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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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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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营养午餐计划的成本,只是每个孩子每天十美分而已。研究人员发现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学生的营养、发育速度和到课率,对女孩尤其如此。然而该计划并未能充分实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大约有5000万名学生原本可以从营养午餐中受益,却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得到帮助。
    刚果一所学校鼓励学生留校。校方正在给孩子提供食品。
    (拍摄:尼可拉斯)
    以上我们讨论的各种方法,在提升学生到课率方面都已证实有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学生一旦上学,如何提升他们的学习质量?一个特别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是提供小额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女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肯尼亚主持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改善教学质量的六种不同方式,小至免费提供教科书,大至学生赞助计划。其中最能提升学生考试成绩的方式,是规定参加六年级考试的女生只要排名前15%就会得到19美元的奖学金。19美元就能让她们继续读七、八年级,同时,在大会中得到表彰也是莫大的荣誉,女孩们个个受到激励。发放奖学金的学校是随机挑选的,而这些学校女生的学业表现明显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甚至连能力较差、实际上没什么机会赢得奖学金的女生,也表现得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许多。男孩也表现较好,显然是因为女生带来的压力,或是不想忍受成绩落后的羞辱。
    这种援助计划都已被证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计划都得到了同等对待。过去几年来,增加对外援助的呼吁遭到过集体反对。纽约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的资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救援物资常遭到浪费,而且有时候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他不屈不挠地热情呼吁,希望有更多援助用于打击疟疾和艾滋病以及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穷,他的著作却受到伊斯特利尖刻的嘲讽。也有其他经济学家指出,一国得到的救援多寡与促进该国的发展程度之间,很难找到任何相关性。如同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于2008年在《经济及统计报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一国得到的救援资源多寡与促进该国的经济成长之间是否有正面(或负面)的关系,我们没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没找到证据显示,在较佳的政策或地理环境中,救援工作会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来得有效。
    我们非常崇拜U221的主唱波诺(Bono),他孜孜不倦地支持非洲的救援活动,也了解其中的细微之处。他谈论扶贫政策很有针对性,就有如他唱歌那么动听。但是2007年,当波诺在坦桑尼亚的一场国际会议中发表演说时,一些非洲人起哄,坚称非洲需要的不是救援,他应该少管闲事。乌干达人安德鲁·姆温达(Andrew Mwenda)也抱怨“国际善意鸡尾酒”的灾难性后果。肯尼亚的詹姆斯·席瓦提(James Shikwati)甚至曾向西方捐助者恳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住手吧。”
    这些怀疑论者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来,援助要执行得当,通常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2000年,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世界卫生会议设定了一个目标:为预防疾病,在2005年之前,要让60%的非洲小孩用上蚊帐。而现实情况是,到2005年,只有3%的小孩用上了蚊帐。也有人提出比较合理的顾虑,认为救援活动使得非洲国家的汇率上涨,削弱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甚至连简单的介入,比如防止艾滋病病毒在分娩时发生母子垂直感染,想要执行得当,也比任何一个坐在扶手椅里的美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一份四美元剂量的“卫滋”,就能让新生婴儿免于感染,因此这种介入方式被称为“公共卫生的低垂果实”。但是就算孕妇接受艾滋病检测,就算她到医院生产,就算医院备有“卫滋”而且在第一时间帮她注射,就算院方教导她不要以母乳喂养婴儿以免病毒通过母乳传染,就算院方免费送婴儿配方奶粉给这名母亲,并且教导她如何给奶瓶消毒——就算做到以上所有准备,这套预防系统也往往失败。许多妇女出院回家时,就直接把奶粉丢在医院外的树丛中。为什么?因为妇女生活在非洲村庄里,如果用奶瓶喂奶——其他村民会立刻发现她们得了艾滋病,她们就会受到排斥。
