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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一些最贫穷国家运营着不可或缺的健康及教育网络，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要是把他们的学校及诊所推广成全球运动，用来提升妇女的自主权，其效果将会非常可观。这些传教士有无价的实地经验。救援工作者及外交官们来了又去，但是传教士深耕社会，学习当地语言，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当地学校就读，有的甚至能待上一辈子。没错，有些传教士的确会虚伪或假清高。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有这种人。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传教士在努力遵照社会公道及个人的道德信念来行事，就像刚果那家医院的哈珀·麦康奈尔（详见第五章）。
为贫穷国家女性争取利益的运动要成功，就得在上帝鸿沟上搭桥造路。非宗教界善心人士和宗教界善心人士应为共同目标而努力。那正是200年前废奴运动的情形。当时自由开明的自然神教论者和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团结起来，合力推翻了奴役制度。这也是激发政治意愿而使目前隐形的妇女问题登上国际议程的唯一方式。
把五旬节运动融入全球女权运动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比其他信仰普及得更快，尤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现在，全欧洲做礼拜人数最多的教会，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五旬节派超大型教会。该教会于1994年由一位蒙受灵恩的尼日利亚人桑戴·阿得拉加（Sunday Adelaja）成立。根据最高的估计，现在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是五旬节派教徒。这个数值可能夸大了好几倍，但是五旬节派在贫穷国家的普及化是毫无疑问的。之所以这么普遍，一个原因是部分五旬节派教会表示，上帝的恩典会让信徒此生富有。有些教会也传授大同小异的信仰治疗法，或是宣称耶稣会保护信徒不受艾滋病的感染。
虽然我们对于五旬节派的发展速度有些许怀疑，但是毫无疑问，它对女性角色的转变有正面的影响。五旬节派教会通常会鼓励所有会众在礼拜仪式上发言并传道，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许多普通妇女发现自己能担任领导角色，并能在道德及宗教事务上表达立场。每逢周日，妇女会聚在一起交换意见，看看如何运用社区的力量好把误入歧途的丈夫拉回正轨。同样重要的是，五旬节派和其他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都不鼓励喝酒和通奸。要知道，男人喝酒和通奸的风气对妇女（尤其是非洲的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保守派基督教徒都在孤军奋战，他们担心（如同现代美国保守运动领袖赫尔姆斯所说）外交援助等同于“把钱丢到老鼠洞里”。但是在葛福临19、参议员布朗巴克和其他许多人的影响下，基督教福音派和其他保守基督徒开始把焦点放在艾滋病、性贩卖和贫穷等议题上。现在，美国福音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是推动人道目标和对外援助的重要力量。正因为白宫前首席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等基督教福音派的鼓励，小布什发起了打击艾滋病的总统倡议——这是他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相信共拯救了超过900万条性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迈克尔·霍罗威茨（Michael Horowitz）是人道目标的推动者，他广召宗教保守分子，共同支持修补产科瘘管的新方案。现在，基督教福音派与自由派的善心人士站在前线并肩作战，一起争取救援资金来解决问题。这跟10年前或20年前相比，是个划时代的转变。
“以前贫穷和疾病不在我的议程上，”加州马鞍峰教会牧师、《标竿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作者华理克（Rick Warren）告诉我们，“我遗漏了艾滋病这种事，当时不了解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问题。”后来在2003年，华理克前往南非培训牧师，发现一座帐篷里有一小群信徒在照顾25名艾滋病孤儿。“我那时才明白，他们为穷人所做的，比我们整个超大型教会还多，”他愉悦而夸张地说，“那感觉，就像一把刀插入了你的胸口。”
从那时起，华理克激励他的教会在全球68个国家打击贫穷和非正义。该教会超过7500名信徒自费到贫穷国家担任志愿者——他们一旦近距离看到贫穷现状，就想要做得更多。
许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自愿缴纳什一税（每年捐出收入的10％赞助慈善事业），此举值得自由派人士仿效。根据《全球慈善事业索引》（Index of Global Philanthropy）的估计，美国宗教组织每年捐赠54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这是美国非宗教基金会所捐助款项的两倍以上。经济学家阿瑟·布鲁克斯发现，有1/3的美国人每周至少参加一次礼拜，相较于另外2/3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他们在“每个可以衡量的方面绝对是更为慈善的”。他表示，他们不只是捐的更多，也比较可能抽出时间担任义工。然而布鲁克斯也发现，自由派人士虽然自己没那么慷慨，但是政府若拨出经费从事人道活动，他们也比较可能去支持。
