向党组织交心，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鼓励人们向党组织提意见。福平心里那股怨愤正没有地方发泄，这下子可找到了时机。他看见和他同一单位的人都纷纷地写大字报，批评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不当之处，头脑一热，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出于对党组织的忠诚、关心和负责，也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笔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华阴人民公社目前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并且殷切祈盼公社党委能尽快予以矫正。谁能想象得来，他不写这张大字报倒不要紧，这一写竟然一下子给捅了天大的一个娄子，惹下了一个非同小可的灾祸。公社党委马上派人来和他谈话，向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你这是诬蔑我们目前的大好形势，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福平还想据理力争，解释申辩，可是党委派来的人极不耐烦地一挥手说：“行了行了，你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也不要再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还是尽快把你所主管的那些工作整理一下，移交手续吧。”党委派来的人所说的话好像是晴天一声霹雳，一下子就把福平给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善意地写了一张批评华阴人民公社当前工作的大字报，诚心诚意地给公社党委提了一点意见，居然能得出这样怕人的结果。他的嘴干张了几张，什么话也就都说不出来了。只听这人又说：“党委鉴于你思想右倾，已决定让你停职反省。”福平竭力申述说：“党组织开会时，不是一再向党员宣传，提倡给党委提意见，并要求每个党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还说什么党委对同志们所提的意见，抱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不是还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能这样说变卦就变卦了呢？”党委派来的那个人神情格外平静，只是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好了好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说什么也都不顶用了。组织上认为你的表现已经是够充分的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事情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你也就只好认了吧。”可怜的福平就这样在机关“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
无独有偶，一世精明的牛保民在农村也和在机关的福平有着差不多的遭遇，弄了一个没见官就挨了四十板的事情。他一开始由于种庄稼是行家里手，很受庙东村生产大队，甚至孟至塬管区头头脑脑们的器重。人家对他委以重任，没有让他到县西河里去捞铁砂，而是在庙东村生产大队带着几个务农的把式组成一个科研试验小组，搞科学种田。牛保民也为自己受赏识而高兴，工作干得很是卖力，认认真真地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对农业所提出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在生产大队给他们划定的那五六亩一片，各方面设施条件都很好的试验田里废寝忘食地进行着科学试验种田。他带领他们那一帮人首先干劲冲天地给试验田施肥，反正生产大队里有的是农家肥，它再少也能确保这五六亩试验田的需用。他们抱着越多越好的原则，一下子就给试验田里施了一尺多厚用秸秆和蒿草所沤的农家肥，给试验田好像盖上了一层既厚实又松软的棉被。心想：这一下子肥料施得这么足，看庄稼不长好还能有什么说的。然后，他们就又对作为试验田的那块地进行了深翻，用铁锨把这块地一锨接着一锨，一茬倒一茬，一下子齐齐翻了一米多深，等于把地整个翻了个过儿，把地下面的死土全给翻到了地表，而把原来地表很肥沃的那些由多年耕种形成的活土全都给翻到了一米以下的田地深处去了，一味心想：“这下深翻可也该够数了吧。”地整理好了，这接着就应该是播种了。牛保民被大势所迫，在大家的怂恿下，破格地解放思想，大胆革新，切实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中密的原则，播种时身不由己，硬着头皮，破天荒地一个劲儿让稠、稠、稠；纵播了横播，横播了接着再纵播，就这样翻来覆去不住地往地里播种。通常一亩地一般只播种十来斤种子，现在试验田里一亩地竟然给播种了一百二十多斤—不在地里撒下足够的种子，怎么能产下理想多的粮食？这是自然之理。人们认为这才算是真正在落实党中央在农业八字宪法中所提到的“合理密植”的密。牛保民心里却直嘀咕，暗暗思量：“我的妈呀，这一亩地来年到底能收获多少粮食呢？现在光种子一下子就种了这么多？”—要知道，按常产，当时一亩地产粮食也就是只不过是一百二十斤左右，就这还要是好庄稼哩。如今往地里种的种子竟然比常年地里所出产的粮食还要多，这样，到时候地里究竟能长出来个什么样的庄稼？当时的人几乎每一个口口声声都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他们哪一个真正把马列主义思想中的那个唯物论辩证法当回事了？哪里知道还有物极必反这个理儿？无意识的只是一味盲目地强调密植，却把“合理”二字抛在了脑后而置之不顾。“地里种不下够多的种子，哪里还想来得高产量”这思想一时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尽管牛保民对这样的做法疑虑重重，可是他手下的那些组员一个个还是议论纷纷，不大满意，不断地向他提建议说：“人家某某生产大队的试验田，一亩地都要下种二百多斤种子哩，咱们下种那么一点儿种子能比得过人家吗？别叫上边说咱思想保守、落后，把咱给批评了着。现在到处都讲究敢想、敢说、敢干呢，你说你一天到头倒敢什么？一天畏首畏尾的，跟上你也真够窝囊的。”怎奈这牛保民生性是个实在人，他心里老想的是这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个极限的；凡事一旦超过了极限，那就马上会走向反面，招致和自己初衷相反的结局。在试验田里是要大胆搞试验，但决不能由着性子，耍二杆子劲，蛮干。
试验田里播种的小麦破土出芽了，由于种子质量好，出苗率高，更不要说粪肥充足，水也有保证，地里麦苗稠得一个挤一个，几乎都叠了起来，比往常农民在地里所下的葱秧不知还要稠多少倍，简直都跟秋天天气晴朗时银河的星星稀稠差不多了，密密麻麻一毡片子，连水恐怕都泼不进去。
孟至塬管区召开科学试验种田小组组长会议，让大家预测、上报各自试验田来年每亩地的产量。牛保民想：“这回一定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同时心里又反复盘算着，“如果碰上好年景，在水肥充足、管理得当的条件下，自己所搞的那块试验田，平均一亩地能产一千斤小麦，那就很不错了，比现在的好年景一亩地产一百二三十斤就能高产七八倍了。真要是那样了，那么一年所收获的粮食怎能吃得了呢—那把人就都能高兴死。”于是他就显了个积极，打了个头炮，率先发言表态，为他的试验田明年的高产预报了这么一个“惊人”的数字。他所上报的这个数字实际上就已经有点儿虚夸了，他表态以后，心里还正打着如意算盘，自我陶醉呢，以为管区的领导听到他所上报的这个敢想敢说的预测数字，一定会在这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