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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中西文化领导权的较量中，我们之所以在民主乃至整个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力去发掘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背后的伟大意识，缺乏这种伟大意识的引导，使得经济改革的成就可能被金钱的贪婪、物欲的膨胀和暴发的炫耀所牵引，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沦丧。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将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伟大的政治意识之上，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胡温新政以来，我们不仅在社会政策层面，而且在文化价值层面，不断恢复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人民主权思想及其背后的平等价值，也开始恢复儒家传统文明中的政治伦理原则、民本思想和和谐价值。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既是爱民如子的儒家政治传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传统，更包含了约束政府权力的西方民治传统。中国文明正是在古典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西方自由法治传统之上，孕育着新的未来。面对这个光明的未来，依然需要全球的中国人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强的自信心，共同探寻中国的道路。
香港曾经是中国从大陆迈向海洋的政治跳板，那是继郑和下西洋后又一次富有政治意义的、而最后失败的远跳。而如今我们在香港正经历着静悄悄的第二次远航。香港不仅是我们展现给台湾的“一国两制”样板，也是我们巩固东盟的基础，更是我们透过东盟与伊斯兰世界建立合作、互惠和互信关系的纽带。若能善用香港，善用香港发达的商业、市民社会和文化这些“社会性力量”，善用香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善用在香港积累起来的治理经验，则香港依然是撬动西方世界的支点。在这样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国香港又将经历怎样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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