两派人士可以更加努力，确保他们的慈善捐款确实帮助了穷人。保守基督徒非常慷慨地捐助人道事业，但是很大一部分的捐款是用来兴建宏伟教堂的。同样，自由派的捐款往往流向了精英大学或交响乐团。这些目标也许是良好的，但不是人道方面的。希望能够看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皆扩大捐助范围，好让更多经费真正用在帮助贫民上。
如果义工有更好的机制，这也会很有帮助。“和平工作团”是个难能可贵的方案，但是需要付出27个月，时间上有点让人望而却步，而且时间表与学年安排不一致，无法符合那些想晚一点去读研究生的学生。“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方案在有意从事公共服务的年轻人当中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但那是国内性质的。我们需要筹募资金成立“为世界而教”（国际版的“为美国而教”），好把年轻人送去国外一年，期满可以再续约。这会提供一个重要的对外援助新渠道，来支持贫穷国家的女孩教育，也能让美国青年接触到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遇到可能转变人生的契机。
简·罗伯茨与3400万名朋友
小布什在第一任期上任之初即宣布，美国将全数撤回原拟拨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3400万美元。许多人对此表达了不满，而加州雷德兰兹（Redlands）一名退休的法文老师简·罗伯茨（Jane Roberts）把牢骚化为了行动。她一开始向当地报纸《圣贝纳迪诺郡太阳报》（San Bernardino Sun）投了稿：布什政府决定撤回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助3400万美元这一回事，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好啦我知道，现在是放假期间。许多专栏作家已经发表了意见，报纸也登了评论，对此表示痛惜。好啦我知道，几天之内，死于分娩的妇女人数，比恐怖主义一年内杀死的人数还多。好啦我知道，一些小女孩的外阴正被仙人掌刺针割除。好啦我知道，这只是文化习俗的事情。
我的同胞们，会有3400万人和我一起，每人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美国委员会”（USC ommittee for UNFPA）捐助一美元吗？就把它当做是义愤填膺的民主国家的一次义举吧。这会纠正一个严重错误……把“好啦我知道”这种事不关己的声音掩盖住。
简有着碧蓝色的眼睛，金色的短发，穿着举止上，比如她对非洲项链和黑色平底鞋的喜好，皆有20世纪60年代的风范。目前，她在执行一项重大使命。她联络了美国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妇女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等团体来支持她。比如在看到报纸上提到国家妇女组织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zations）这个组织之后，她就不厌其烦地用电话和电子邮件“轰炸”他们。一周后，委员会的董事会同意支持她的努力。
简·罗伯茨。
（图片由简·罗伯茨本人提供）
新墨西哥州的一位名叫洛伊丝·亚伯拉罕（Lois Abraham）的奶奶跟简想法不谋而合。她看到尼可发自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专栏，里面描写了一名罹患产科瘘管的少女的悲惨遭遇，并指出小布什政府是正在阻挠帮助这种女孩的少数机构之一。洛伊丝非常愤怒，她撰写了一封倡议信，介绍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及美国停断其经费的事情，并以此作结：如果有3400万名美国妇女每人捐一美元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能够帮助基金会继续从事它的“无价事业”，同时也将证实：提供家庭计划及生育健康服务给原本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妇女，是一项人道议题而非政治议题。
现在，恳请各位：把一美元包在一张白纸里，再放入写上“3400万名朋友”的信封里。今天就寄出去。更重要的是：把我这封信转寄给至少十名（越多越好）可能会参与行动的朋友。
洛伊丝随后致电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告诉工作人员她写了封倡议邮件，正在往外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向来在公众领域鲜为人知，也很少得到捐助。
“基金会里，有些人对于这种草根运动持怀疑态度，”该机构前资深官员斯特林·斯克鲁格斯（Stirling Scruggs）回忆道，“他们认为热度大概会维持几星期，接下来那两位女士就会感到厌倦，很快整件事情就会无疾而终。没想到，一袋袋信件开始在基金会的收发室堆积起来。”
