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垮的，我们不能探讨那些问题，一个国家怎么建立的和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垮台，最近出的政治学书籍里都研究这个，抗争政治，然后什么情况下抗争政治和反抗能够成功，什么情况不能，我认为这都是伪学术，这不叫学术，是胡闹，象牙塔骗人，西方人玩他的象牙塔，把我们中国人糊弄得也跟在后头研究这个。
网易读书：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肯定性的结论，您刚才讲中国不是专制，民主不行，这个解决不了问题，那怎么办吧，您讲回归传统，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一个东西。
高王凌：这个东西现在无法落实，我只是自个儿在那儿想，表示自己的一些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我自己打算什么样的，我的选择，如果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会表示我喜欢的是这样一个选择。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个。
网易读书：问题是您讲了这个“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到一个东西，一个具体的内涵，是吧，这是个什么呢？
高王凌：你这只能等到“黄四郎”之后。你才能谈到这个问题，没有这一步什么谈不到，对不对？这完全是前瞻性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你，就是等没有你了之后，这一切就可能变成一种选择……
从清史对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解读
本篇是吴思先生点题，我才起念而写的。说来，这些东西搁在脑子里很久了，但只是到一定时候，才忽然鲜活起来，以前并不能够说得这么清楚，如此通贯。
“回归传统”，是我“财经网站”的标签，一般人多难以接受。如果说让大家回归到乾隆朝的“物质生活”，自然有点儿“匪夷所思”。但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传统”还有没有“价值”，或者说，还有没有“现代价值”？这里是从经济史的角度，作出的一个解读；也表示了我过去作为一个“经世学者”的所作所为。
本篇写于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文字或有出入。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致为某些学者所讥）。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至于学术的重心，在我经历所及，三十年间，也发生了由清入民（国），再入当代，热点迭次转移的过程。而我初到美国，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不算做“历史”的范围（这与国内情形不同）。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表面上看，“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在美国我只读清史不及其他），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今天历史）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特别是十八世纪）。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么方法，是“以古贯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做出发点，事后看来，并不由人。俗话说：“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个人选择的成分很少。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农村集市）。“场市”也许并不重要，为这篇论文，我却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一部分“史感”，也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可以互相验证。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也有一点价值，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一下非同小可，答辩时不能不讲究策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后的。
毕业以后，我需要选择一个题目，作为将来自己的“专业方向”。对每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过的一“关”。
我采取的是一个“笨”方法，就是阅读清朝的基本史料（《实录》等）。慢慢不知怎么就有了一念：写“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那时发展组经常有小规模的学术交流，记得那次还是在沈志华家。
从历史观察，在清代十八世纪，“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这种情况，在四川我就发现了。
公元十八世纪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圣祖（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十八世纪头五十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余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那还是国内清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尚需经过一番考订，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于“丁”与“口”乃两条“非平行线”，时兴“以丁折口”；对人口问题的发现，仍归之于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两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间还有一大段故事；称洪氏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也表明国人在学术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汉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数额不过六千余万），也没有这么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几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参见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圣祖皇帝为代表），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后的事。历代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数据中的问题存而不论）。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造报的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圣祖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圣祖之后，世宗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特别是在中州河南等地）。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高宗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复关心。“长时段”历史不好解释短时段“事件史”，这是一个例证。三十年内，政策在三个皇帝手里来回变动，由什么“客观原因”可以解读？
清朝皇帝是不是“错了”，也有学者于此“斤斤计较”，却忽略了作为一位“当事人”、“口述史作者”，是没有所谓“对错”的。对传统的“宽政”缺乏了解，也不免带入现代的“先入之见”。
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今人对此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事实上却非同小可。
尽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述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同期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其间也不是“一无所获”，但开垦的都是边际土地，成本较高，而且所得不及每年城市化的“消耗”，因此中国耕地面积仍停留在以前的数额）。
又过很久以后，最近我才想到：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如果早读一点清史，读一点康熙、乾隆的谕旨（那些个所谓“错话”），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我就不知道了……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如果说“三百年为一个历史”，我们也可以说，在近几十年里，这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清代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狃于种地”，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于土地增垦、“竭力耕耘”外，提倡“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含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据许倬云研究，中国汉代农业已进入这一层次），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及“交换”有关（尽管只涉及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关税在乾隆年间仍增长了四倍）。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利好”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如我在广东所见之买税）；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参见拙作《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反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