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缺乏社会中层组织，农村自家庭或家族以上，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得效率较低、传布较慢。看起来，总不若官府有组织行动那样雷厉风行、直捷有力。如遵义在取得蚕种后，立即就能组织四乡学习、推广，显然是借助了基层组织的协助，尽管这种组织在今天看来还很“软弱”。
官府行为的又一个优势，是有财政方面的支持，而这是不计收益，甚至是不需还本和无息可计的。例如在山蚕的推广中，购种、运送、雇募匠师、置办器械、设立场所，在在需要花销。个体小农缺乏资本，“是无担石粮者，安肯出中人产而谋此未见之利哉”？雍正以来，清廷决定“火耗归公”，其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做为地方公费，以推行有益的地方公益和经济事业。因此到乾隆初年，各地就有一定的财政力量从事地方建设。这可能也是乾隆间政府劝农较为集中而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官府劝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弥补市场的缺环或不足，特别是在那些欠发展地区。因此政府也可于试行初期或必要之时，为产品提供一定的保护。如陕西推广蚕桑，有种桑未养蚕者，给价收买，养蚕得茧不能缫丝者，“亦许卖给于官”；“纵初行无甚利息，所亏亦甚有限，身任地方，定能不吝些须，加意率作，以为小民开衣食之源”。＇6＇
总之，政府于劝农一事，可以依赖其知识信息、组织与财政的力量，进行较为直接而有力的行动，因而易于构成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方案。具体说来，从新生产项目的选择和引进（包括购入所需原料），传授生产方法（包括初级及加工生产，请匠师、设官局及组织各乡学习），提供资金（直接投资及提供借贷），以及保障销路（选择期间的包销和试行阶段的保护性措施），等等方面，都可程度不等地插手其中。经济发展，俨然已经成了当时政务的重中之重。在一时期间和若干地区之内，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插手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7＇
另一方面，清代除少数的例外，基本上没有过强制性的推行。这与其他某些朝代相比，颇有区别，如明太祖曾令凡民田必“栽桑、麻、木棉”各若干亩，实与清代发展商品性经营、提倡因地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8＇不可同日而语。
多年后皇上在《御批纲鉴》（卷41）里，就池盐设税之必要，写道：
可知食货之经，未可因任自然矣。
好像仍在坚定的为当年的政府干预，作自我辩护。
乾隆初年，中国遇到了十八世纪最大的灾害，继乾隆七年江淮大水之后，八年直隶大旱。国家赈恤灾民，于江南动用上千万石（两），直隶复数百万。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今“天下何无备之甚也”，平日卤莽薄收，一有急，则待赈济为活计。查受灾之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卫河、滹沱、漳河），支河二十有五，滀水之淀泊三十有一，蓄水之渠三，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多，莫如此二处，山东、畿辅之水，皆委输于瀛海、奔汇于直沽。若蓄泄有方，即逢旱岁，灌溉之功，可救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撑持数月。臣窃以为，与其徒费之于赈恤，不如大发帑金，将畿辅水利，尽行经理。一举两得，转败为功。
他又举前人的成功例子说，汉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今之昌平也；北齐修督亢陂溉田百余万亩，今之涿州也；宋于雄、啵灾菀淮搜吡倮锕嗵铮穸⑽鞫恚雌涮零幻饔谔旖蚩锒叮妒账奈迨还罟獾厍胄撕蛹渌铮簧夏曛倍礁弑笄肟蓝ê庸嗵铮谇樾涝谩Ｓ治攀吧接行扌兆芬牒铀嗵铮瘸Ｅ┠妒帐叮惑幌馗幻褡孕性渚嗵铮旰邓辏淅嫒模幌衷诎灾葜葜煲或悖诙录湓懊窨в嗫冢衿睦抵霸蛩尚艘簿鲆印保�
但为什么以前怡亲王与大学士朱轼经理直隶水田“垂成而坐废”呢？柴潮生以为，这是因为“强之为水田”，而非“兴水利”，其教训不难吸取。
因此他建议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经理畿辅水利，河旁开沟，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受赈之民，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非以费财，实乃阜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是谓无弊之赈恤，不竭之常平，无形之帑藏。
他最后说：“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苟舍此不为经理，其余皆为末节”；而欲尽兴西北之水田，事体至大，请先就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9＇
