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
“我不想创造风格，艺术需要新的不安分的因素，我把不断积累的经验归于创作。我妈问我：‘别人都苦思冥想，怎么不见你创作呢？’创作是在不断变化的生活里的，我在餐馆翻菜单的时候，跟一大堆人聊天偶尔走神的时候……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地创作。这个‘自然’，就是变化。我一直是个很好的话剧观众，认为自己不擅表演。直到有人来找我演话剧，我还觉得这是个玩笑，就跟他一起做游戏。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可以。我有那样的艺术感觉和表现能力。我还想演下去，演那些有争议的女人，张爱玲、江青、潘金莲。我跟刘晓庆说我俩演江青一定是不一样的，她会演‘野心’，我会从‘女人’的角度去演她的自我实现，演在复杂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一个人的选择。
“在急速的变化面前要能静下来。早年我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对自己说：‘再给我一点时间，看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做完手术之后，是回家的感觉，28年，兜了一大圈，回来了，穿上自己的衣服吧。”
她说：“我是个非常唯美的人。”她抱持的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却是结结实实。有元气而朴素的。说到北京的脏乱，我开玩笑地说：“在尘土飞扬中看出美感？”她笑了，说：“是的。”
美
“宇宙间最美的就是音乐和人体，哪怕你用手拍节奏，我也可以跳出非常美的舞蹈。不论高矮胖瘦，人脱光了站在那儿就是美。那是艺术最原始的本质的美。
“物质也是美的。有次玩心理测验，我写了‘无可奈何’，朋友说那是金钱和我的关系，它对我无可奈何，可是租剧场、服装都需要它。这就是游戏，看你怎么take。太不当回事，它会狠狠捉弄你一次；太当回事了，它会吞噬你。这就要求你很准确。和金钱保持适当距离也可以造成美感。
“在舞台上我是悲剧人物，悲剧是最有力量的，人物饱满紧张。生活也是，用悲剧作底子才能结实，然后从中看出美感。从国外回来之后，从前有些很丑陋的、不舒服的东西也能看出美。这是我个人的情绪状态不同了。坐在出租车上，迎面而来的三四百人全是愁容满面的。那是怎样一种集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气质！你和他们一样经历着这个时代，等到有一天，天、空气和阳光是另一个样子了，你再看看他们的脸，那是几代人换来的大地的笑容！”
她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一谈恋爱就……”她张着手做梦游的样子，我乐不可支，她的脸在灯光里亮起来。对一个32岁的女人来说，这张清秀的脸像是在时间之外的。一瞬间，她又隐回重重叠叠的影子里去，幽幽地说：“刘晓庆说我在安静的时候是最美的。”我说：“哦，是吗？”心里忍不住微笑。
爱
“我崇拜的人是将来的丈夫，不崇拜不会嫁给他，崇拜才有付出和爱。或许，成熟女人的崇拜是一种尊敬，对他的事业、生活态度、他的强、他的与众不同的尊敬。感情太脆弱，火花？性生活？几年就磨平了。我重视文化上的对位，精神上的沟通。并不是说这是最高境界，有人喜欢喝牛奶，有人喜欢白油漆的味道。每个人找准感觉，然后enjoy过程。
“我妈妈，姐姐，这两个人，是肯为我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男人对爱的认识可能在50岁以后更真实更准确，50岁以后，他选择的女人，对子女的爱，才是真正的开始。”
她的舞和人都有华丽的形式感，让人觉得刺激性的生疏。难怪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一再说觉得她“恍惚”。其实她是罕见的没有一丝暧昧气息的人，“自由”、“饱满”、“变”、“美”和“爱”，这些在当下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大而无当的词语，之于她，却有着居之不疑的意义。
张朝阳：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
一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等待大事发生。”张朝阳说。
凯宾斯基的咖啡厅里，我们一人一杯清水，相对而坐。他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下异常清晰，在一个女性看来，这样的面容充满敏感的气息。
“很想受人注目，学画画，跟楼下的老师学二胡，理想是当解放军，自己做火炮枪。不过……大概10岁的时候，在爸妈的储藏室里发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喜欢的是保尔和冬妮娅相遇的那一段，那时候就很小资情调了，”他笑，“冬妮娅有一种单纯自然的美。”
那一瞬间，我想起冬妮娅蓝色的眼睛和在风里奔跑时飞起来的衣角。
那是人生的清晨。
二
“小时候对长大成人也有恐惧。我看那些初中的大同学整天打架，书包里装着片刀，打架抡砖头。是的，跟路学长的电影一样。那时我一想，上初中我也要打架了，就非常恐惧。”