    虽然赋予女性权利对于克服贫穷至关重要,但这也是救援工作中特别艰难的一个领域,需要一点一滴地改善当地社会的文化、宗教和家庭关系,而我们外人往往不能充分了解这些。我们有位朋友参与了联合国在尼日利亚的一项赋予女性权利计划,他的经验具有切实的警示作用。在尼日利亚的这个地区,妇女种植树薯——这是当地的主食,有多余的她们还能拿到市场出售。妇女有树薯可卖时,口袋里就有钱可支配,于是救援工作者想到一个妙点子:要是给她们更好的树薯品种,她们就有更多收成可以去卖,这样一来就会赚更多钱,花在家庭上。我们那位朋友如此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当地女性原本种植的树薯品种是每公顷出产800公斤,我们引入了另一个品种,结果每公顷出产了三吨,这带来了一场大丰收,但是接着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种植树薯是妇女的工作,男人不会来帮忙。但产量太大了,妇女没时间收,也没能力处理。
    于是我们引进了加工设备。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引进的这种树薯产量很高,但是味道比较苦,毒性也较重。树薯总是会产生一点跟氰化物相关的化合物,但是这个品种所产生的量大于一般品种。因此加工处理后的污水含有更多的氰化物,我们只好引进污水处理系统来避免氰化物污染地下水,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这点我们也处理了,这个方案终于看起来相当成功了。妇女贩卖树薯赚了很多钱,我们很高兴。但因为妇女赚得太多,于是男人介入,把女人踢出了树薯田。这里的传统是妇女种植粮食作物,男人种植经济作物。男人们合计着,既然树薯这么有利可图,现在就得成为男人的作物。于是男人接管了树薯,然后把收益用来买酒喝,最后妇女的收入甚至比我们启动这个方案时还少。
    所以,我们也愿意大方承认,“凡事只要有出错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出错”的墨菲定律在救援世界中常起作用。不过,虽然对外援助难以执行得当,有时候甚至是浪费资源,但显而易见的是,某些种类的救援的确有效,而最有效的种类包括健康卫生及教育。
    1960年,全世界有2000万名儿童在5岁前夭折。到了2006年,数量已降至1000万名以下,这要归功于提供预防疫苗、卫生设备和治疗腹泻口服液的推广活动。想想看:如今每年多了1000万名儿童存活下去,每10年就是1亿人。救援工作的失败例子众多,相较之下这算是不小的成就。同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致力于慈善工作,几乎成功地把麦地那龙线虫消灭殆尽,这种古老的寄生虫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一直在折磨人类。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花了10年时间投资3200万美元,在全球根除了天花。以前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大约是150万人,自从1977年根除天花,至今已经拯救了大约4500万人的性命,这个总数令人吃惊。而且,美国两个月就收回了成本,因为美国人不用再打预防天花的疫苗了。自从天花被根除之后,30年来那笔3200万美元的投资每年产生46%的投资回报率——这笔投资比那段时期任何股票的回报率都高。
    安与安琪莉
    安琪莉·姆温德瑞(Angeline Mugwendere)的父母是津巴布韦的农民,家境贫寒。她总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破烂衣服去上学,同学奚落她,老师则会板起面孔,命她回家把拖欠的学费补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家根本付不起。但是安琪莉宁愿忍受这样的羞辱与嘲笑,也要恳求校方让她继续留在学校。她买不起学习用品,只好想尽办法跟人乞讨。
    “下课后,我会到老师家里问,‘可以帮你洗碗吗?’”她回忆道,“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一支笔。”念完小学,她参加全国性的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不只是全校最高,也是全区最高——事实上在全国也数一数二。但是她没有钱上中学,这让她伤心欲绝。看来安琪莉注定要成为另一名农妇或村庄小贩了——又一个人才被白白浪费。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地人如此形容:南瓜收成最多的人,偏偏没有锅可以煮。换句话说,最聪明的孩子往往出生在缺乏教育资源的家庭中。
    然而,安琪莉的学业与安·科顿(Ann Cotton)的事业有了交集。安是威尔士女子(用她的话说,是“地道的威尔士人!”),现在却一心想帮助津巴布韦的女孩。她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长大,对于采矿和政治角力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详,她的社会良知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她对教育产生了热情,为有行为障碍的女学生成立帮助中心,不过直到一场悲剧降临之后,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层的方向。
    那次怀胎十月后,安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凯瑟琳。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看起来健康无恙。十天大时,助产士来家里给婴儿例检,例检完却叫安赶快把她送去医院,说女婴可能性命不保。送到医院后,凯瑟琳立刻被放进了便携式氧气帐里。
