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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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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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巍保床⒉灰蛲夤灿卸牵嗖灰蛲夤挥卸恰#3'它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4'其中,仅棉布产量,估计每年大约就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5'总收入将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它是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也每每为其他地区劝农时视为榜样(如在苏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
  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复本位”制。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的困境。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闲民”和众多改业的现象。'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生业甚少”,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13'乾隆三年上谕:“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 * *
  '1' 布罗代尔也说,在有关问题上,他毫不后悔使用“工业”一词,而不说“前工业”活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二卷,页311;按,《周礼》所谓四职兼修,三农九谷之外,园圃、虞衡、薮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属于农业范围。如“薮牧”是指畜牧;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
  '2'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
  '3' 据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美国学者诺斯(North)也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


第一章一节。
  '4'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第八章二节;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参见《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页172。
  '5' 据吴承明估计,江南棉区每年产布约4500万匹。但他所计入的地区只有松江、常熟、无锡等,而遗漏了太仓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门厅各属及苏州、常州二府的多数州县,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60。又,“小土布”是徐新吾先生坚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6' 参见《石渠余纪》卷3《纪矿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7' 以上参见韦庆远、鲁素:“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13~1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页454。
  '8'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


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 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理财门》。
  '10' 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贵州“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广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浙江“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广西“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八章一节。
  '11' 李光庭《乡言解颐》:《周礼》“九职任民,终曰间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谓佣作于人,转徙不定也”,如乡村之助工、短工等,中华书局,1982,页45。
  '12' 朱泽澐:《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28;《清史稿·儒林一》朱泽澐传。
  '13'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五日,《圣祖实录》卷255。
  '14'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对鄂弥达的朱批,朱批奏折。以上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页1—72。
  '15'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16' 参见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
  '17'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看来,十八世纪世界史上的“共时现象”,其一为人口增长,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
  清朝政府制订劝农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如同官献瑶、庄存与等人,读书治学本为“通经致用”,初非为考订而考订。因此乾隆初年,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能员和循吏,积极致力于这一政策的推行。
  乾隆二年九月己酉,谕:德沛在甘肃巡抚任内,声名甚好,今已用为湖广总督。伊前所奏开渠凿井、兴修水利等事,皆利益民生,爱养黎元之切务。历来督抚似此留心本计者,颇不多见。是时又有署西安巡抚崔纪劝民凿井灌田,皆“能留心民食,知本计之所当先”。'1'
  是月,两江总督庆复奏:浙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应令各州县官查勘该处地方,可以植桑者,官买桑秧,分给居民种植,示以育蚕之法。得旨:农桑乃为政之本,所当时刻留心。此奏欣悦览之。
  闰九月乙丑,福建巡抚卢焯疏称:闽省不知蚕织,近加劝导。并移咨浙江湖州府,拨蚕民十户到闽,教以育蚕缫丝之法,著有成效。
  是月,安庆巡抚赵国麟奏:查凤阳一府,每岁收获之后,即挈妻孥游行四出,沿门觅食,习为固然。究厥根由,皆因耕织不勤之故。请严饬地方官时加劝课,务令勤于耕织。
  三年十二月庚子,河南巡抚尹会一奏:臣于上年钦奉谕旨,随饬地方官责成乡地老农,多方劝谕种树,自桑柘榆柳以到枣梨桃杏之属,遇有闲隙之地,各就土性所宜,随处栽植。一年之内,实在成活之树木共计一百九十一万有余。上谕:《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
  四年十一月,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向来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麻、荍麦,素不出产。近年设法劝种杂粮,俱有收获。山上空地,多裁茶、桐、蜡、桕等树。苗疆向无市廛,近今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俱按期交易称便。得旨:览奏,朕怀诚慰。
  五年九月丙子,给事中朱凤英奏:安省庐凤地方,于秋麦小米之外,别无所种。原野萧条,百无一有。宜广植树木,以收山泽园林之利。栽桑种棉,以资纺绩。谷麦之外,兼种杂粮。
  丁酉,奉天府府尹吴应枚条奏奉天应行事宜,请饬旗人学习蚕织之事。
  是月,安徽巡抚陈大受奏:安省高阜斜陂处所,茂草平芜,竟成荒废。春间令民试种旱稻,现在每亩收成,竟有至两石者。明岁当令各州县,广为树艺以收地利。得旨:如此诸凡留心,甚慰朕怀也。
  六年三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省城士庶相习饲蚕,上游旧无杉木,臣捐募楚匠,包栽杉树六万株于城外各山。又附郭三处,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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