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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些“■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和自己身处的险恶境地。为避杀身之祸，他很快向朝廷呈请了离职的疏文，实指望早日交出兵权，以绝朝廷及反对派的怀疑。可惜的是，迅速发展的时局已不允许他做出如此聪明的选择了。既然他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和朝廷的心腹之患，等待他的自然也是一场悲剧。他很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而受到参劾，万历皇帝毫不留情地将其革职，并将他的部下将领胡守仁、朱钰、金科等人或革职或发戌边陲，以此斩草除根。
对于戚继光的这个结局，没有人感到奇怪。既然这颗将星是由于张居正的庇护和支持得以冉冉升起，并由此照亮了大明王朝的边陲，那么在张居正营筑的权力大厦崩溃之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摔落下来，并从此黯然失色。
当然，就在这位“一剑横空星斗寒”的名将戚继光遭到革职之时，也有正直的臣僚表示了内心的不平和同情，尤其对“戚家军”的解体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这曾是一支怎样的钢铁部队，它在抗倭和捍卫京都的风风雨雨中，为飘摇的大明王朝立下了何等的战功而荣得了多么显赫的声名。这样一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就这样随着戚继光的革职而土崩瓦解了吗？
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看到他是怎样建立起这支铁军的。这位自小生长于山东沿海的武举，在移驻浙江并经历了一连串同倭寇的作战之后，终于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创建“戚家军”的决策。从戚继光宣布招兵办法、规定月饷数字、拟订分配兵员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职责，到设置队、哨、马的各级组织，以及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等一系列措施和方略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具有极高的军事修养和以身示范的献身精神。而他创立的“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以及“连坐法”，又使这种军事天才发挥到极至，并赋予这支军队以钢铁的纪律和战无不胜的气概。
戚继光生逢其时，使他能够在明朝中晚期没有大的战争中，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赫赫名将的地位，并为此留下了不朽的声名。对于时势的造就和朝廷以及地方官员的支持，戚继光当年总是感激不已。就在“戚家军”成立不久一次对士兵训话时，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钱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的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们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们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之不易。不用你耕种劳作，养你一生，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们，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死你们！”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很快建立了铁一般的纪律。这一点，从浙江总督胡宗宪检阅新军的场景中可以看出。
当戚继光将招募的新军练好并等待支持自己的上级胡宗宪检阅的那天，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胡宗宪坐着蒙着油布的大轿赶到校场。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央，一排排盔甲鲜明的将士，笔直地站在瓢泼大雨之中，尤如雕塑般一动不动。而前面正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三十四岁的戚继光。
总督胡完宪站在检阅台上开始检阅，只见在戚继光的率领下，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地从台前走过。雨越下越大，道道水柱从将士们的头盔、战袍上淌下来，但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号声响亮，虽然只有三千人，但校场内却像卷过了千军万马，气贯天地。
胡宗宪当然是激动万分，赞叹不已，他为拥有了这位军事天才而庆幸，更为“戚家军”雄壮的军威所折服。待阅兵完毕，他不无感概地对戚继光说：“今戚将军所建新军，颇有虎狼之势，若用之于战，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愁倭寇之患？”胡宗宪回到衙门后，立即下令将原有的军队退回原地驻守，将“戚家军”作为机动主力迎击倭寇。
“戚家军”不负所望，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在倭寇活动最为猖獗的浙江前沿，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并在战斗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致使倭寇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浙江，转而攻掠福建。而已扩编到六千余人的“戚家军”，又奉命进入福建前沿，转战千里，连打胜仗，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继光率师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明代中晚期猖獗了二十年的沿海倭患，基本得以平定。这个颇令人欣慰的结局除部队本身的战斗力外，作为主帅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战略和组织才能，更是决定战斗胜利不可缺少的因素。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总管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蓟州为华北重镇，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这里的情况同南方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遇到干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掠夺中原财产。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猛的冲击力量，如同山洪倾泻而下，势不可挡。戚继光的到来，正是为迎击这一股股强悍的敌军而充当帝国屏障的。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早在他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这一点，从他给穆宗的《陈六事疏》中即可看到。如今东南沿海的倭寇已除，而蓟州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所关注的热点。当戚继光下定决心要改进蓟州军队装备的消息传入内阁后，大明一朝最能决定帝国命运的两个人物，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有了张居正的支持，蓟州军队就按照戚继光的意志开始了新的旅程。戚继光先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为三千人，以后扩充为二万人，以稳住阵势。为使戚继光的改革顺利进行，张居正设法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处，以免遇事掣肘。在以后的几年中，凡是和戚继光为难的当地文官，也被张居正不露声色地陆续调迁。