柴潮生所提到的开井，先经顺天府尹蒋炳奏请，上谕：不知如何举行方为妥协？可否试行于天津、河间？或调曾在陕西凿井的崔纪董率办理？寻奏，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二万二千余口。一井所费，不过需银一二两。民间俱各踊跃从事。＇10＇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建议，如直隶总督高斌奏，桑干河为永定河上游，绵长八百余里，多开渠道，可以灌溉。前经居民捐地开浚未成，呈请借帑兴工。曾遣员查勘，事属可行，应将桑干河南北两岸各开一渠。其上游之浑源河，亦可开渠灌田。乾隆九年春融后委员承修，其后又加修理，桑干河开渠四十六里。＇11＇
当时不仅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来属于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或借予资本（如社仓谷等）。如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训督抚留心水旱事宜，谕：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督抚有司务体朕Н嵞松碇猓炭桃悦裆滴韧肌Ｒ磺兴凳乱耍ば奶寰俊Ｓπ行蘧僬撸葱行蘧佟Ｈ绻こ讨卮螅Χ绵钫撸葱凶辔牛仔炖怼�
又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12＇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乾隆九年五月下旬，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议复，柴潮生请于直隶兴修水利，诚非凿空无据之说，必使全省之地形水道，脉络贯通，决非旦夕所能奏效；若如该御使所奏，遽遣大臣赍帑，前往开浚，将现在之赈民，派令就工给值，诚恐仓卒。得旨：“依议。畿辅兴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命曾任直隶总督、布政使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前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详议经理。＇13＇
九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尊旨查勘水利，伏以（白洋淀）东、西二淀，诸水会聚，容堪毕详筹奏闻。得旨：“是。悉心详酌，成此永久有益之举。”＇14＇
十二月，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奏奉旨查办直隶水利事宜，履勘各属，现在应办浚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河等，及营治稻田（六百六十余顷）。以上应办各工约估需银四十七万两，请拨银五十万两，春融次第兴工。是为初次工程，其后还有二次、三次工程。＇15＇
至乾隆十二年，据报，顺天、保定、河间、天津、顺德、广平、大名、赵州等处各工俱已完成，前后共享银七十余万两。＇16＇
乾隆十三年三月，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窃以为目今养民之政，尤当专意讲求者，莫如水利一事。今江湖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者，固已逐一整顿。然山乡僻壤，旧有陂塘堰坝，阅久湮废者不少。若亲民之官为之指示开导，当无不爽然悟者。
贵州按察使介锡周也力主筑坝开渠，其无力引水之田，则照例官借工本。
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总督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尚书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巡抚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17＇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进展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开矿，更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清初矿禁较严，乾隆初对矿政作了较大调整。其后，乾隆八年广东布政使托庸奏请开矿，两广总督马尔泰议复，称广州等府报出铜铅等矿二百余处，现确查召商试采。九年六月，这一提议遭到御史卫廷璞、欧堪善的非议。上命军机大臣将卫、欧二折抄寄马尔泰等，“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18＇
七月，马尔泰等条陈粤东开采矿厂事宜，称广州府所属州县报铜矿十二、铅矿二十二、他矿三，韶州府属报铜矿五、铅矿二十七、他矿三，惠州府属报铜矿十六、铅矿十、他矿五，潮州府属报铜矿六、铅矿七、他矿二十九，肇庆等府报铜矿二、铅矿五、他矿十八（包括金矿九），各直隶州报矿三十三，全省共铜铅金银等矿场近二百处，请召商试采。奉旨准行。＇19＇
九月，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奏报到粤，得旨：“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20＇十月，那苏图与署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策楞具折奏陈，反驳卫廷璞、欧堪善禁矿之议：粤省在在需用钱文，鼓铸一事，万难缓待。而铜斤之产于东洋者，江浙等省纷纷购买，尚虑亏缺；其产于滇南者，额解京局，及供应本处与川黔等省鼓铸，岂能源源接济？粤东现有矿厂，弃而不取，非计之得也。“臣等身膺重寄，何敢好大喜功，创此无益之举？”