    原来凯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气不够,无法充分地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脏和肺部正在逐渐衰竭。接下来的六周,凯瑟琳一直待在氧气帐里。那段时间,安、安的丈夫和儿子简直是以医院为家,他们也与许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好痛苦!”安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无助。我身为一个母亲,却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女儿。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但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小凯瑟琳。
    “她夭折后,我们只是一心想要纪念她的生命,以及实践她教我们的所有事情,”安说。但是要如何纪念,当时还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养育三个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后来安的丈夫在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美国签证的相关规定,安无法在那里取得工作许可证,她索性注册了波士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学术兴趣被唤起了,之后她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硕士课程。
    根据课程要求,后来安前往津巴布韦特别贫穷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为何当地女孩的就学率和到课率如此之低。一般人会认为,许多非洲家庭基于文化习俗的考虑,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上学。于是安带了好几沓问卷和便签纸,准备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点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学校。在跟学生、家长和学校高层职员谈话后,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战不是文化,而是贫穷。家庭没钱为所有的子女购买课本和支付学费,所以只能把优先权给儿子,因为男生受过教育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津巴布韦女孩求学的决心,让安深受感动。她遇到一对十几岁的姐妹——西西利亚和玛卡利塔,她们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为这里学校的学费比家附近的便宜。这对姐妹邀请安到她们搭建的临时茅屋参观,坦白地说她们不知道下学期还交不交得起学费。这让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尔士所经历的困苦。她觉得跟津巴布韦穷乡僻壤的汤加族女孩有一种亲切感,不禁想象要是自己的孩子处于这种环境该怎么办。
    “这种程度的贫穷,是我前所未见的,”安说。她跟当地居民保证,自己会找到方法来支持女孩的教育。村庄长老和学校高层职员热情响应,他们开了一次小区会议,制订了用民间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够帮忙支付费用。
    安回到英国剑桥的家中后,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津巴布韦认识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请亲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这样并不够。安本来不喜欢烹饪,也从来没做过买卖,但是为了赚钱,她开始在自家厨房里制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后拿到剑桥市场去卖。这没有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什么起色: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二月天,安和两个朋友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只赚到30英镑。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筹集到足够的钱,让32名女生读上了中学。她们的父母也承诺支持女儿,确保她们好好上学。两年之后,安把她的努力化为一个正式组织,叫作“女性教育运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头几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继续上了中学,不出所料,表现优异。
    “女性教育运动”从津巴布韦扩张至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加纳,备受赞誉之余,也使它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相较于大型机构,“女性教育运动”的经费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万美元),但是该运动现在每年能帮助超过40万名孩子就学。打一开始,“女性教育运动”在每个国家就只雇用当地职员。他们非常重视当地社群的支持,至于哪些女孩能够荣获奖学金,是由当地社群组成的委员会来评选的,“女性教育运动”的职员负责审查委员会的决议,以防止贪污。此外,“女性教育运动”还刻意避开了可能危害救援组织的个人崇拜。他们的网站是关于女学生的,而不是关于安,对于启发这一切的女儿凯瑟琳,上面也只字未提。那是我们从安身上挖出来的背后故事。
    安在她资助的一家位于赞比亚的学校里为孩子们读书。
    (图片由“女性教育运动”组织提供)
    这种民间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远胜于得到更多关注的大型联合国会议。我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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