洛伊丝和简发起的一美元钞票运动使得信件如雪片般飞来，这很快造成了一个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承诺所有资金都会用于执行方案，但是总得有人处理这些邮件。起先，职员们自告奋勇利用午餐时间拆信，接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美国委员会”的支持者也自愿来帮忙，最后联合国基金会（UN Foundation）给予补助金，好让他们雇用专人处理信件。
大多数金钱是全国女性（以及一些男性）寄来的一美元纸钞，有些人寄来了更大的面额。“这五美元是向我生命中的女性致敬：我母亲、妻子、两个女儿和我的孙女，”一名男士写道。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洛伊丝和简彼此联系上了，最后两人合力，把运动正式化，成立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3400万名朋友”（34 Million Friends of UNFP； 。34millionfriends。org）。她们展开巡回演讲，让该运动越来越有力量。对于社会保守分子发起的反对生育健康的运动，比如停止拨经费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开谴责保险套和综合性性教育、不支持“玛丽斯特普国际”等救援团体所提倡的家庭计划，等等，美国各地人民都很愤怒，他们热切地想提供实质的帮助。邮寄一美元纸钞不是万灵丹，但是非常容易做到。
“没有人会说自己无法捐出一美元，”简指出，“我们甚至有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捐款。只要一罐汽水的花费，就能够为世界妇女问题表态。”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1及莫莉·艾文斯（Molly Ivins）2皆撰写专栏称赞简和洛伊丝及她们的运动，这使得一天的捐款有时高达2000美元。简随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前往马里和塞内加尔（那是她第一次到非洲），回国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演讲和推广运动。“从那时起，我就在用生命去做，”她跟雪莉说，“我会长期跟进，好让这个目标更上层楼……每分钟有40名女性寻求不安全的堕胎——对我而言这纯粹是违反人性的罪行。”
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他会重新拨发经费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这时问题来了：“3400万名朋友”运动还有必要吗？应该消失吗？当时，这个团体已经总共筹募了400万美元。然而她们看到，需求依然广泛存在，于是决定继续推行她们的运动，作为美国政府资助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补充。“现在，全球对于家庭计划仍有庞大的需求量，”简表示，“瘘管预防与治疗同样必不可少。世界大多数地方还承受着人口压力、环境压力和经济压力，而未来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暴力会更为严重。因此对我而言，‘3400万名朋友’是我的工作，是我的热情所在。我认为长期而言，没有什么其他目标会比这对人类、地球与和平更有贡献了。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吧！”
第九章 投资于教育
如果你认为教育的成本太高，试试看无知的代价。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
大约20年前，我们刚结婚住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在中部贫瘠的大别山区认识了一个骨瘦如柴的13岁女孩。女孩名叫戴满珠，与父母、两兄弟和姑婆住在山坡上一间残破的木头棚屋里，从那儿走到最近的公路要两个小时。家里没有电、自来水、自行车、手表、时钟或收音机（简直是没有任何财物），而且他们还和一头猪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全家人一年只能在过年时吃到一次肉。昏暗的小屋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父亲为姑婆制作的一口棺材。“我现在还算健朗，”姑婆愉悦地解释，“但最好先作准备。”
戴满珠的父母小学没有念完，几乎不识字。他们认为女孩接受教育没什么用处。如果女孩长大后只是天天锄田和缝补袜子，为什么还要会读书写字？小学学费一年13美元，对于仅有几张破烂纸钞的家庭来说似乎是个浪费，那笔钱大可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买米。所以当戴满珠升上六年级时，家人叫她辍学。
戴满珠矮小、清瘦，留着细长干枯的黑头发，个性羞怯内向，比13岁的普通美国青少年要矮一头。她买不起教科书，甚至连铅笔和纸张费用都无法负担，但是她是该年级的明星学生，她渴望继续上学。
“当时我父母正生病，他们说交不起学费了，”她看着自己的脚害羞地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因为我是老大，父母要我辍学帮忙做家务。”辍学后她还是经常跑到学校，想“蹭”一些知识。她依然梦想着成为家里第一个小学毕业生。老师们特别疼爱戴满珠，不时给她旧铅笔和纸，希望支持她学习。
戴满珠和校长站在学校前，她已读到六年级，面临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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