蓟州军渐为戚继光所控制。训练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朝廷的优厚的财政支持，从而制造、购买了大量的军马、火器及战车。张居正的做法，在给予了戚继光支持的同时，也加剧了其他各镇文武官员的嫉恨和猜测。所以张居正死后，反对他的人提出蓟州驻军是他培植私人武装以作政治资本，攻击戚继光是伏在宫门之外的一头猛兽，也就毫不奇怪了。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就使他的军队再度展起江南“戚家军”的雄风。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精湛，作战之勇猛，为本朝其他军队所未有。正是慑于他的强大力量，北方的蒙古部族才主动放弃了骚扰中原的政策，并立誓不再进犯。而且约束所有的北方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和戚继光同时代的将领，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他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业绩，关键在于他没有把张居正的支持和自己的才华，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正是鉴于他的辉煌伟业和高贵的人格，在后人眼中他晚年的遭际就更显得悲壮和令人同情。
戚继光被革职家居以后，他的结发妻子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他。他曾统率十万大军，索以慷慨直爽著称，对朋友更是热情相助，肝胆相照。可是在家闲居的日子，却只有很少几个朋友和他来往。在他叱咤风云之时，没有过多的积蓄，以至在革职之后，落得一贫如洗，医药无资。英雄末路，令人扼腕叹息。当他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为他书写墓志铭的汪道昆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之时，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的消息，通过东厂特务的秘密通报，被万历皇帝所获悉。此时的万历神情木然，像了却了一件心腹大事一样，轻轻地吁了 口气。而这时的万历皇帝尚不知道，在将星西陨之际，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准备出征英国。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不可避免地交锋，因明军缺乏“戚家军”苦心训练的战术和严明的纪律，结果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无敌的铁骑越过山海雄关，踏碎了中原大地，一个以清代明的新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第六章 皇陵中的爱情
简易的木板房，包容着一条条年轻的躯体，却包不住一个个桃花春梦。相思穿越历史的长廊，寻回许多滋味。在古老的皇家陵园里，两对恋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一根骨针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吴晗和夏鼐先后来到定陵发掘现场，察看了小石碑的形状和位置后，和发掘队一起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第二道探沟的西侧，隔开二米宽的距离，并与第二探沟垂直，对准宝顶的地下中心方位，开掘一条东西走向的探沟。这样可取捷径找到通向地宫的隧道，直达地宫。
由于小石碑的出现，民工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松散，而且酷暑渐渐退去，秋风在园中吹拂，大家精神大振，干劲倍增。
就在第三道探沟挖到二米深时，有个民工突然发现了一根约5厘米长的细棍。这根比铅笔还细的东西，酷像皇妃头上插戴的玉簪。民工用手擦去上面的泥土和腐质，跑上探沟，高声呼喊：“赵先生，我挖出一支皇后的玉簪，你看看。”
赵其昌惊喜地接过来，仔细端详了一会，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最后鼓励这个民工一番，就去找白万玉老人。
“白老，你看这是什么？”赵其昌递过去：“我看这是根骨针，新石器时代的产物。”
白万玉接过放在手中掂了掂，又擦了擦尘土，点点头：“没错，是根骨针，几千年了，怎么在这里出现呢？”
按教科书划分，这骨针应属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产物，最短时间也应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为什么会跑到这三百年前的探沟中？它从哪里来？它的出现与陵墓有什么样的联系？
正当他们思索着这个谜时，夏鼐驱车而来。赵其昌把骨针递上，诙谐地说，“夏所长，探沟里发现了一支玉簪，你看看。”
夏鼐接过，瞅了一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好一支玉簪呵。”他沉思片刻，极其肯定地说：“这根骨针是随着隧道的填土，从远处迁移而来的。这就说明在陵区周围，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要想得到证实。你们不妨找找看。”
当地传说，各陵宝城内黄土堆成的宝顶，不是就地取土堆成的，而是来自十几里外。皇帝注重风水、龙脉，陵园内不仅不能取土，也不能用车运土，而是军民工匠排成长队，一筐一筐地从远处传递而来。文献记载，金代建立中都城就是用的这一方法，从百里之外的涿州运土。明代文献也屡有记载，陵园附近严禁破山取土损伤龙脉。看来这传说可能是事实。但龙脉的边缘在哪里？小小的骨针把工作队引向十几里外。
在定陵西南十五六里地方，有一片洁净的黄土，中间是大片坑洼，原有积水，现已干涸，洼地足有二万平方米。问了问当地老乡，他们说这里叫“黄土塘”。就在塘边土沿上，又采集到一些与骨针属于同一时代的陶片；再取土样与定陵的填土对比，完全一样，这就可以肯定，定陵的填土取自于此。有来龙就有去脉，沧海变桑田，三千多年前的先民遗址，而今又作了皇陵上的一抔黄土。
实际上，这枚小小的骨针还把人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在陵区大红门东北边的宝山下，发现了一把石斧和一些原始人做饭使用的陶罐碎片、鬲腿等，还不时出现一些时代较晚的瓦片。稍后，赵其昌和白万玉带领考古所和北京大学的老师、同行再到宝山查看时，每个人手里几乎都捡到一些遗物。他的老师，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当着大家的面问赵其昌：“对这个遗址，你怎么看？”白万玉凑过来说：“苏先生又要考你呢！这是你野外实习的补考，好好答，争取满分。”赵其昌笑笑，果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这是个先民理想的生活处所。第一，小山北面陡峭，山下是河，下山取水方便；第二，山南平坦，便于农耕，搭个草棚，高坡向阳。至于时代嘛，从遗物看自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