他只来得及打了一架，1978年来到了。
“那是科学的春天，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杨振宁、陈景润是那个年代的偶像，所以，”他略带自嘲地轻笑，“我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确喜欢物理，它对世界作出解释。”
17岁，他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里度过了5年。
“被伤着了。”他说，“学物理的人非常纯洁，所以竞争才格外残酷。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所以……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时的感觉……就去游冬泳，那水真是刺骨……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他摇摇头。
“现在想想那是很自虐的。”
22岁时，他考上李政道奖学金，“心里就松下来了，在清华最后一年我过着东游西荡的生活，我的任务完成了，证明自己了，那时候我什么都无所谓了，去不去美国……甚至，当时死了，也无所谓。” 我在惊讶中沉默了一会儿，问他：“青春期的浪漫和诗意还是有的吧？”
“有，想一想女生，”我们都笑了，“那时候我喜欢简·爱那样的女孩子，伶牙俐齿的，对世界能了解，很坚硬的那种——当然，也是因为清华的女生比较偏向这种气质。”
他仍保留着读小说的习惯，最喜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曾骑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可以想见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息怎样浸淫了一个人孤独内省的年轻时代。
三
“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在麻省理工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时，张朝阳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
“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他眼光闪动，饱含笑意，“我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1946年爱伦堡初到美国时已深深感慨过它的“倜傥不羁”和这种文化的感染力，人人概莫能外。
“在决定经商之前，我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他们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的。你可能看一百万次电视才会看到一次杨振宁的面孔” ，所以他在1996年时听到华裔科学家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奖时“没有一丝震动”，他用手比画了一下。尽管那是他10年的梦想。“那个社会的传奇是另外一些人。”
“所以当时我的梦想非常crazy，想当好莱坞明星。”他看了看我的表情，指指吧台，“布鲁斯·威利斯不过是调酒师出身，对不对？我后来真的去广告公司拍过一个广告。还想能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跳舞——跳自己发明的别具一格的舞。”
呵，我忍不住笑：“你开始恢复生活的感觉了。”
“是，”他喝了一口水，“但，像在寒冷的冬季醒来。”
“没有暖意，酒吧里都是外国人，你不知道他们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你不会如饥似渴地读一本杂志，｛1文｝打电话、取钱要｛2人｝说英文，约会美国｛3书｝女孩子，你不知道｛4屋｝她会不会答应……”咖啡厅里有手机铃声，他低头检视自己的手机，“现在，接电话是很烦的事，但是在那个时候，周末呆在租的公寓里，电话铃声真是让人兴奋。”
窗外的黄昏渐渐暗下去了，楼群影影绰绰。他凝视了一会儿暮色，说：“所以我想我为什么不信任别人。大学时代的经验和亚文化导致的凄凉，在交朋友的时候，会一直从物理学的角度去想，‘为什么是这个人？凭什么？’不相信特殊性。”他停顿了一下，“也许应该翻出当时的日记看看。”这个习惯是在大学时代蚀骨的孤独里开始的，他说自己在日记里扮演着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角色，“观察自己，治疗自己，”那种冷静，就像敲碎一个人的骨骼，看显示清晰的纹路。
没有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一个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接近、发现和安慰自己的灵魂。
四
“有一次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咱们组建一支乐队吧，他说他现在正在国内做生意呢，说你还玩乐队？这是什么时候了？”他转动手中的杯子，“从那以后，我开始入世了。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很多不可逆转的选择就要开始了，很多门会轻滑地锁上，轻微的“咔嗒”声要几年后才能听到。