议者或谓矿厂一开，奸良莫辨，事属可虑。然云南、粤西频年开矿，并未滋事。惟在弹压有方，便无意外之虑。或谓聚此数十万工丁，必致米价腾贵，产米地方，远则江楚，近则粤西，皆一帆可达，购邻省之米，养本省之人，有何食贵之虑？
况粤东山多田少，民人苦无耕作之地，与其漂流海外，何如入山佣趁，使俯仰无忧？是开采非特为鼓铸计，兼可为抚养贫民计也。现在报出铜铅各矿，可自广州、肇庆二府起，先行试采，由近至远。＇21＇
那苏图、策楞的建议，不久为大学士会同户部批准。＇22＇随后矿业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清代矿厂中约百分之五十都建立于乾隆时期，——这一事实，与清代农业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矿业的开发，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农业生产有着高度增长之后，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尽管我们不应夸大矿业在清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或以为它一经政府批准，就能奏功（那不是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清政府作出的发展矿业的决定，与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相比，在规模上并不逊色。它与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已成为清代“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已，恭上孝敬宪皇后尊谥礼成。诏示天下，其一曰：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交与地方官查明验看，应修之处，该督抚奏明修理。
乾隆元年三月乙未，闻浙江绍兴府属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五县，有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向系附近里民，按照田亩，派费修筑，谕令地方大员，委员确估。于存公项内动支银两兴修，报部核销。永著为例。
八月乙酉，又谕：“南北河工，与浙江海塘，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自即位以来即动正项钱粮办理。
五月丁未，命修建州县六房公宇。
己未，命修京城房舍。
六月辛未，命定江南水利岁修。
丁丑，命修山西省南北大路。添设墩台、营房、烟墩、牌坊等。
十月乙丑，命动支运库子盐羡余银两，修广东广、肇二属沿江一带基围石堤。
乾隆二年四月癸亥，议云南开通川江水道，即金沙江工程，＇23＇谕令：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系水利及凡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浚。总期有备无患，要须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
乾隆二年，始命建造各处不敷仓廒。＇24＇
乾隆二年，奉谕旨令各省督抚，将城郭工程，预为估报，遇有水旱，即可以工代赈。＇25＇
乾隆三年九月，谕：黔省舟车之路，虽限于地势，然万一可以尽人力者，须当留心补治。
乾隆七年四月辛丑，命各地方完备救火器具。
七月丙寅，修整京城临街房屋。
七月，议修湖广堤工。
乾隆八年五月，兴工疏浚洱海海口。
九月，浙省海宁县鱼鳞塘工告成。海塘自雍正十一年起，至乾隆八年止，各案工程，共享银二百三十余万两。
十月，开始以工代赈，兴修直隶等地城垣。
乾隆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请修直隶水利，至乾隆十二年四月，各工先后告竣，共享项至七十余万。
九年二月庚戌，谕军机大臣等：各省城垣，自应加谨防范，以资保障，毋得仍前玩视。六月庚戌，直隶总督高斌奏请修理天津府属之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河间府属之东光、交河、吴桥、宁津、故城十处城垣，以工代赈。
辛酉，贵州总督张广泗议奏，署贵州按察使宋厚条奏建城一事：黔省各处城垣，建自明季，迄今塌废几尽。新辟苗疆，多无城垣可恃，议建亦不可缓，共确估需银二十四万六千余两。
十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勘估昌平州、居庸关、居庸上关、八达岭南口、沙河、巩华城、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十二处城工。应行修理。至十三年闰七月，直隶已修城垣四十六处。
乾隆十年四月丁巳，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城垣，于乾隆三年，经调任抚臣硕色分别缓急工程，估需工料银一百二十余万。部覆俟有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今查边城十二州县卫，均应先修。按报部册核算约费二十余万两。川省实无可动之项，各州县亦无额设公费，不得不因地制宜，酌开急公之例。
庚申，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