1995年，张朝阳拎着两只箱子回到北京……1996年创建搜狐……1997年……1998年……2000年。
“回来之后没有失望过，一分钟也没有，很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看到远山的景致……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出地名……就像吃久了没有加沙拉酱的卷心菜，忽然吃到好吃的川菜一样有滋有味极了。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他招手叫来服务生要了一客牛扒，为吃过东西的我点了一份洋葱汤。“现在，我一般吃早餐还是西式的，这是对9年美国生活的惟一追忆。”
但是，从西安到北京再到美国，又回到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回到西安，很多亲戚仍处在很遥远的过去……生活背景的支离破碎令他有“恍惚感”。
“所以我对在国内成名这件事有点麻木，可能是生活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弥散化造成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在那个群体里的成功是成功吗？”
“很多人都知道你说‘诚惶诚恐才能生存’。”我有些迟疑地说。
“那是在商业上，必须挑战自己，必须有危机感，但是危机感一旦缓解，虚无感就来了，像……像踢一场球，赢了，赢了又为了什么呢？太累了，这么多年赶路赶得太累了”他以手支颐，沉默了很久，面容在明亮光线中格外清冷。
五
“我36岁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应该是找到为什么而活着的时候了——为了房子、车、孩子……但我找不到依托，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这种感觉……”他手指轻叩桌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问。
他静默了很长时间：“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太轻了……可是托马斯仍然为正义活着，为自由活着……”
“你没有规则吗？”
“没有。接近中年的人都被上司、家人、同事种种小社会的规则稳定住了，我没有这样的规则稳定自己。”
我看着这个骄傲又孤独的人，等他说下去。
“可能，必须重新发掘那些朴素和有意义的事情，或者，用理性说服自己去感动，不能这样下去了。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人走到街上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像长白山上的一条狼……”
六
出租车上，他一言不发，很久才说：“按常理，谈话应该是有来有往的，但一个人出了名，就可以这样连续三个小时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他的手机响了，是记者的约访。挂断电话后他说：“这样不断地做讲座，讲WTO，讲市场化。也许……我的生活里其实还是有一条规则的，就是希望国家富强。”他做了个手势，“Whatever，哪怕是为了……我自己。”
遇见蔡琴
我听蔡琴的电台节目比听她的歌早，大约10年前。
那是台湾中广流行网的“日正当中”，她主持了13年，最后一期，却不动声色离开。等到可以问她原因时，是在多年以后的北京。7月21日晚上，我们对坐，中间隔了走来走去的人，灯，还有时间。
“因为那时候离婚，心情很不好。电台非常反映我的真实性格和内心生活，那是一个幽默坦白的节目，以那时的心情是完全没有办法做下去的，所以离开了。”她悠悠说起当年事。
我打量她，穿镶蕾丝的紫衫，碎钻的链子缠在腕上，在灯下闪烁不宁。背后是红的墙，白的百合。她言笑晏晏，不见岁月痕迹。
“怎么走过来呢？像我新专辑里的《缺口》一样……时间吧。我也有爬不起来的那些时刻，但那些时刻，不必大声呼痛，忍一忍吧。那个时候，音乐是非常好的朋友，它是那么善解人意，你会直觉需要它，一旦它播放出来的时候……” 她深深吸一口气，手势庄严温柔，“空气里都是了解。”
“很早就明白唱歌会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吗？”
“绝对没想到。我是一个没有计划也没有太大智慧的人，从小我幻想当画家，没想到这支笔后来只是用来化妆，哈。当时是一个美工设计的学生，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不是为了爱唱歌，只是那时台湾的学生人手一把吉他，于是我也去买，付钱之前看到海报，说是比赛前五名有吉他赠送，就去了，于是被唱片公司选中。”
那是1979年，她穿白衫黑裙，梳妹妹头。
“那时你怎么懂得《恰似你的温柔》里那种人生滋味？”我纳罕。
她莞尔，“我的音色比较成熟，乍听之下，好像很懂这首歌，那时还是一个大学生，怎么会明白呢？但是我后来问梁弘志，你写的时候你懂吗？他说也只是当写新诗来写的。当然，这首歌唱唱唱，唱到现在，至少也有上万次，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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